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02-13
不是。
骆宾王（约627—约684) 字观光，汉族，婺州义乌人（今中国浙江义乌）人。唐初诗人，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合称“初唐四杰”。又与富嘉谟并称“富骆”。 唐龙朔初年，骆宾王担任道王李元庆的属官。后来相继担任武功主簿和明堂主簿。唐高宗仪凤四年（679年），升任中央政府的侍御史官职。曾经被人诬陷入狱，被赦免后出任地方官临海县丞，所以后人也称他骆临海。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他做为秘书，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氏檄》。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也就是唐代建国的第二年，在乌伤城北一个风景秀丽、环境幽雅、名叫骆家塘的小村庄里，后来成为“初唐四杰”(与王勃、杨炯、卢照邻）之一的骆宾王，诞生来到人间。
骆姓是古乌伤的名门望族特有的姓，早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就出了骆俊、骆统、骆秀一门祖孙三人，成为名盛一时的文臣武将和志行卓越的俊士，一直为史家所称道。此后骆族虽然簪缨不绝，代有才人，但到骆宾王出生之前，家族已经衰落。然而诗书传家、清节自守的家风却始终不变。
骆宾王的祖父，早年也曾担任过地方小吏，隋末为避兵乱，弃职回家闲居，过着耕读自娱的农家生活。他学识渊博，精通经史，为人豁达大度，和地方上的关系相处得很好。宾王的父亲骆履元，就是在他的精心培育和言行熏陶下，成长为一个经纶满腹、志行超逸、在当地颇有声望的才士。如今第三代的长孙降临人世，为这个和睦欢乐的家庭更增添了一分喜气。祖、父两个忙不迭地翻检古籍，要为小儿取一个好的名字。
出于久乱求治的心切，加上望子成龙的渴望，父子两人经过一番推敲，最后根据《周易·观·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的意思，给小儿取名宾王，字观光。用意是期望小生命长成后，能体察民情，辅佐君王，建功立业，造福黎民。——骆宾王长大以后，深谙祖、父命名的苦心，于是矢志不渝，始终以自己的名、字作为言行进止的座右铭，力图辅君佐国，干一番事业。然而世海泛浊，正道难行，迎接他的却是一连串的波折与不幸。又是罢官贬职，又是诬赃下狱，命运乖蹇，壮志难酬。最后遁迹荒野，客死他乡，连骸骨下落也不为人知。这样的结果怕是祖、父为他命名时所始料不及的。
唐朝建国以后，为了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采取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国家很快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种蒸蒸向上的社会气氛激励下，根据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教诲和家族“簪缨传家”的传统，学业修成，等待传飞腾跃的骆履元，在家里待不住了。在父亲的指点下，他打点行装，离家出游，上京谋仕去了，把小宾王的教育和养抚留给自己的父亲和年轻的妻子。
为了使自己的期望成为现实，祖父对骆宾王的教育称得上是呕心沥血。还在宾王开始咿哑学语的时候，祖父就经常把孙子抱坐在膝上，教他朗读简易的诗文。大约是“天之欲降大任于斯人”吧，一开始骆宾王对诗文吟读就表现出浓烈的兴趣，仿佛和它们有天合之缘。一首诗只消教几遍，他就能用吐字还不十分清晰的童音朗诵出来。抑扬顿挫，颇合规矩，而且经久不忘。这种天赋的资质与灵性，使祖父兴奋不已，脸上总是荡漾着笑容。合家人的生活也因此增添了不少欢乐。
转眼间，骆宾王已经五六岁，他不仅已熟记不少诗文，而且在祖父的指导下，还能吟句作文。祖父经常向他讲述的历史掌故和人物故事，在他的脑子里积存起来，使他拥有了初步的文史知识。对儒家处世做人的道理，虽然还不能深切理会，但在祖父的言传身教下，也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应该说骆宾王的启蒙教育是十分出色的，他心中的智慧之门，早早地被打开了。 骆宾王7岁咏鹅的故事，具体情节是否如此，史无明载，这里只能按传说缀成。但这首诗，像春风一样，很快就广为流传，成为各地学童人人喜爱诵读咏唱的童谣。骆宾王从此也就得到“江南神童”的美誉。
随着岁月的流转，这首诗连同骆宾王7岁咏鹅的故事，始终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如今不仅国内人人都在传唱，而且冲出国境，成为儿歌的经典和智慧的象征。永远放射着光芒。
骆宾王的父亲外出谋仕，经过几番拼搏，终于京试中式，被授予博昌（今山东博兴）县令。消息传来，合族振奋。他在博昌任上忙完交接事务之后，就抽暇南下，返乡省亲祭祖。然后携妻、儿北上，同居任所。
骆宾王离开义乌的时候，年龄大约在10岁上下。虽然他在家乡已经享有神童的美誉，但从祖父那里接受的仅仅是启蒙教育。父亲认为要想学有所成，必须进行严格的系统教育。一方面他亲自督导，让宾王继续承接家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他又把宾王送进博昌县学馆，接受齐鲁学风的熏陶。
博昌县唐初属河南道青州，下面一段话则具体记载了他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情况：
然而少奉过庭之训，长昧克己之方。弋志书林，咀风骚于七略；耘情艺圃，偃图籍于九流。洒惠渥于羊陂，屡泛文通之麦；峻曲岸于莺谷，时遗公叔之冠。虽不能纵逸韵于霜皋，唳野致九天之响；而颇亦蓄余芬于露薄，全尊有十步之芳。（《上兖州崔长史启》）
“过庭之训”、“克己之方”，都是借《论语》中的故事，意思是说接受父亲的训导，克制自己的言行。“七略”、“九流”，是指广泛的学习内容。包括儒家的经典、诸子的学说、名家的诗赋，乃至兵书、术数、方技，以及三教九流的学问，他都潜心钻研，一丝不苟。其刻苦专心的程度，达到“文通泛麦”、“公叔遗冠”的地步。据《后汉书·逸民传》记载：高凤，字文通，南阳叶县人。早年读书非常用功，有一次，妻子下田于活，院子里晒着麦子，叫文通看鸡。过了一会，天突然下起暴雨，文通手拿竹竿，口中朗读经书，连麦子被水冲走也发觉。妻子从田里赶回，责问他，这才醒悟过来。这种潜心学习的结果，高文通最终成为一代名儒。“公叔遗冠”的故事，见于《后汉书·朱晖传》：朱晖的孙子朱穆，字公叔，读书非常专心。有时思考问题，连自己的帽子被风吹落，飘入沟中也不觉得。父亲说他是书呆子，但他读书益发用功，最后成为知名人物。骆宾王在这段话中，说明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之下，他在博昌读书期间，所学内容之广泛，学习态度之专心。 除了在县学馆学习之外，父亲还让骆宾王结交齐鲁一带的名士，使他在广泛的交游切磋中，提高和深化自己的学识。在后来写的《与博昌父老书》中，骆宾王曾有“张学士溘从朝露，辟闾公倏掩夜台”的话。这“张学士”和“辟闾公”，就是当年骆宾王与之交游的良师益友。若干年以后，骆宾王再回博昌，则两人已双双去世。所以他“感今怀古，不觉涕之无从也”。
但是好景不长，正当骆宾于学业蒸蒸日上，心怀凌云之志，打算通过试场拼搏，以实行“利用宾于王”的理想的时候，父亲突然病死任上。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对骆宾工来说，无异于猛雷轰顶，使他于悲伤之中，又惊愕得不知所措。因为这时他年仅十七八岁，还缺乏处世经验和应变能力。幸好骆履元为官清正，做人刚直，很受当地父老乡绅的拥戴。加上和附近州县官佐的关系也很好，所以大家都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孤儿寡母料理丧事。按照丧制，骆宾王停学守孝。待到三年服满，家计已十分艰难。其时兖州瑕丘县的韦明府（唐时称县令为明府），是骆履元生前挚友。为了周济骆宾王一家数口的生活，就把他们母子接到瑕居居住。一边资助日常的生活费用，一边帮助骆宾王做好上京赴考的一切准备。
当时上京考试，必须经地方举送。举送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学馆”选送，称为“生徒”；二是由州、县考送，称作“乡贡”。骆宾王父殁守孝，已经离开博昌学馆，现在又移居瑕居，所以只能以“乡贡”的资格入京考试。当时“乡贡”的名额，规定很严，一个州只有二三名。幸亏骆宾王在齐鲁已颇有名望，加上父亲一些朋友的关照，他在州、县竞选中顺利地过了关。于是怀着鹏飞龙腾的渴望，他辞别母亲，奔赴长安。满望春闹一搏，扬名大下，然后济世用时，建立功业。然而事情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么顺利发展，命运之神给予他的却是接二连三的波折。从此他一直在一条坎坷不平，而且又是荆棘丛生的人生小路上艰难奔波，直到生命的尽头！
骆宾王入京应试，是在22岁那年的秋天。
唐代科举场中，很早就有请托、通关节、私荐或场外议定等流弊。考生们为求中第，
考试前多方奔走，竭力钻营，千方百计争取权要的吹嘘、引荐。有的人还把自己得意的诗文，献给有名望的权贵显宦、学者名流，求得他们的赏识赞誉，以扩大影响，制造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舆论。有些考生还直接把自己写的诗文送给主考官员，以期先声夺人，给主考官留下深刻的印象。总之，在正式考试之前的场外竞争，活动是很激烈的。骆宾王自恃学识精博，加上出身低下，大约不愿，或者也无门路从事这种院外的竞争。在自传体长诗《畴昔篇》的开头，谈到这次进京考试的情事，他曾有这样的描述：
少年重英侠，弱岁贱衣冠。
既托寰中赏，方承膝下欢。
遨游灞陵曲，风月洛城端。
且知无玉馔，谁肯逐金丸！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己早年崇拜的是英雄侠义之士，轻视的是官场得意的权贵显要。但正当自己“承欢膝下”的时候，由于客观环境的驱使，却匆匆上京求取功名。于是就利用考试前后的余暇，尽情地游览京城的胜迹，领略洛阳的风月。明知处境艰难，也决不追逐权门，乞求赏赐。这说明当年的骆宾王，年轻气盛，恃才傲物。既然看不起权贵，当然也就不愿向当道干谒、行卷。人家忙忙碌碌进行院外活动，他却悠闲自得地饱览京、洛名胜。他总以为考试凭实力，自己经纶满腹，何愁试场不中，雁塔留名，自然是唾手可得。
然而考试的结果，竟是名落孙山！
这一下骆宾王才慌了手脚，他的情绪从浪漫主义的高空一下子跌落到悲苦穷愁的低谷。他第一次体味到现实生活的冷酷无情，个人的前程、家庭生活的改善、父辈师长的热情期待，都随着这次考试的失败而变成了泡影。下一步怎么办？丢开试场失意的羞耻不说，一家人日后的生活又该怎么过？总不能长年寄人篱下，依靠别人的救济过活？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反复思忖，骆宾王决定南下义乌，向故乡的亲友诉情求助。虽然他离开家乡已经十多年，但亲人的浓浓情意始终暖在心头。他知道故乡的亲友一定会热情地接待他这个落难归去的游子。
在南下的路上，骆宾王写下《途中有怀》一诗，以抒发他此时的心清：
睠然怀楚奏，怅矣背泰关。
涸鳞惊煦辙，坠羽怯虚弯。
素服三川化，乌裘十上还。
莫言无皓齿，时俗薄朱颜！
时间是晚上，天际的星月照着故乡的江面，显得十分清丽。急促的船桨拍打着阵阵波浪，我这个漂流在外的游子终于投入故乡的怀抱。于是紧锁的愁眉展开了，脸上绽露出长久不见的笑容。“今夜南枝鹊，应无绕树难！”我这只南飞的乌鹊，今天夜里再没有“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苦恼了。见到故乡时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故乡的亲人热情地接待骆宾王，对他的处境深表同情，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使骆宾王真切地感受到亲情的温暖。但这时母亲和年幼的弟弟，正在远方翘首等待，他不能在家乡多作逗留，必须尽快地回到母亲身边，以免她长期倚闾而望。
骆宾王赶回瑕丘，已近年关，虽然谋仕无成，一家人难免有几许失望，但合家团聚，共度春节，多少也增添了几丝欢乐气氛。这次长安之行，给骆宾王的最大收获，是使他懂得了世情的冷暖和现实的严酷。他开始成熟起来，以更为务实的态度潜心书海，闭门苦读。为迎接第二次的搏斗作充分准备。几年以后，骆宾王终于在长安出仕了。
这次谋仕的经过及其担任的职务不清楚，在《畴昔篇》中他详细记录了这段仕宦生涯，从描写的景况来看，生活颇有气派，大约是担任豪府的幕僚之类。但过了几年，却遭人排挤，罢去官职，原因当然和他的品性有关。他处世行事，刚正不阿，崇义节，轻权诈，对官场中相互追逐、拍马逢迎的风气，很看不惯。加上才高学显，跌宕不羁，所以容易得罪权要，又容易招惹群小的嫉恨。最后罢官去职，从某种角度看，也是情理中事。
李元庆是唐高祖李渊的第16个儿子，唐太宗的异母弟，封道王，当时出任豫州刺史。他爱才好士，性格豪爽豁达，对骆宾王的文章诗赋，甚为欣赏。所以对骆宾王也就另眼相看，分外器重。在京城经受蒙冤打击的痛苦之后，骆宾王总算在道王府中过了一段舒心爽意的日子。 唐制规定，在亲王府中谋事的官佐，任职时间不能太长。生怕时间久了，彼此情谊深厚，滋生事端，所以一般不超过四年。李元庆既然赞赏骆宾王的文才器识，想为他任满妥善安置。所以在他任职三年之后，特地下了一道手渝，要他“自叙所能”。目的是希望骆宾王自陈器识才情，作为提拔举荐的依据。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个进身自谋的极好机会，只要好好陈述一番，说不定会给自己的前途开辟出一片阳光灿烂的
在官场混迹近十年，虽然一度得到李元庆的赏识，但所见所闻，特别是亲身经历的罢官屈辱，使骆宾于深切感受到宦海的混浊。像自己这样直来直往，没有一套投机钻营的本领，要想长时间在其中邀游，迟早会遭到随风恶浪的袭击。轻则溺水，重则丧生。与其将来被恶浪淹没，不如早点跳出宦海，找个风浪不易波及的地方，一家人过几天宁静的生活。于是他不再谋仕，重又回到第二故乡兖州，学当年的祖父过起耕读自娱的闲居生活来。
拿这首诗和《冬日宴》比较，可以看出骆宾王的心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那种闲适的情趣不见了，代之而来的却是寂寞与悲凉。年事渐高，头上增加了不少白发。在一个西风吹落叶的深秋时节，又一个朋友离他而去了。此情此景，怎能叫他不伤心落泪？特别是“哀命返穷愁”一句，说明他的处境已经穷愁潦倒，但他仍旧苦苦坚持着。“东陵故侯”，指召平，本秦时东陵侯，秦亡后沦为平民，家贫无以自给，靠种瓜谋生。骆宾王以“东陵侯”自居，说明他到这时仍未萌生再度出仕的念头。
一家人的生活越来越难以为继，他种了几亩地，想借此维持生活。但读书人以农为生，谈何容易？最后终于到教“糟糠不赡，审算无资”的地步，连粗菜淡饭也吃不上了。特别是母亲年岁已大，经常卧病，自己身体也不好，确实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境地。为了一家能够生活下去，经过再三思虑，骆宾王终于改变初衷，再度谋仕。于是他写信给司列太常伯兼右相的刘祥道等朝廷大员，诉困陈情，企求引荐。鉴于他在文坛的声誉，大约引起当道的重视，荐举他入朝对策。这年骆宾王已经49岁，他满头白发，重上长安，开始了又一轮多灾多难的仕途生涯。
骆宾王风尘仆仆地来到阔别十七八年的长安，虽然风物依旧，但人事已非。他无暇寻觅旧日的游踪，就匆匆参加对策考试。老天不负苦心人，他这次终于中式录用，被授予奉礼郎的职务。任务是朝廷举行朝会、祭祖典礼时负责君臣版位的安排和各种祭器的摆设，以及仪式开始时做做赞导和主持鼓吹。级别为从九品上，在唐代官制九品三十阶中，属二十九阶，品秩是极其低下的。让一员赫赫有名的文坛宿将，去担任这样一个无聊的职务，的确是大材小用。好在这时的骆宾王，经过十年仕途浮沉，特别齐鲁闲居后期的潦倒穷愁之后，思想已经平实多了。虽然担任这样一个官职，内心不免耿耿，但想到一家人终于解决了温饱问题，思想上也就坦然了。公余之暇，和诗友们切磋诗艺，议论文章，有时也应邀捉笔作序。和一批文人学士往来，品秩的高低似乎并不重要，诗情重于礼数，骆宾王并没有多少被轻落的感觉。
大约是诗文界有地位的朋友推荐，骆宾王在担任奉礼郎后不久，又兼任东台详正学士。后者是一个学术机构的职务，地位自然比奉礼郎高，只有在文史界有很高地位的人才能担任。这说明骆宾王虽然长期生活在齐鲁，但他在学界的声誉，已随着他创作的大量诗文的传播，日显一日，连京城长安也已享有盛名了。
骆宾王在诗文中，经常提到自己命运不好，在《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诗中，他借李广自喻，说“数奇何以托，桃李自无言”。在《浮查》和《畴昔篇》等诗中，也都抒发了类似的感慨。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哀叹，是因为自己一生中碰到的尽是不顺心的事。怀才不遇，沉沦下僚，还不时遭到排挤打击，少有舒心的日子。其实这并不是命运好坏的问题。才高名显，但不愿与世俗合流，总要按自己的秉性正道直行，碰得头破血流，也不肯改弦易辙，这才是问题的根源。他这次年近半百，再度跻身长安，从内心来说，很想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不愿再惹麻烦。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按他的意愿发展，就在他对策入选的第三年，也就是兼任东台详正学土两年之后，他再一次被罢去官职。
这次骆宾王不敢再走隐居的道路，因为他深深懂得那样做会造成什么后果。他必须另找一份工作，不是留恋官场，而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但一个罢官免职的人，要想在长安继续留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当骆宾王走投无路的时候，西北边境传来消息：这年四月，吐蕃大举入侵，占领了西域一带的大片领土。朝廷派薛仁贵为行军大总管，率兵进讨。其时骆宾王已经52岁，边疆军事的失利，激发起他爱国的热情。于是他写了一首诗给掌管用人大权的吏部侍郎裴行俭，要求从军自效。裴行俭是非常器重骆宾王学识的朝廷要员之一，大约很快就得到同意。于是骆宾王从军入伍，于七月初离开长安，开始了穷沙极漠的军旅生涯。
虽然立功边疆的理想没能实现，但军旅生活的亲身体验，使骆宾王获得了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天山积雪，交河绝塞，戈壁流沙，边庭落日，加上戌楼烽火，野气狼烟，拌和着作者浓浓的爱国情思和羁旅的感慨，凝铸成一首首情真意切的军旅诗歌，成为有唐一代边塞诗的先声。骆宾王没有想到，他写下的这些诗歌，其意义较之个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不知要远出多少倍！
公元672年，也就是骆宾王到达西域的第三年，西南边陲的姚州（今属云南）发生战乱。夏初，骆宾王随军入滇，参加平叛。这次战斗进行得很激烈，短短几天时间里，打了几次硬仗，唐军取得重大胜利，敌方的主要将领都被捕获。主帅向朝廷报功的文书由他起草，骆宾王情绪非常亢奋，文中对战斗过程的描绘，气势磅满，十分精采，读后令人心神为之激荡。战争结束，骆宾王作为文书的起草者随主将入京报捷，并和几年不见的老母、家人团聚。但停留时间不长，不久即奉使入蜀，在四川的军中服役。
骆宾王在蜀中担任的大约是军中的幕府书记之类，主要负责文字工作。职务清闲，名声又大，高级将领都愿和他交往，并不拿他当下属看待。蜀中山水，历来是文人骚客向往的地方。骆宾王得此良机，就尽情邀游各地的名胜古迹。峨眉山的秀丽风光、诸葛亮的八阵图址、李冰父子的都江堰，以及司马相如的琴台、卓文君的酒肆，他都—一亲临光顾。所见所感，融入诗歌，掀起了他创作生涯中的又一个高潮。
在蜀中整整过了两年悠闲的生活，骆宾王军中任期届满。56岁那年的冬天，他回到长安，和家人团聚，总算结束了漂泊不定的从军生涯。
骆宾王风尘仆仆回到长安，吏部按绩考核，量功补过，结果功过相当。也就是说以从军的功，补罢官的过，两者刚好相当。于是授予骆宾王一个武功县主簿的职务，品秩为正九品上。和十年前对策入选所授的奉礼郎，品位相同，仅增二阶。武功是镇县，在京郊，奉礼郎倒是宫中的职位。在重朝廷任职而轻州县干禄的社会风气下，一般人看来，骆宾王的身价反而下沉了。
十年宦海浮沉，特别是后面几年，在边塞荒漠中梗漂蓬转，历尽艰辛，倍尝风霜之苦，想不到最终却落得这样一个结果。骆宾王自己虽说“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微官养母，心愿就足。但内心深处总不免涌上阵阵悲酸。在《畴昔篇》中，他感慨万千地写道：“十年不调为贫贱，百日屡迁随倚伏，只为须求负郭田，使我再干州郡禄。”他十年不得升迁，但仍忍气干禄，原因是出于贫贱，是为了养活一家人，并不是自己贪恋官职。有的评论家看到骆宾王写的上面几句诗，不明就里，就说他为“求负郭田”而“干州群禄”，是一种庸俗势利的思想表现，这实在是冤枉了他。骆宾王不是势利人，也不贪禄要官。当年李元庆要他“自叙所能”，他不肯从命，最后回到兖州，准备终迹山林，就是证明。只是后来穷困潦倒，无法奉养垂暮之年的老母，才忍气吞声，再度求仕。此中苦况，只有骆宾王自己心中清楚。
官场失意，骆宾王就把志趣集中在诗歌创作上面。武功主簿任上，他的著名长诗《帝京篇》写成。一时朝野传诵，誉为绝唱，使骆宾王的文坛声誉达到高峰。这首诗以五言、七言错杂运用的句式，平仄韵相互转换的节奏，铺张排陈，构成了一种流走婉转的声调，形成了一股磅礴奔放的气势。全诗以大量篇幅着力渲染京城长安及王畿一带地形的险要，殿苑宫阙、楼阁通衡等建筑群落的雄伟壮丽，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生活的奢侈豪华，秦楼楚馆、游乐宴饮的淫佚无度。然后笔锋一转，向上层统治者敲响警钟要他们不要在繁华的表象下忘乎所以。
裴行俭当然注意到骆宾王在诗中发的牢骚，内心也深表同情。碰巧这年（676）吐蕃再度入侵，朝廷派裴行俭为洮州道左二军总管，率兵进讨。裴行俭决定选聘骆宾王为军中书记，这是一个重要的职务，地位当然比一个县里的主簿要高。而且战事结束以后，裴行俭作为朝中典选大员，对自己军中的心腹要员还可继续提拔重用。这的确是一个仕途腾跃的好机会，但和上次对待李元庆的态度一样，这一次骆宾王也婉言谢绝，坚辞不就。他写了一封《上吏部裴侍郎书》给裴行俭，对裴的垂顾之恩表示感谢。接着说明母亲年老，长期卧病，需要他留在身边照顾，以尽人子之情。如果图个人的“荣宠”而“舍慈亲之色养”，让日薄西山的老母，倚闾而望。这种“背恩”的行动，是他所决不能为的。这封书信言辞恳切，感情诚挚，孝亲之义，剖析精辟，读之令人感动。有人说足以和李密的《陈情表》媲美，这话并不过分。
裴行俭因故没有出征，仍旧主持吏部工作，于是调任骆宾王为明堂县主簿。明堂是京县，主簿的品秩为从八品上，比武功主簿上升了二阶。这次职务的小小提升，主要得力于《帝京篇》创作的成功和裴行俭的赏识提携。
骆宾王入狱的罪名是“坐赃”，也就是说有人告发他在长安主簿任上有贪污行为，于是就把他抓了起来。实际情况是母亲死后，没了后顾之忧。如今朝廷授给他这样一个官职，他就放开手脚，秉公执法，恪尽职守，想在有生之年，为朝廷干一番事业。谁知这一来，很快就得罪了权要。加上武则天控掌朝柄，采取的种种措施，他看不惯的地方，也敢于直言进谏，这就更加招致当权者的嫉恨。既然你老爱揭发别人贪赃枉法，那也就还你一个贪赃的罪名，让你去尝尝铁窗的风味！
骆宾王入狱后，同行给他的惩罚丝毫不手软。《畴昔篇》在描述这段情事时写到，人们捏造罪名，对他严刑拷打，强迫他承认。他如同邹衍、李斯一样，含冤受屈，有理难伸。骆宾王终于因为自己的“秉性难移”，再一次遭受政治上的打击，而且和前两次的罢官革职比起来，情况要严重得多。
使骆宾王感到最痛心的，还不是肉体上受到的折磨，而是人格被侮辱。他幼承家教，把刚直自恃、清白做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之所以在宦途中一再遭到波折，就是因为坚持这种清节，不肯放弃做人的原则，与世俗合污。母亲在世的时候，为求得一家的平安，免得老母为他整天提心吊胆，他在最后阶段的处世行事中，表现得较为克制。母亲病殁后，没有了这方面的顾虑，所以也就“故态复萌”。朝中的有识之士．把骆宾王举荐到侍御史的位置上，当然也是看中他清直自守、嫉恶如仇的特点，希望他在“宦海清污”中充分发挥作用。骆宾王自小就怀理国安邦之志，只是长期沉沦下僚，壮志难酬。如今有了这样一个施展才干的机会，他当然尽力奋进，为国效力。然而他对世事的险恶估计不足，以为只要正道直行，就能冲开一切关阻，所向披靡。但当他驾着“清污船”，刚刚下水，就被一个浊浪掀翻。他自己反成了污物，被“清”进了“垃圾舱”。“清”者变“浊”，“浊”者成“清”；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罗织成罪，有口难辩。内心的愤慨和痛苦，可以想见。
整首诗托物寄兴，借蝉自喻，以抒发自己的心志，使长期郁积在心头的忧愤再一次喷发出来。蝉儿居高饮洁，品性高雅，但却受到秋风秋露无情地摧残、使它欲飞不得，欲响无声。自己一生高洁，耿介自许，但无端受辱，絷身囹圄，长达一年之久。物我相融，同声相应，使得这首诗的感情分外真挚，寄意十分深刻。“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这扯心裂肺的呼喊，喷射出骆宾王的一腔愤怒，读后令人心神为之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