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嵇康的性格
《世说新语》是中国历史上的非常奇特的一部书，它的成书经历，它的广泛流传，它的后人做注，更是在它的内容之外增添了她迷人的色彩，和令人目眩的光环。我们现在的文学史家一般把它列为小说，称之为“志人小说”，志人这个名目源自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是和志怪小说相对而言的。“志”也就是记录，“志人”，就是记录人物。所以这样，在后来的文学史家眼里《世说新语》就是一部纪录当时人的言行品德、精神风貌，反映时人的个性特征的小说集子了。其实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里面，还说其实当时的人并没有有意识的明确意识到他们是在做小说，他们不过是像今天的记新闻一样，把自己所见到，听到的事情、人物言行记录下来。所以在当时和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它当作小说来看待，而是当作是珍贵的史料来研究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
也正是因为当时的作者没有明确的小说意识，才给了后人在其性质确定上的困难，也正是这种历史史料与“志人”小说的暧昧共处，使得《世说新语》具有更为丰富的阐释性。文学史家把它当作是我们民族较早的小说形态，来研究的它的内容、思想以及艺术特征，研究它所记人物的鲜明的个性特征，研究它对后世小说发展产生的影响；而历史学家也并没有因为文学史家把《世说新语》据为己有并且贴上“志人”小说的标签，而放弃了对它的阅读和研究，他们把《世说新语》的生动记载当作是研究当时时代风云、人们精神样貌和思想动向的珍贵的史料，从历史学的各样的如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切入研究，也取得了非常有价值有启示的结论。
蒋凡先生在他的专著《世说新语研究》中的绪论里说读解《世说》有四难，一是文字颇难理解，二是当时的口语入书，语言隔阂，三是涉及的知识范围很广泛，从不同的角度解读都需要高深的知识水平。四是要结合时代，还原历史的整体把握，准确地理解其精神实质。上面的或文或史的分析，无疑是属于第二难的，而我要做的，却是要在第四难里寻求缝隙，作这文章。笔者这篇文章，则试图打通在文学和历史学研究视角上的界限，站在思想史发展的高度，审视这具有相当文学性的文本中关于嵇康的记录以及后世文人的注释，辅之以对嵇康作品和有关嵇康生平材料的研读，力图能够较为完整的把握历史上那个富于传奇色彩，充满个性张力的人物形象。
《世说新语》的内容和体例
谈《世说新语》的内容当然离不开对它的写作背景的研究。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世说新语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一段话：“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与汉之惟俊伟坚卓为重者，甚不侔矣。盖其时释教广被，颇扬脱俗之风，而老庄之说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为反动，而厌离于世间则一致，相拒而实相扇，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有违言者，惟一二枭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
《世说新语》所记述人物生活的时代是东汉末期起至东晋末期为止的这个激烈动荡的时代。这是一个内乱与异族战争，王朝不断交替的血染遍地的时代。在这个黑暗险恶的乱世中生活的人们，其生命常常近于风前之烛。而也正是这个时代，却又是中国历史上的较大的思想解放时期，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个性觉醒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确又生活的极具风采，风流潇洒、个性率真、我行我素，形成了历史上独具特色的魏晋风流。这种看似矛盾的时代特点和人物精神，历史的交融在这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中，让多少后世文人慨然兴叹呀。这也引起了后世学者的兴趣，他们就是要为这种历史的反常寻找理由，他们要为这种黑暗时代的文人潇洒寻求解释。
日本学者井波津子在《中国人的机智——以世说新语为中心》一书中，是这样给以解释的：“在如此浓厚的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世说新语》中的人们发而想要更完美地度过任何东西都难以换取的自己的有限的一生，摆脱世间价值观的束缚，按照自身的爱好、自我的价值观——我的作风，我的生活方式，来选择我自己的命运。”接着在这本书中，作者有论述到：“这些生逢地域时代，在脑海中清楚地烙有人间阿修罗相的人们，其心灵受到冲击，伤感到了极点，却因此得以清醒、透彻地看到事物赤裸的本相。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比任何人都爱笑，更充满着眩人眼目的愤怒之光。他们对所有的一切都不抱有幻想，以自己的存在为唯一的基点，喜欢的就喜欢，厌恶的就厌恶，高兴的就高兴，愤怒的就愤怒。有着几近残酷的爱憎分明。”
井波津子基于人性论基础的解释，无疑是充满着智慧和启示的，而且分析精彩绝伦、入木三分，但是其分析却明显的偏离了这一现象出现的历史背景，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反驳他：为什么在中国历次的混乱和黑暗统治之下，只有魏晋这一个时期出现了这种“魏晋风流”，而按照他的所谓人性的解释，是应该在每一个这样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这样的个人的觉醒的。
而台湾大学逯耀东先生解释，就颇为让人信服了。逯耀东先生从魏晋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发，从士人思想演变的角度，对其做出了分析。在两汉时期，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思想，获得独尊的地位，被制度化了之后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应该说在未被制度化之前的儒家思想还是一个活泼泼的、充满灵性的学说，但在制度化了之后，尤其是是经过董仲舒等当时的大儒解释和改造之后，完全变成了两汉政府统治人们的工具，它对政府的统治做出自己受天之命的解释，对人们的行为做出了严格的规范，有效的控制了人们的言行，巩固了政府的统治，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而这种有效的大一统的局面，到了东汉末年的时候，则被历史上的混乱和变动所打破。汉民族自身的纷争，其他民族的不断渗入，人们困苦艰难之中对佛教学说的接受，终于导致了儒家思想本身的衰退，原来处于儒家思想严密控制之下的其他学说又纷纷被推到了历史的前沿，道家思想的复兴——玄学的兴起就是一例。所以逯先生认为：“《世说新语》所表现的意义，是旧的社会道德规范松懈后，新的价值观念形成过程中，原来约束在儒家道德规范下的个人获得了解放的机会，经过自我的反省后，个人的意识逐渐醒觉，突破儒家理想人格的框架，形成了更多的非儒家新性格类型。”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大一统被打破，人们的思想被解放出来，使得这一个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个性意识觉醒运动——魏晋风流！
就世说新语的内容而言，如果没有做史的背景的考察，没有思想史方面的高度的审视，我们很容易做出草率的结论：说是世说新语是把带有类似倾向的故事总括起来，然后分成若干个类型，形成大体上非常简短的一段段的故事。而当我们做出了史的考察之后，我们也许就会同意逯先生的体例观点了：“现行的《世说新语》目录，共分为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这三十六篇是对不同的新个性类型归纳的总结。上中下三篇的排列秩序，代表这些个性类型不同的发展和形成阶段。”逯先生在把世说新语的篇目罗列开来之后，对这三卷的做了详尽的论述：“首篇四卷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这种分类方法正是孔子对他的弟子因材施教的方法。”两汉时期的儒家“一统”，则是对这一原则的反动，他们把言语、政事、文学抛弃不顾，只是奉德行为圭臬，致力于建构以儒家道德规范为基础的理想人格。东汉后期的思想解放，使得作者开始有意无意的对这一规范进行突破，并流露出了儒家理想人格的分化与转变。逯先生认为虽然他们所追求的，在形式上仍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但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因为他们所表现的行为，已将对国家效忠的目标下移，转变为区域性的服务，以及家族间的孝悌、朋友间的信义，藉此突出个人 的独立特行，以提高个人的社会声誉，以及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力。
“中卷的九篇，自方正、雅量、识鉴、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等，就是在儒家理想人格做层次分化的转变期中，所出现的个性新类型。……这些个性新类型……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为依据的。后来经过曹操有计划的摧残，以及魏晋之际政治的变动，而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彻底与儒家的道德规范分离，另外形成了《世说新语》下卷更多的新个性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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