第4个回答 2020-06-04
内容提要：清末和民国时期是我国近现代学前教育的肇始、转型和发展阶段，为现代中国学前教育奠定了重要基础。通过对清末和民国时期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环境、制定主体、制定目的及政策体系四个方面进行梳理，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再现了学前教育政策制定、执行、演变和跃迁过程，揭示了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总结了学前教育政策制定在这两个时期的根本性差异，对于学前教育领域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 键 词：清末 民国时期 学前教育政策 政策要素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一般资助课题“新时期我国学前教育立法研究”（1603054）。
教育政策制定是国家和政府实现其教育管理职能的主要手段。学前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基底工程，是造就人才，提高民族素质不可缺少的教育阶段。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政府用以实现对学前教育领域有效领导和管理的体现。政策具有时代性，学前教育政策也不例外。作为我国近代学前教育的发轫和发展时期，清末和民国属于近代学前教育历程中具有显著特点的历史阶段。此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这两个时期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调整及变化，与学前教育的发展形成了相互促进及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清末学前教育政策抄袭日本严重，其性质、培养目标、内容和趋向具有明显的近代化特征，虽然在科学性上较之古代学前教育政策有着显著进步，有提升家庭教育水平的设想，但是其封建性亦非常明显。而到了民国时期，民主政体的建立保证了体系化现代性的学前教育法令法规出台，学前教育发展的民主性、规范性明显增强，规模明显增大。
剖析这两个时期学前教育政策过程，能够清晰地发现民国学前教育政策在制定环境、制定主体、制定目的及政策体系等方面较之清末有着明显的根本性的转型，政府指导与监管的强度也是清末所难以企及的。特别是将其置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系统中加以考察，可以加深我们对于近代学前教育政策演变发展的认识，对我国近代学前教育政策的动因及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找出近现代学前教育的差异及现代学前教育事业建设的条件和内容取向，促进我们对当今学前教育事业诸多问题的了解，总结学前教育发展规律及得失利弊，有助于我们以历史的眼光，从更高的层次，对当今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解读与研究，为我国当今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与借鉴。
一、学前教育政策制定环境的根本性转型
政策与环境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其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状况等因素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社会环境对公共政策起着更直接、更重要的影响，有着制约甚至决定的作用[1]（P105）。教育政策环境影响和制约教育政策的制定，因此，我们可以把教育政策看作社会众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清末和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社会政局动荡，近现代工商业兴起，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广泛传播，对中国社会的传统育儿理念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民国时期，由于时空环境的影响，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得到了持续的跃迁与发展，尤其是在民国中后期，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因此，要准确把握学前教育政策在这两个时期的根本性不同，就要先从影响学前教育政策制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社会因素入手进行考察。
（一）近代工商业由萌发到比重上升促进了学前教育政策化进程
1.近代工商业萌发激荡了清末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农业国家。在鸦片战争前，从整个国民经济状况来看，中国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当稳固，农村“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并无多少变化，自然经济分解程度很低；19世纪后半叶，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携带着其工商模式进入中国。为掠夺资源，帝国主义在我国领土上非法开设工厂，办工业、开矿山，掠夺的同时也给沿海城市带来了新的生产生活方式。虽然主观上西方列强并非对中国的经济秩序感兴趣，但是其侵略行为客观上迫使清末传统的经济体制发生了被动的转型，自然经济分解加速，农村耕织分离，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农产品开始商品化。1860年以后，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僚也在“求强”“求富”的口号下建立军用工厂、开办民用企业，中国的对外贸易急剧增长，建立了最初的现代企业，包括兵工厂、轮船公司、钢铁厂和纺织厂在内的一批最初的近代企业建立并发展起来。随着这些近代工商业的建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产业工人。到19世纪末，民族资本主义渐趋发展，很多劳动妇女走进工厂企业，参加大工业的生产劳动①。在这种情况下，学前教育责任完全由家庭来承担的模式受到了挑战，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产生了学前教育社会化的需求，解决婴幼儿的教养问题，使劳动妇女无后顾之忧，这是经济发展和大工业生产对幼儿教育社会化的迫切要求，为近代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础和必要前提。
2.经济结构的转型促进了民国时期公育理念的社会认同
相比较清末，民国时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速解体，传统的纺织手工业受到巨大冲击，随着工厂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就像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述：“在机器上工作，无论是纺或者是织，主要是接断头，而其余的一切都由机器去做了，做这种工作并不需要什么力气……于是愈来愈没有必要使用男人了。”由于妇女较易管理且工资相对较低，城市工商业对妇女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增强，因此，在全国范围内，除矿山工人外，女工人数大量增加②。
自古以来，就社会整体来讲，中国学前教育并无特设的专门机构，而是在家庭中进行，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而在我国传统社会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下，相夫教子的任务主要落在妇女身上，她们自然成为学前儿童的主要教养者。教养儿童的“训诲之权，实专于母”[2]（P23）。而民国时期妇女身份地位发生的被动转变，妇女离开家庭走进工厂参加工业生产，必然导致她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家庭和育儿，对子女的教育难以全心全力。妇女对育儿重视程度的被迫下降，成为引发国人认同并支持儿童公育发展的诱因，国人逐渐认识到公育化的育儿模式的重要性，“只有实行儿童由国家教养的制度，只有集合一切科学家、艺术家、营养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等，协同一切父母作真正联合努力于下一代儿童的教养，然后才能使无数的儿童的身心获得健全而优美的发展”[3]（P263）。公育理念的普及为以儿童公育为主要特征的学前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保障。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