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夫人教子，并不满足于书本知识的教育，而是抓住生活中一切对于子女教育有利的事情，并用自身言行，做出表率，达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有两件寓意深刻的事，可以说影响了苏轼的一生。这两件事，苏轼都有记载。
苏轼在《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一文和《异鹊》诗中记叙到：小时候自家的书房、院落中，竹柏丛生，杂花满院。美丽的桐花凤鸟三三两两飞聚于桐树上，与主人和睦相处，巢穴低得可随手拿到。邻里乡亲见状，惊叹不已。
有一天，家中的一只花猫捕着了一只漂亮的桐花凤，可怜的小鸟在猫的利爪下拼命挣扎着，发出凄厉的叫声。虽然在苏轼兄弟的救护下，小鸟也未能幸免。
苏轼手捧血淋淋的小鸟不知所措。小伙伴中有的吵着要烤来吃。这时，程夫人来了，当问明情况，便教育他们说，做人要有仁爱宽厚之心。这件事让苏轼终身难忘。
苏轼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