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病的形成，首先源于官员的主观认识误区。一些官员持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行政权力是独立的，应置身于司法监督之外，他们倾向于接受“官管民，官审民”的模式，而非接受“官受审”的监督。这种心态促使一些执法者自视甚高，法律和法规知识淡薄，导致他们越权执法，证据规则运用不当，认定事实不清或出现错误。程序意识的缺乏，使他们经常违反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时也常常出错，行政裁量失当，甚至滥用职权。同时，他们对尽职尽责的理解不足，往往不按规定履行职责，或存在行政不作为的问题。
制度层面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一些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存在漏洞，规章制度不完善，职责划分不清，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这使得败诉案件频繁发生。此外，机构之间的职能交叉、信息不共享，导致重复处理，易引发错误判决。另外，繁琐的内部审批流程，审批层级过多，如需多个部门和领导审批，常常导致应诉过程中时间延误，错失答辩的有效期，从而增加败诉的可能性。
何谓“机关病”？其特征“办事推诿拖拉，敷衍塞责，执行不力，效能低下”等等就为人所共知。无疑，“机关病”导致的恶果是“中间梗塞”。众所周知，政令“中间梗塞”会导致政策无法落实；而下情“中间硬塞”也会引发官僚主义，引发干群关系疏间。因此，“机关病”对于改革开放稳定是块“绊脚石”，必须搬走“绊脚石”才能推进改革开放，才能促进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