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4-13
如今，我们评价一座城市、一个国家的核心指标之一就是大学，所谓，城市之大不在大厦，而在大学。我们几乎无法想象，没有大学的世界会怎么样。今天就和我一起，走进博洛尼亚大学，看一看这座被称为“大学之母”的大学，是如何为现代社会贡献出它的决定性力量的。
去博洛尼亚旅行其实非常方便，米兰、威尼斯及欧洲各国旅客去罗马，必须经过博洛尼亚，因为它是半岛南北交通的节点，是必须要穿越的城市。在古代，它扼守着罗马大道之一的艾米莉亚大道的咽喉。条条大路通罗马，蛮族入侵罗马，一定要经过这里。
如果你对地理还是无感，我再提供一点你熟悉的元素。博洛尼亚位于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知名汽车品牌，像是法拉利、玛莎拉蒂、兰博基尼就出自这里。博洛尼亚是这个大区的首府，从这些品牌推测，博洛尼亚足够现代化。
而进入老城，你会感觉像是穿越到古代。它是个古城，但是又和很多古城不同。这座古城没有随着新城崛起而衰败和变得空心，地面的建筑、街区依然是完整的，包括广场、王宫、教堂、市政厅，和其所在的街区，都原汁原味地趴在那里。当地政府专门还出台政策，要求必须保留博洛尼亚原有的阶层分布，这意味着城市依然属于原住民。而且一些习惯也被保留，比如，中世纪的时候，博洛尼亚政府规定，临街的业主有为市民遮阳避雨的责任，他们的建筑要留有拱廊，博洛尼亚至今还保留着将近40公里长的古老拱廊。
人们常说“黑暗的中世纪”，在这里你可能很难看到，因为它是明亮的，其中最大的光点是阿尔基金纳西奥宫。
19世纪前，这里是博洛尼亚大学所在地，现在它是一个市政图书馆，依然属于读书人。如果你想找回博洛尼亚大学当时的感觉，可以去二楼，有一个人体解剖博物馆，当年是博洛尼亚大学的解剖实验室。
当年的解剖课上，学生们围坐周围，中间是解剖台。上课时，同学们往往会站起来观察解剖的细节。17世纪时，这里的学生已经通过课堂了解了人体构造。那时上课非常辛苦，为避免尸体腐烂，解剖课通常安排在冬天；为节约成本，老师要把一具尸体解剖完才下课，一堂课往往要上一整天。
当年已经成为历史，中庭周围和二楼走廊墙壁上密密麻麻陈列着他们的文章，加上“剧场”里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等医圣塑像，共同构成了这里的医学名人堂。
而这里更知名的校友，来自人文、科学领域。文艺复兴三杰中的但丁、彼得拉克，北方画派代表丢勒，科学家哥白尼，无线电领域奠基人马可尼……知名校友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共同构成了“大学之母”厚重的历史。
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最早的大学不在罗马、巴黎、伦敦，而在名不见经传的博洛尼亚？这就要回到大学诞生的时间原点。
经历了5—10世纪的黑暗岁月，欧洲开始了复苏，标志就是城市的兴起，市民、商人迅速向城市聚集，博洛尼亚就是这样的聚集目的地。
商业社会自然需要交易，需要合同，而且多元的社会阶层相处，就会产生矛盾和纠纷，这时候就需要法律来提供解决方案；各国国王、贵族和教会，他们本来就需要法律服务，问题是，教会在当时垄断了知识资源，同时规定，他们的修士取得研修资格后，不能研究法学。
这样你就会发现，法律服务市场迅速扩张，法律人才供给却严重不足，这就为法学院校提供了潜在的市场。
在当时，一旦你成为法律人才，既能当律师又能进教会，还有机会为王室、贵族服务，法律职业就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能实现阶层跃迁的职业，这让法学成为显学。可同时代的其他城市，比如罗马、比萨、锡耶纳等，都有法学院，为什么博洛尼亚异军突起？
第一个原因，自然是交通，这里是去罗马朝圣的必经之路。人的聚集让城市成为工商、贸易中心，而博洛尼亚成为法律中心，又涉及另一个时代背景。
罗马帝国崩溃后，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被穆斯林翻译成阿拉伯语。到10世纪时，欧洲人重新发现了这些经典，又决定将它们翻译回拉丁语。
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件大事。1080年，人们发现了查士丁尼法典，就是罗马法典。你千万别小看一部法典的价值，它对欧洲人非常重要。当年的民事法律粗糙，而罗马法文字优美，对婚姻、家庭、继承、商业、贸易等民事行为，都有事无巨细的规范，于是它成为显学中的显学，意大利半岛的法学院校纷纷开设罗马法课程。
这就要说到博洛尼亚了，它就得益于罗马法大师的加持。比如伊尔内留斯，他是当年最著名的罗马法专家，对罗马法做了系统的阐释，他还发明了很多在当时容易被学生接受的教学方法，所以伊尔内留斯就成为非常受欢迎的罗马法大师。
这印证了后世的一个道理：大学之大，不在大楼，而在大师。这些罗马法大师的登场，让博洛尼亚成为欧洲的法学教育中心。
但当时的学生们面临一个难题：学院没有固定教室，上课如同打游击，老师要在家里、城市广场、公共空间随时授课，不可避免地和当地人发生冲突。可打起官司的时候，法庭又搞地方保护，留学生很难获胜。
面对不公的司法，唯一的抗衡手段是搬家，离开这里。但市政当局坚决反对，因为法学院学生非富即贵，往往带着仆人一起留学，他们能吸引更多商人和手工业者聚集在城市。他们一旦离开，城市自然就少了一大块财富。因此，市政当局禁止学院搬家。这个时候，有一个人解决了这个难题。
1154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路过博洛尼亚，学生们要求皇帝给予他们特殊的保护。腓特烈一世爽快地答应了，给他们颁发特许状，赋予他们四项权利：
一是法学院学生和神职人员一样，享有自由和豁免权。二是为了学习和教学的目的，学院可以自由迁徙，不受干涉。三是有不因学术观点而被报复的权利。四是当学生和其他人发生冲突，有权选择他们相信的法庭。
这些权利的获得，在当时非同一般。因为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是社会的核心，神职人员属于最高等级。特许状的颁发，让属于平民的法学院师生，可以和神职人员平起平坐，这是巨大的转折。而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给予师生们学术自由，这意味着法学院不再单纯的只是学院，而是有灵魂的大学。是自由的灵魂，不是成立的时间，让它成为欧洲的“大学之母”。
腓特烈一世真的是喜欢学术自由吗？当然不是。
你可以理解为，他在下一盘大棋，大学充其量是他的棋子。这里要交代的背景是，当时欧洲在名义上是统一的，教会统治着精神世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着世俗社会。
表面上，不掌握军队的教皇似乎处于弱势，事实上却相反。教会垄断知识和信仰，负责解释人间的一切，当他们和皇权，也就是世俗权力发生冲突的时候，只要祭出“决罚”武器——开除皇帝教籍，皇帝就会被所有人抛弃。
吵不过、打不赢的腓特烈一世皇帝，这时候突然收到博洛尼亚学生递出的橄榄枝，他非常清楚，没有知识人的帮助，他不可能在跟教会的争夺中，得到主导权。
得到特许状的博洛尼亚大学，自然会站在皇权一边，罗马法又是新生事物，怎么解释就由学者们说了算。比如，作为知识体系，罗马法里根本没有教会，而且查士丁尼法典明确表示，皇帝不受世俗法律的约束。
就这样，有了大学的帮助，皇权拥有了知识武器，跟教会辩论时只要拿出罗马法，学识渊博的大主教也无话可说。
尝到甜头后，皇帝开始向更多大学颁发特许状，权力的天平渐渐向皇权倾斜。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博洛尼亚大学已经发展成知识殿堂。如前所述，但丁、彼得拉克、哥白尼，校友名单可以列出很长，1237年，这所大学还开创了为女性授予学位的先河，这在古代世界也是石破天惊。
从这个角度看，博洛尼亚大学实际上非常世俗。那么“象牙塔”一说又从何而来？
既然皇帝拉拢知识人，教会自然要反抗。他们也给大学颁发特许状，避免大学选边站。巴黎大学就是一个案例。
和博洛尼亚大学不同，巴黎大学有明确的《大学大宪章》，机构设立和教学方式也更加系统；尤为不同的是更强调理念，要求学生要和世俗社会保持足够的距离，要为信仰而学习。这个传统慢慢地演化为所谓的“象牙塔”——和世俗社会保持距离。
出于竞争的需要，教会还发明了一个制度。就是某所大学一旦获得特许状，毕业生就拥有了教师资格，这是大学文凭的出处。学校还给毕业生办宣誓会，宣誓仪式上，学生们穿着特定服装，这是毕业典礼的由来。
拿到文凭，办完典礼，学生就可以到其他学校当老师。本来，欧洲各个大学在教学内容和机构设置上各不相同，很难跨校执教；可新制度开了口子，增加了师资的流动性。无论是皇权支持的大学，还是教权支持的大学，由此可以互相学习，教学内容和方法趋向统一，这又为更高效的知识生产机制提供了可能。
皇权和教权两大强者斗争的张力中，大学居然获得了难得的生存空间。而大学一旦开始探索知识，就会被知识逻辑左右。古希腊的实证主义传统，在有限的空间里，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萌芽、成长、壮大，大学逐渐发展成为抗衡教权和皇权的势力。
这是一个重要的权力范式：强者的争夺和制约看起来丑陋，但它为弱者提供了空间，借助这个空间，弱者也能发展为强者。
更重要的是，大学产生之前，人们是通过教会或当学徒获取知识，这样的知识不系统、很碎片，大学则不同，可以标准化、批量化地制造知识和人才，他们又像种子一样散播，现代科学革命的发生就是基于这个前提。
举个简单的例子，巴黎大学诞生后，大批英国人跨海到巴黎学习。英法百年战争后，来自英国的老师同学被迫回国，将大学的种子带到牛津小镇。1209年，牛津大学部分师生与当地居民爆发冲突，部分师生出走到剑桥小镇，支持他们的就有英国国王。牛津、剑桥就是这样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