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10-23
中国古代科技成就
一 天文学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名著简介
具有辉煌成就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孕育了丰富的天文典籍，古代天文学家以他们饱蘸知识的笔墨写下了许多著名的篇章，给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天文学遗产。
历法著作
历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内容，它不仅包括年、月、日、时、节气的安排，还包括日、月、行星运动，交食，晷影，漏刻，恒星出没，天空分区，等等。因此，中国古代历法有现今天文年历的性质。
现在保留下来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夏小正》相传是夏代（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历书。其中记载有人们由观察天象和物候决定农时季节的知识。它原是《大戴礼记》中的一篇，后来单独成册流传。据考证，正文只有四百多字。就天文知识来说，它按十二个月的顺序记述了每月的星象，如早晨和黄昏出现在南方的星星，北斗柄的指向，银河在天空的位置，太阳到了恒星间什么地方等。此外还有每月的气象、物候以及应该做的农事和政治活动。例如：“正月，启蛰，……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悬在下，……”这里“鞠”和“参”都是星名，“斗柄”就是北斗七星组成勺子形的把子。这部书是否夏代的历书，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但它至迟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已经成书，而且根据书中反映的天象等情况，说明确有更早时代的资料。
自汉代（公元前205年到公元后220年）起，就有完整系统的历法著作留传到现在，包括在各历史朝代中颁行过的和没有颁行过的历法共约一百种，绝大部分收集在《二十四史》的《律历志》中，这是研究中国历法的资料宝库。现择要略作介绍。
《三统历》，西汉刘歆（？-23）作，一般认为是根据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邓平、落下闳等人创作的《太初历》稍加修改而成。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历法，后世历法的基本内容这时大体都已具备。《三统历》共有七节：统母，纪母，五步，统术，纪术，岁术，世经。统母和统术讲日月运动的基本常数和推算方法，包括回归年、朔望月长度、一年的月数、交食周期、计算朔日和节气的方法等；纪母、纪术和五步讲行星的基本常数和推算方法，包括五大行星的会合周期、运行动态、出没规律、预告行星位置等；岁术讲星岁纪年的推算方法；世经讲考古年代学。《三统历》还明确规定，以无中气的月份置闰，并选取一个“上元”作为历法的起算点。《三统历》的这些内容，对后代历法影响极大，有的沿用至今。清代学者钱大昕（1728—1804）、李锐（1773—1817）、董佑诚（1791—1823）等人都曾对《三统历》做过详细研究，日本、法国学者还把它译成日文和西方文字。
《乾象历》，汉献帝建安十一乍（公元206年）刘洪（约135—210）作。它对月亮运动的研究有了新进展，首次提出月亮近地点的移动（过周分），从而算出近点月长度，并在一近点月里逐日编出月离表，又首次提出黄白交角是六度（兼数），首次提出交食计算中推算食限的方法，这些都对后代历法影响很大。
《皇极历》，隋文帝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刘焯（544—610）作，未颁行。《皇极历》考虑太阳和月亮视运动不均匀来计算日月合朔的3 时刻，创立了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①。为了求得任意时刻的定朔改正值，又创立了任意间隔二次差内插法的公式。这在中国天文学史和数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后代历法计算日月五星运动使用的内插法多继承《皇极历》的方法并继续发展。
《大衍历》，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僧一行（683—727）作，后经张说（667—730）和陈玄景整理成文，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颁行，使用到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传入日本，在日本使用近百年。《大衍历》结构严谨，条理分明，共有历术七篇，讲具体计算方法。另有历议十二篇（其中略例三篇），讲历法的理论问题，是一行为《大衍历》写的论文，通称《大衍历议》。《大衍历》的制定是从制造仪器开始的，经过实际观测确定基本天文数据，这是科学的方法。经过《大衍历》的制定，对太阳月亮运动不均匀现象有了正确全面的了解。通过实际观测，破除了一千年来流传的“寸差千里”的谬说。在计算方法上，《大衍历》创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的公式，比起《皇极历》来又是一个进步。
《授时历》，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郭守敬（1231—1316）作，次年颁行。明代《大统历》继续用它的方法，前后共使用三百六十多年，是古历法中行用最久的，也是在天文数据、计算方法各方面发展到高峰的一种历法。中国古典系统的历法到此为止，以后就有西方天文知识传入并影响到历法的编算。现存《元史·历志》里的《授时历经》上下篇是郭守敬在王恂（1225—1281）初稿基础上重新编定的。当时《授时历》虽已颁行，但各种数据用表、推步算法没有定稿。元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王恂不幸去世，由郭守敬一人主持完成。他“比类编次，整齐分秒，裁为二卷”。《授时历》共有七部分，内容相似于《大衍历》；但采用等间距三次差内插法计算日月五星位置，又用弧矢割圆术和类似球面三角的方法根据太阳黄经求它的赤经赤纬，这两种方法在天文学史和数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目前，有许多中外学者在对《授时历》进行研究。
《崇祯历书》，明末徐光启（1562—1633）主编，李天经（1579—1659）续成，从崇祯二年到七年（公元1629年到1634年）前后共用五年时间完成。它从多方面引进了欧洲古典天文学知识，内容包括天文学基本理论，三角学，几何学，天文仪器，日月和五大行星的运动、交食，全天星图，中西单位换算等，共四十六种，一百三十七卷，采用第谷（1546—1601）的太阳系结构系统，计算方法中翻译了哥白尼（1473—1543）《天体运行论》中的许多章节，还有开普勒（1571—1630）《论火星的运动》一书中的材料，历法计算中不用中国传统的代数学方法而改成几何学方法，这是中国天文学史和历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开始向近代天文学转变。
明末未能根据《崇祯历书》来编算民用历书，清代开始使用根据《崇祯历书》编算的历书——《时宪历》，直到清末。在《四库全书》中有一百卷本的《西洋新法算书》是传教士汤若望（1591—1666）根据《崇祯历书》删改而成的。
天文星占著作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星占术曾超过它独有的作用。正是因为星占术的需要，古代许多星占家大量观测记录天空现象，编写星象著作，其中包括许多天文知识。所以中国古代不少天文著作都同星占术结合在一起。
《石氏星经》是现在见到的最早的一本天文星占著作，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魏国石申所著。书的原名叫《天文》，内容涉及太阳、月亮、行星、交食、恒星、古代天文名词、宇宙概念等多方面，尤其是恒星部分价值更高。①
《五星占》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一份帛书，专讲五大行星运动和一些天文知识，共有九部分，八千字。书大约写于汉文帝前元年间（公元前179年到公元前164年），书中对五大行星运动有详细的描述，成为后代历法中“步五星”工作的先驱。书中对金星、土星的会合周期定得比较准确，对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七十年间木、土、金三星的动态有逐年的记载，这是研究古代行星问题的一份重要资料，受到了中外学者的广泛注意。
汉代还有两本重要的天文著作应该提到，这就是《天官书》和《周髀算经》。《天官书》是《史记》中的一篇，公元前一世纪司马迁《前145或前135—？）著，可算是当时有关天文知识的总结。尤其是恒星部分记录了当时所认识到的全天恒星，共九十多组名称，五百多颗星，是关于全天恒星的最早一篇完整文献。后来许多恒星的命名都受它影响。《天官书》内容除恒星外，还有行星、分野、日月占候、奇异天象、云气、岁星纪年、天象记录和占验等，是研究秦汉天文学乃至先秦天文学的一篇权威性文献。《史记·天官书》开创了后代史书中撰写天文志的传统。《二十四史》中有十几篇天文志，为研究中国天文学史提供了系统全面的资料。其中李淳风（602—670）所撰《晋书·天文志》，内容丰富全面，已被翻译成英文，在巴黎出版。
《周髀算经》，成书于西汉后期公元前一世纪，作者不可考，是《算经十书》中的一部，名曰算书，实际上主要是一部天文学著作。书有上下两卷，重点讲述当时的一种宇宙结构学说——盖天说，详细阐述盖天说计算天地结构、太阳视轨道大小、周天里数、北极璇玑的方法，还有圆形盖天式星图的制作等等，是有关盖天说的一本系统详尽的典籍。
《步天歌》是一本以诗歌形式介绍全天恒星名称、数目、位置的天文学著作，相传是唐代王希明撰，丹元子是他的号，所以有时也称《丹元子步天歌》①。诗文七字一句，有韵，把全天恒星按三垣二十八宿的分区法编在诗句中，读着诗句就好像漫步在点点繁星之间。“句中有图，言下见象”，便于辨认和记忆全天恒星，是古人学习天文学的必读书。在宋代重修的《灵台秘苑》一书中又把步天歌配上星图，星空景象更加清晰明了。
《灵台秘苑》原是北周庾季才撰，据《隋书·经籍志》载，共有一百二十卷，现在见到的只有二十卷，北宋王安礼等人重修。书中有三百四十五颗恒星的赤道坐标值，是我国现存第二份星表，它的观测年代是北宋仁宗皇佑年间（公元1049年到1053年），这对研究宋代的恒星观测很有帮助。
《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唐代瞿昙悉达撰，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六年到十四年（公元718年到726年），所以又称《大唐开元占经》。唐以后失传，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安徽歙县人程明善在古佛像腹中偶然发现，始得再次流传至今。它是一本唐以前天文星占著作大全，把当时能见到的古代七十多种天文星占书按内容分别摘录编撰，内容涉及天文星象、气候、奇异现象等各方面。天文方面有名词解释，宇宙理论，日月行星运动，二十八宿距度，甘德、石申、巫咸三家对全天恒星名称、星数、位置的描述和占验，包括有石氏的恒星星表。此外还有当时使用的《麟德历》、作者翻译的印度《九执历》和其他十六种古代著名历法的基本数据。这一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唐代以前天文学史的重要资料。由于《开元占经》的辑录，许多古代失传了的天文星占著作的内容得以保存下来，就凭这一点，《开元占经》也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书。
唐代另一本天文星占著作《乙巳占》是李淳风所著，也摘编了许多现已失传的古代星占著作的片断，包括天文、气象、星占，内容也很广泛。明代还有一本《观象玩占》，作者不可考，也是天文星占书中一本有价值的著作。
天文星占著作有一些迷信的成分夹杂在中间，作为糟粕固然应当扬弃，但透过大量的天文现象和奇异天象的记载，使我们可以了解历史上许多有价值的天文事件，如新星超新星的爆发，彗星的出现和分裂，流星雨的变迁，变星的光变，日食景象，黑子日珥日冕在历史年代中的变化，行星运动，地月系的变迁等，这对现代天文学的理论研究有很大的价值。在《二十四史》天文志和其他天文星占书中保留了大量古代天象记录，为现代天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可代替的古代信息，全世界的天文学家都非常珍视它，由于这些古代资料的现代利用而形成了一门新的天文学分支——历史天文学。这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现在特别受到全世界科学界重视的原因之一。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1-10-29
中国古代文化－制图六体
制图六体，是晋代制图学家裴秀提出的绘制地图的六条原则。
裴秀（公元224～271年）字秀彦，河东闻喜（今属山西省）人，晋武帝时官司空，后任宰相。他根据"六军所经，地域远近，山川险易，征路迂直"，校验了魏国留下的旧图。由于旧图绘制粗略，加之地名改变，他在门客京相 的帮助下，编制了我国最早的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地形方文图》。他总结了前人制图经验，提出了地图制图的六条原则，即"制图六体"：
一为"分率"，用以反映面积、长宽之比例，即今之比例尺；
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彼此间的相互方位关系；
三为"道里"，用以确定两地之间道路的距离；
四为"高下"，即相对高程；
五为"方邪"，即地面坡度的起伏；
六为"迂直"，即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裴秀认为，制图六体是相互联系的，在地图制作中极为重要。地图如果只有图形而没有分率，就无法进行实地和图上距离的比较和量测；如果按比例尺绘图，不考虑准望，那么在这一处的地图精度还可以，在其它地方就会有偏差；有了方位而无道里，就不知图上各居民地之间的远近，就如山海阻隔不能相通；有了距离，而不测高下，不知山的坡度大小，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地图同样精度不高，不能应用。这六条原则的综合运用正确地解决了地图比例尺、方位、距离及其改化问题。所以制图六体成为我国明代以前地图制图学理论的基础，在我国和世界地图制图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文化－风的观测和仪器
相风铜乌是一种铜做的形状像乌鸦那样的风向器（"相风"就是观测风的意思），它装在汉代观测天文气象的灵台上。这是专职观测天象单位所设置的仪器，最初造得比较笨重，《玉海》说要在千里风来的时候才动。但既然是作为仪器而设置的，自然要不断改进，所以以后就渐渐做得轻巧灵敏一些，使得受小风也能转动。例如在晋代，太史令就设有木制相风乌。以后相风木乌就渐渐普遍。在唐代李淳风《乙巳占》中，也描述了这种相风木乌的构造。
但是从军事和交通等方面看，最好采用构造更加简单的风向器。《乙巳占》中就指出："常住安居，宜用乌候；军旅权设，宜用羽占。"意思是说，相风乌只宜设在固定的地方，在军队中驻地经常变化，还是用鸡毛编成的风向器为好。
鸡毛编成的风向器，是由" 等发展而来的，所用的鸡毛重约五两到八两，编成羽片挂在高杆上，让它被风吹到平飘的状态，再进行观测，这种羽毛风向器就称为"五两"。这种风向器，在唐代以前就有了，但是在唐代和唐代以后，变得十分普遍。以后"五两"就作为各种形式的简便风向器的通称了。
我国古代除观测水平各向的风外，也观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旋风，方向混乱的乱风。例如，把自上而下吹的风叫做"颓风"，也叫"焚轮风"，自下而上吹的风叫"飙风"，也叫"扶摇风"等，说明对风的观测是细致的。
观测风不单要观测风向，也需要观测风力。这是因为风力大往往是风具有破坏性的重要原因。在唐代，已经采取地面物体受风影响所表现的破坏程度来表示风力大小，例如根据《乙巳占》，当时把风力分为八级：一级动叶，二级鸣条，三级摇枝，四级坠叶，五级折小枝，六级折大枝，七级折木飞砂石或伐木（折木），八级拔木树和根。这八级风，再加上"无风"和"和风"（风来清凉，温和，尘埃不起的，叫和风）两个级，可合为十级。
中国古代文化－降水观测和仪器
我国古代对雨水观测十分重视。甲骨卜辞中，对雨已经有“大雨”“猛雨”“疾雨”“足雨”
“多雨”、“毛毛雨”等区别，而且还注意到雨的来向。
雨下的是否及时，以及雨量的分配和多少，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这就迫使我国古代国家对上报雨量的重视。在秦代，我国已经有报雨泽的制度。1975年二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的十一号秦墓中发现了《秦律十八种》的竹简，其中《田律》里规定，凡下及时的而且有利于谷物抽穗的雨，雨后应书面分别报告有抽穗谷物和未种谷物的受雨田亩数。庄稼生长后，
如下了雨，也应报告雨泽多少和受益的田亩数。如有干旱、暴风雨、水潦等灾害，也要报告受灾田亩数。这些报告，就近的县要走得快的人递送，远处的县可由驿站传送，必须在八月底前送到。在东汉，也曾经要求所辖各郡国从立春到立秋整个作物生长期间向中央报告雨泽情况。
东汉以后，历代对降水都很关心。在南宋，数学家秦九韶曾在《数书九章》卷四中列有四道有关降水的算题，就是“天池测雨”、“圆罂测雨”、“峻积验雪”、“竹器验雪”。秦九韶在序中明确说：农业生产的丰收与否，和雨雪很有关系。主管农业的官员想知道雨雪下降量，但是如果盛雨雪的容器形状不同，容器里积的雨雪量就大有不同。怎样才能客观地从容器的雨雪量计算出有代表性的雨雪量呢？出这四道题目的目的就在于解决这个难题。因此这四道题最后所问的，都是合平地的雨深或雪厚是多少。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已经知道换算为平地的量，才是有代表性的量。
从算题中还可以看出，当时还没有标准雨量器。天池是各地为了预防火灾积蓄雨水的容器，这在当时各州郡都有。它正是我国雨量器的前身，因为它本来就是积雨水的。只是由于是用于防止火灾的，所以形状就没有一定的标准。
我国雨量器的发明大约在明清时期。在朝鲜曾经发现黄铜雨量器，并且附有标尺。雨量器花岗石台基上刻有“测雨台”和“乾隆庚寅五月”等字样，可以作证明。这是公元1770年所制的一个雨量器。据研究，这还不是世界最早的雨量器。
明代从洪武年间（公元十四世纪后半叶）开始，就很重视测雨，要求全国州县的负责官吏按月向中央上报雨水情况。这种制度在清代还保持着，因此现在在故宫里还保留明清两代大量的各地上报雨泽的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