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3-27
我心中的父亲--钱丹
爸爸走了，留给我的是无尽的思念和追忆。很多想说却未曾说出口的话，如今也无法再告诉他了。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太短暂，总感觉和他在一起的时间不够。我一直期待退休后能回到他身边，陪他聊天，听他讲古文课，读他的诗，帮他誊抄诗文。在八十年代，电脑还未普及，我曾准备钢板、铁笔和腊纸，想帮他刻印诗文，还计划回上海买部油印机，帮他出版作品。我还期待能和他闲聊，增进彼此的理解，弥补童年时因远离他而未能在他疼爱下生活的遗憾。我一直期待在他百岁生日时，能带着我在四川的一家人回到上海，向他祝贺。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泡影。
我的小孙女高妙在电话里听到我告诉她外祖祖去世的消息时，她痛哭流涕。我默默地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哭声，心中暗自流泪。她抽噎着说：“我再也见不到外祖祖了。”她童年的梦想就是能到上海看望外祖祖。记得父亲曾有一首诗写道：“书穿三峡抵闲门，四代殊时一脉温。柯叶疏根在我，含饴笑待外曾孙。”我庆幸自己一家三代能在四川开花结果，延续了父亲的根。如今，我的大孙女高雅已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并走上了教师的岗位。
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是有些怕他。他寡言少语，不像伯伯和三叔那样性格开朗，会逗孩子开心。我只记得他喜欢用食指和中指弯曲成钳形来夹我的鼻子，逗我玩。我总是被他吓得哭。夏天乘凉时，他坐在藤椅前，把我放在他的身后，和别人聊天，却忽略了我。我缩在他身后，一动也不敢动，实在忍不住就放声大哭。他只好把我抱走。
1932年，我出生时，父亲已在南京外交评论社工作。1935年，母亲朱慧珍在常州病逝。1937年，抗战爆发，父亲随报社西迁入川，长达八年的抗战期间，我和父亲分居长江两岸。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冬天父亲回到上海，我才再次见到他。那时我已经13岁，才第一次喊他“爹爹”。这八年的漫长岁月，我在幼小的心灵里，期盼的是父亲能回来，就像祖父期盼胜利一样，这是天性。在我的童心里，我想的是别人家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而我没有。爸爸回来，就是我的保护神，是我的后盾，是我的依靠。我把对母亲的依恋，全都倾注在父亲身上。
小时候，我对父亲的认知是离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自己经历的风风雨雨，我慢慢懂事，慢慢理解了他。其实，父亲非常疼爱我，很多事都让我难忘。
记得小时候，我都会患一次麻疹。我一直到14岁才出麻疹。大概是在1947年，住在父亲新家的亭子间发高烧出疹，我一直在室内避风，父亲精心照料我。有一天下午，父亲炖了腰子汤，小心翼翼地从楼梯下厨房，双手端一碗汤来叫我趁热吃。我站在亭子间门口，双手接过碗，凝视着父亲。他没在意，返身下楼，我忍不住感动得悄悄哭了。因为这种父爱，对我太宝贵了，我深深地领受了父女情深。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我当时住校，参加欢迎解放军入城的活动。形势发展很快，在广泛动员知识青年参加革命的活动中，我没有征求任何人同意，毅然报名参军。经过统考，在《解放日报》公布了录取名单，七月报到，我被分在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我毫不犹豫地随部队离开上海，奔赴南京集训，聆听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粟裕大将军等的报告，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人民服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脱下红装，换上武装，打上裹腿，接受军事训练。在革命队伍的新风尚、新气象中，我开始新生活。不幸的是，九月秋后我染上了伤寒，高烧达40度不退，人已完全昏迷不醒，被紧急送往军医院。当年大队送去三名，只有我一人有幸生还。那时对伤寒，没有特效药，一直用奎宁退烧，从九月住到十一月。我身高1.6米，体重只有70磅。两耳全聋，头发脱落，一直站立不起，不会起步。院长常来查房，每次都拍拍我的头说：“小鬼！你要死的知不知道？”我天真的傻笑，对“死”还毫无认识。就在我昏迷中，部队开始向西南进军。当我从昏迷中醒来，知道战友已出发，我痛哭一场。
爸爸在上海得知我的处境，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准备接我回家。爸爸费了不少周折找到我住院部病房，见到我。我躺在床上还坐不起来，两耳全聋，听不见父亲说话。我看到父亲来到病床前，非常激动，张开双臂，紧紧搂着他不放，只顾自己和他说话。爸爸只好用笔和我交谈，他的本意是接我回家，但我仍未跟父亲回上海。父亲无奈，只好给我留下一些零用钱，怏怏地回上海。
父亲其实一直想把我留在身边，他是十分疼爱我的。1994年，父亲重病一次。我远在四川，久无父亲音讯，心中万分焦急，不得已，写信到常州向三叔叔家的弟弟妹妹倾诉，他们善解我意。习之妹、及时弟相约从常州赴沪看望父亲，并带去录音机让父亲对我讲话，录下音来。后来克之弟将磁带寄给我。我如获珍宝。每当想念父亲时，就把父亲讲话录音放出来听听。听到父亲的声音，既是乡音，又是亲音，特别亲切，欣慰，觉得父亲活鲜鲜地就在身边。
去年父亲病逝，我万分悲痛，天天放父亲讲话录音听，流着泪逐字逐句记录下来，整理复印，分别寄给上海、常州、山东、海口、香港、浙江等地的叔伯姐妹和表姐妹，还有湖南、北碚的父亲至友，好友，让大家和我分享。讲话内容丰富多彩，他讲到自己积极的人生观，从小到老，受庄子影响很大，还反复钻研《易经》，写了一本《易经史观》，准备将来出版。也说到他晚年特别想念祖母。他和三姑曾不约而同地和我说过：“老来天天想的是白家桥的事。”讲到自己的诗作时说：“有千把首，好的不是顶多，要慢慢整理誊抄，在誊抄中要删改。诗集定名为《尘痕韵语》，诗词不分，是有韵的作品。”
现在我把这次的讲话视为是父亲对我的嘱托，遗言。父亲七十三岁时重病一次，在《七月中旬病榻记事》中有首诗：“病来崩势剧难持，石转天回系一丝。心底无言俱可了，回头时顾梦痕诗。”他的心愿全牵挂在诗上。
回忆父亲的种种幕影，总也免不了要想到自己的母亲朱慧珍。母亲十九岁前一直在父母身边，从未出过门，一下子嫁到钱家来，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大家庭。有伯叔姑嫂，侄、甥等。父亲已赴南京，不在母亲身边，一切得由她独自应付周旋，精神上十分紧张，总是小心翼翼，怕这怕那，很压抑。加之钱家姑娘一直和男孩一样攻读四书五经，都能吟诗作文。而我的外婆家重男轻女，女孩子不像儿子一样读书，总是自己私下偷着学点，所以母亲进入钱家就很自卑。父亲常年在南京，每月回来送家用，住上两三天，母亲孤伶伶地在这个陌生环境中，没有丈夫的庇护，依附，日子是难熬的，精神是忧郁的。二十岁生下我，二十三岁就丢下我和父亲撒手西去。她一生如此短暂，就永远无声无息地长眠在钱氏家属坟地。我非常同情，惋惜自己的母亲，我认为母亲是一位悲剧人物。
母亲病重时，祖父把父亲从南京召回侍奉四十多天。母亲逝世，父亲很悲痛。凤池舅舅陪着父亲长守在母亲坟地不愿离去。当时，父亲年仅二十七岁。以后十多年父亲一直孤身一人在外，后来祖父曾去信重庆说：“你如遇到适当人家就在外省结婚，作人家的赘婿吧！”父亲回信说：“我决不作始迁祖，一定要回乡陪侍父亲的。”所以父亲在《春城记事》中有一首对母亲周年祭并示我的诗：“马鬣封前宿草荒，海枯石烂意偏长。梦回孤枕三千里，剩有残灯识断肠。”抗战胜利，父亲回归故里，曾为母亲扫墓祭奠。父亲对母亲的感情是深厚的，婚后伉俪感情甚笃，母亲也非常尊爱父亲，满意自己婚姻，这点算是对母亲最好的安慰。父亲曾对我说过：“我该早点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