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个回答 2008-08-13
金庸是一个成功的报业巨子，更是一个成功的武侠小说创作家。将其定义为一代通俗文学大师是恰如其分的。既然称做通俗文学大师，还是有必要通过他的小说进行一番文学雅俗观的论辨。
雅与俗，从字面上讲，一个是指高雅美好，一个是指平凡通俗。文艺界对此已有广泛的论争，这里不做赘述。但是为公众所认同的是，文学艺术雅和俗之间的界限是相对、模糊的，往往是俗中有雅，雅中有俗。在文学史上，雅与俗还是可以相互转化。《诗经》中的“雅”是庙堂颂音，当时广泛流行民间的“国风”艺术成就却远远高于它；王国维《人间词话》称“诗庄词媚曲俗”，在如今，词曲的艺术魅力也已为众人所公认；明代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也是在通俗文学的基础上加工创作而成的经典。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雅与俗？它们的界定带有时代性、阶级性、对象性的特征。时代性就是指在不同时期可以有着不同的评论；阶级性容易理解，是针对观照主体的阶级地位而言；对象性则是指文艺作品接受对象（主要指读者）的影响因素。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把握，因而也会有多种不同的雅俗理解方式。
第一种：雅指典正的、端庄的、高尚的、摆脱了低级趣味的、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引导道德文化水准健康向上的文化品味。而俗则指称邪僻的、诡橘的、平庸的、低级趣味的、引导社会道德水准下滑的文化品味。在市场经济浪潮作用下，市面上流行的音像报刊充斥着艳情、黄色、暴力等内容，就属于后者，可以用俗之又俗的垃圾来形容。
第二种：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在第一章论何谓“俗文学”时说：“‘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句话说，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与之相对应的雅就是流行于士大夫上层文人雅士的贵族文学了。
第三种：雅与俗的另一重区分是以新潮的流行的为雅，而以过时的朴质的为俗。但是，由于文化观念、审美情趣的不同，流行的时髦华丽往往被认为是俗，古朴自然才是真正的雅。
当然，无论是哪一种标准，都不是绝对严密的。以这三种方式来评判金庸的武侠小说，第一种观点会认为是雅文学，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是俗文学，但还不是十分地严密，第三种则让我们一时难以界定，似乎摹拟两可。其实无论雅俗与否，最重要的是读者是以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雅俗观来把握文学作品。从另一个意义上讲，雅文化与俗文化互有长短，各媲其美，正如花不能只有一种颜色一种姿态，梅兰菊竹都有它们各自的不可替代的美。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一定时代的文化，总是以统治阶级的趣味好尚为主导的，所以尚俗或尚雅也表现出不同时代的文化品味。
现当代的通俗文艺中，有的也不免趋新追奇，带有一定的商业性和娱乐性，有的也掺杂着庸俗低级的不健康成分。金庸小说创作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反倒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读。其影响更是难以有人能够企及，首先是持续时间长，《射雕英雄传》最初在报纸上连载时，许多人争相传阅，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个时候起，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热”还是长期盛行至今不衰。其次是覆盖地域广，金庸的读者遍及全球各地，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南宋柳永的词柔肠似水，只要是有水的地方就可以诵读，然而将之与金庸相比的话，绌境俨然。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上至高官、学者、教授，下至普通民众，都有不少的金庸迷。在八十年代，根据根据金庸原著拍摄而成的影视作品也曾一度达到万人空巷的情景。凡此种种，都无可辩驳地说明金庸武侠小说的独特魅力。
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坛在二十世纪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学现象，如果没有他的小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定将失色许多。1994年8月，由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一书中，金庸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列第四位。他还被北大等多所高校聘为客座、兼职教授，受任浙大文学院院长，这此也都无疑肯定了金庸在中国文坛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武侠小说渊源甚远，先秦两汉就有零星的记载，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刺客专诸、要离、荆柯、聂政立传，虽没有后世武侠小说那样完整的故事情节，却也在一定角度和层次塑造了生动的刺客形象。到中唐之后，武侠小说同其它小说一样发展得更为成熟，游侠之风的盛行刺激了一批描写豪侠义士的传奇作品的涌现，如《红线》、《聂隐娘》、《昆仑奴》都是较有代表性的，晚唐时期杜光庭所作的《虬髯客传》也颇有影响。这些传奇作品与前代相比思想主题更为鲜明，艺术手段也更为精湛，已经运用较为纯熟的手法来描写揭示人物的心理特点和性格特征。施耐庵的《水浒传》则可以认为是中国武侠小说史的一座颠峰，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超群绝常的英雄义士。近代鸳鸯蝴蝶派的武侠小说是该类小说创作的又一高潮，尽管其所表达的思想主题与艺术成就难以有较高的成长和飞跃，但也不乏佳作可云。
游侠剑客大都脱离政治，以江湖武林为自己的生活环境，寻求的是武林中的价值体现与人格尊重，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比较微渺的。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从古自今，他们就没有很高的社会和政治经济地位。韩非子将之与儒者、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斥为“五蠹”，是对国家有害的人，还把消除五蠹的必要性提到了亡国与否的高度，“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新中国之后对于武侠小说的接受，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人区还是比较早的，大陆地区对于武侠小说的大规模接受还主要始于八十年代。金庸留给读者的印象是深刻的，人们对他的评论也是纷繁各异，毁誉参半，褒贬兼具。对于同一个人物所给出的评价能有着迥然不同的说法，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是少有的。对于金庸的种种评论，甚至还出现过多次的论争。
站在反面的，茅盾认为武侠小说是“封建的小市民文艺”，孙犁认为武侠小说“是一种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这种小说，重新宣扬我们民族那些封建的、不科学的、甚至愚昧的东西，重弹这些老调，迎合国内外低级趣味和好奇之心，这在晚清、民初，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作者，也是不肯干的，要遭到严正指摘的。但目前，却有一些人醉心于此。司马迁所写的游侠，都是丰满的血肉，社会的人物，都不像武侠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浅薄、庸俗、甚至可厌。” 鄢烈山说“我的理智和学养顽固地拒斥金庸(以及梁羽生古龙之辈)，一向无惑又无惭。有几位欣赏新武侠小说的文友曾极力向我推荐金庸梁羽生，我也曾怀着‘一物不知，君子所耻’ 的心理借来《鹿鼎记》、《射雕英雄传》，最终却只是帮儿子跑了一趟腿。我固执地认为，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无论什么文学天才用生花妙笔把一个用头走路的英雄或圣人写得活灵活现，我都根本无法接受”，“从历史认知的角度讲，武侠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无足轻重。”“从价值取向的角度讲，无论把武侠的武德描绘得多么超凡入圣，总改变不了他们‘以武犯禁’的反社会本质。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把流氓的祖宗追溯到武侠，这是很有道理的。流氓即蔑视社会公德和社会规范的反社会分子；武侠迷信的是个人或团伙的武功，鄙弃的也是社会的秩序和运作程序。在追求法治和社会正义的现代社会里，这绝对不是一种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文化’” ，“从文化娱乐的角度讲，同样是消遣性的东西，武侠小说 比起《福尔摩斯探案集》等侦探小说来，也要低一个档次。看侦探小说是一种启人 心智的游戏，而武侠小说呢，从根本上说有如鸦片，使人在兴奋中滑向孱弱。” 也有相当多的名家对于金庸及武侠小说是持肯定态度的。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中谈到《断魂枪》时说：“它本是我所要写的‘二拳师’中的一小块。‘二拳师’是个——假如能写出来——武侠小说。我久想写它，可是谁知道写出来是什么样呢?”武侠小说虽没有写成，但《断魂枪》特有的那股刚烈而又悲凉之气，依然分外感人。老舍的长篇小说中，经常活跃着一两个侠客的影子，如《老张的哲学》中的孙守备，《赵子曰》中的李景纯，连《猫城记》中还有个勇于献身的大鹰，他们在危难关头仗义行事，扶贫救急，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直到1947年，老舍在美国纽约还写三幕四场话剧《五虎断魂枪》，其中突出赞美了王大成、宋民良为代表的豪侠之气。章培恒认为“金著武侠小说比起《李自成》来，具有想象奇特，结构紧凑、富于幽默感等特点。” 冯其庸更是大为赞赏金庸小说，认为他的小说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并且“在古往今来的小说结构上，金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金庸是当代第一流的大小说家，他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奇峰突起，他的作品，将永远是我们民族的一份精神财富！于消遣之中给人以某种有益的启示，因而不失为上乘之作。”就连英国汉学家、前纽西兰大学中文系主任约翰·明福德都把金庸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值得也有必要向西方和世界推荐；而且，我相信金庸对于世界文学的意义，绝不会因是武侠小说这一样式而有丝毫减弱。……我确信这些作品当属世界精心创作的文学之列,它们完全可以同司各特、大仲马、史蒂文森以及其它名作家的佳作并列。”
无论毁誉，金庸小说受到上至高官名士下到贩夫走卒所欢迎，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在我们再简单地说说他的小说中较为显著的几个特色。首先是大多数作品都有明确的年代，并且以历史事实为故事创作的大环境和大背景来展开，这与古龙小说无朝无代相比确实有所不同，如《射雕英雄传》主要讲述的是宋代靖康之乱后的江湖侠士的侠行义举，通过郭靖、杨康两人展开故事。《天龙八部》则写的是北宋末年，中国版图内宋、辽、西夏、大理、吐蕃五个政权背景下，乔峰、虚竹、段誉三位主角的不同遭遇。不仅如此，金庸还对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进行艺术再加工，《射雕英雄传》中的王重阳、全真七子，《倚天屠龙记》中的张三丰都是在史书上确有其人有迹可寻。传统的武侠小说主要以情节取胜，往往不重视人物描写，而金庸则注重写人性，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同样是女侠，黄蓉、小龙女、任盈盈、殷素素，各有其性；同样练就“降龙十八掌”，北丐洪七、郭靖、乔峰的性格和命运各不相同；同样是反面人物，慕蓉复、段延庆、左冷禅、岳不群各有恶行。与此同时，金庸还写出了夏雪宜、林平之、向问天、谢逊等亦正亦邪、富有深度的人物形象。
作为武侠小说，金庸在武功描写、命名方面可谓是煞费苦心。其笔下所描与的武功大都有着动听美妙的名称，并且在武功中凸现人格，使武功成为人物性格的外化形式。降龙十八掌各招招式命名来源于《易经》之中，如亢龙有悔、飞龙在天、见龙在田、神龙摆尾等，都是《易经》中的卦名，“亢龙有悔”原本是指上升中的龙到了一定高度只能转而向下，表达的是物极必反的道理。北冥神功取自庄子《逍遥游》一篇，它是逍遥派的武功，以积蓄内力为第一要义。内力既厚，天下武功无不为我所用，犹如北冥，大舟小舟无不载，大鱼小鱼无不容。“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能够容纳几千里的大鱼必定是非常广阔的海洋，因而北冥神功正是寓含了广大恢宏之意，也体现了神功的威力。姑苏慕蓉的绝技“斗转心移”的巧妙之处在于借力打力，“以彼之道，还治彼身”是其哲学含义所在。“凌波微步”典出于《洛神赋》中：“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转昐流精，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华容婀娜，令我忘餐。”武功命名如此，人物命名亦然。《天龙八部》中李秋水、李沧海、巫行云三人取名来自于元稹的诗作《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金庸加以改造利用，恰如其分地说明三个人物的命运和性格特征。
武功与琴棋书画融为一体是金庸小说另外一个突出的特征。在他的作品中，有数十次描写到琴棋书画与武功的融合。东邪黄药师琴棋书画、医卜兵阵无所不通，他创的《碧海潮生曲》模拟大海浩瀚，远处潮水缓缓推进，渐近渐快，波涛汹涌，极尽变幻之能事。但这曲子之中又暗含极厉害的内功。在郭靖与欧阳克竞技接受东邪考验之时，郭靖就因感应较淡险胜欧阳克。《笑傲江湖》中刘正风与曲洋临死之前，两人琴箫合奏了《笑傲江湖曲》，两人心神相通，肝胆相照，慷慨悲歌，是伯牙子期的第二个版本。金庸酷爱围棋，人所共知。在小说中也有许多的围棋高手，黄药师、无崖子、木桑道人、黄眉僧、段延庆、黑白子。金庸小说写围棋对弈有两处极为精彩，一处是虚竹破解苏星河的玲珑棋局，一处是向问天和黑白子摆棋时，用前人的《呕血谱》引诱黑白子。
金庸小说中以书法为武功，当数张三丰所创的一路“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境界最高。《倚天屠龙记》中对这路书法从由来到实战，讲解得十分清楚。张三丰文武全才，不仅武学上是一代宗师，其文才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这24个字中，不仅包含一套上好的书法，更包含了一套极高明的剑法。他的徒弟“铁划银钩”张翠山经过一番波折之后，深得此书法精髓。在与谢逊比武之中，他更是将此书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说到书法，金庸小说中还提到了褚遂良《房玄龄碑》、张旭《自言贴》、王羲之《丧乱贴》，还有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由此可见，金庸对于书法也如围棋一样颇有研究。绘画方面的描写与前三者相比较少，较为突出的主要有黄药师、无崖子与江南四友中的丹青生。
金庸小说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也有武侠小说共有的模式化通病。情节安排方面固然有其独特之处，但也有相当的缺陷可以指出。不过无论如何，这些不足与小说艺术成就相比，可谓是九牛之一毛，可以忽略不计的。他的作品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意蕴响彻武侠小说界。他创造出的成就就像是武侠小说史上的又一座高峰，突破传统而在短暂的时期又难以有人能够企及，把金庸尊为当代“武林”的坛主也绝不为过。不仅如此，金庸武侠小说还上升为一种文化象征，成为这一类文学创作的典范与标榜。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