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与经济》，一本晦涩难懂的社会学著作，一位朋友推荐给我读，但实在读的困难，好在在得到上，看到冯老师的解读，分享出来。
该书作者是美国
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格兰诺维特。格兰诺维特是一位社会学家，但是，每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选，格兰诺维特都是呼声很高的人选。而且，经济学家写论文还特别爱引用他，所以他还得过经济学的“引文桂冠奖”。
一位社会学家，为什么这么受经济学家们的重视呢？
这是因为格兰诺维特一辈子就在干一件事，就是跟经济学抬杠。而且是跑到经济学的地盘上，在生产、分配和消费领域，跟经济学正面开杠。因为杠得有姿势、有水平，所以，格兰诺维特不仅在社会学学科具有很高的威望，一些经济学家也被他给带跑了，开始按照他的方法开展经济学研究。
那么，格兰诺维特究竟说了什么，以至于在两个学科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呢？答案就在他的这本新书《社会与经济》里。
我们都知道，社会学理论大家韦伯和帕森斯，都出版过一部巨著，叫作
《经济与社会》，讲的是经济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格兰诺维特的这本书倒了个个儿，把“社会”放到了“经济”的前面，叫作《社会与经济》，强调社会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并且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提出了一整套的
研究方法和理论主张。你如果想了解这个话题，这本书是最系统也是最权威的一个入口。
这本书的笔法，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洋洋洒洒，而是另外四个字：艰苦卓绝。格兰诺维特在23年前，就已经写好了第一稿。然后，23年间，一遍遍地修改。可以说是，每句话都有出处，无一处无来历。
资深媒体人段永朝老师打了比方，非常地形象。他说，格兰诺维特就像地质学家一样，用
探铲、用手镐、用毛刷，在岩石断层中，仔细辨认着过往理论的主干和枝枝蔓蔓。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理论创见，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
介绍完这本书的创作背景，我们进入到这本书的内容。格兰诺维特笔下的三次交锋。
第一部分
在书里，格兰诺维特首先立了个靶子，就是经济学帝国主义。
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认为一切现象都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比如，现代人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因为在农业社会，孩子是投资品，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个劳动力，所以，人们愿意生；而现在，孩子是消费品，养孩子不划算，所以
生育率就降低了。
再比如，为什么大家都爱听流行乐，不听
古典音乐了呢？经济学家解释说，是因为时间成本不一样。流行乐短平快，马上就可以得到快感；而古典音乐，你得花时间去学习、去分辨。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古典音乐就没那么受欢迎了。
你看，传统的经济学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假设所有人都是理性人，他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这本来是经济学最基本的主张。但是，最近几十年，经济学家们发现，理性人的假设出了大问题，于是开始往上面打各种各样的补丁。
其中，最著名的一派叫作“
行为经济学”，专门研究人理性的漏洞，也就是不符合收益最大化的非理性行为。比如说，禀赋效应。你口袋里的100块钱如果丢了，你会很心疼；就算你再捡到100块钱，也弥补不了这份心疼。还有心理账户效应，你买一件衣服，会为10块钱讨价还价；你如果买一辆车，可能再多跟销售聊两句，就能便宜1000块钱，但是你却觉得，不便宜也无所谓。同样都是钱，你看待它们的方式却很不一样。这就是心理账户效应。买衣服的钱和买车的钱，是存在不同的心理账户中的。行为经济学是今天的
显学，你如果关注近些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会发现很多奖项都颁给了行为经济学家。
但是，在格兰诺维特看来，行为经济学干的事情，顶多算作小修小补。打完补丁之后，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还是不符合我们所在的真实世界。
就像15、16世纪的时候，
托勒密的地心说出了问题，你为了把数字算准，加上800个本轮、均轮，也无济于事。得有一个类似于
日心说这样的概念出来，才能一下子改变我们看世界的眼光。
这就要讲到《社会与经济》这本书中的第一个交锋了：经济活动中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
在格兰诺维特看来，经济学假设里的人，不管是理性人，还是非理性的人，本质上都是孤立的、原子化的人。你看，那些行为经济学的实验，都是随便找一人搁到实验室里，剥离了一个人全部的
社会关系，然后去考察他。
但实际上，人是活在社会关系中的，社会关系又约定了各种各样的规则。这些规则告诉人们，什么行为是合适的，什么行为是禁止的。
比如，在很多经济学家看来，一家店如果开始排队，那么就说明价格定得不够高，应该立即涨价。你看，这符合理性人的假设吧？
但实际情况呢？可能是不该涨价，也不能涨价。比如说，台风来了，出现了食物短缺，超市能涨价吗？涨价的话，这家超市以后就在社区里混不下去了。社区居民会觉得，你在道德上有瑕疵，趁人之危，落井下石。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人们可能会砸掉你的店铺，抢走店里的东西，因为这才是符合公平正义的行为。
再举一个例子，坐公交车的时候，你没有座位。你能掏出钱，跟旁边的人说，我买你一个座位吗？估计没有人会这么做。但是在传统经济学看来，这就是市场失灵，是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应该允许座位买卖。可是在社会学看来，这太不符合人之常情了。社会规则要求我们，可以给老弱病残免费让座，但是拿公交车的座位卖钱，那可不行，别人会怎么看我呢？你看，这又是一个超出了理性和非理性维度的例子。
你可能会说，这两个例子里，人们之所以没有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为了逃避惩罚，而逃避惩罚的背后，也是理性的选择。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作“土豪劣绅”，说的是当地主的为富不仁，剥削和压榨佃农。但其实，所谓的“土豪劣绅”，是近代才出现的现象。在农业社会，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紧张。地主是佃农的庇护者。今年如果遭了灾，粮食收成不好，地主会少收一些租金，甚至会给佃农送去一些粮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那么，地主和佃农的关系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糟的呢？在格兰诺维特看来，是因为城市化。城市里生活条件好，地主就搬到城市里去住了。那农村的地怎么办呢？交给代理人打理。一旦出现了代理人，那地主和佃农的关系就变了。以前咱们都是邻居，乡里乡亲的，互相得有个照应。现在我跟你也不认识，这层道德义务感就解除了。代理人收租子，那就是执行任务。不管你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我都得一分不少地收上来。
你看，在刚刚的这个例子里，起作用的是什么？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关系所塑造的认同感，是认同感所约定的道德观念。它们不是外在的、强制的，而是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不需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和计算。这是格兰诺维特和经济学的第一个交锋。
第二部分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交锋：经济活动是如何展开的？
刚刚我们讲到，社会关系对于我们理解人的行为非常地重要。但奇怪的是，社会关系从来都不是经济学关心的话题。即便提到，也是一副瞧不起、看不上的态度。
比如，
亚当·斯密就说：做同一种生意的人很少会见面。他们如果见面，一定了为了串通起来，抬高价格，没安什么好心。亚当·斯密甚至建议政府说，不要把交易登记的名册公开，因为这样会使交易中的人找到其他的交易者。
你可能会问，经济学家为什么这么讨厌社会关系呢？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家看来，只有
完全竞争市场，才是最完美的市场。而完全竞争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各自独立决策，不受社会关系的影响。
但是，格兰诺维特不这么看。他最著名的一个理论，你可能听说过，叫作“弱关系”理论。讲的是，找工作这件事，看着是一个市场现象，一个经济行为，但是，在找工作的过程中，社会关系非常地重要。他做过一个调查，发现60%的好工作，都不是通过正式的招聘渠道来的，而是通过熟人介绍的。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能够帮到我们呢？格兰诺维特发现，你要求助的不是亲朋好友，而是那些跟我们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亲朋好友跟我们的圈子差不多，掌握的信息也跟我们差不多，他们知道的工作机会，你也知道。反而是那些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新鲜的信息，和更多的工作机会。这就是“弱关系”理论。
其实，何止找工作，企业招聘也一样。现在流行一个词叫作“
内推”，就是内部推荐的意思。老板们都喜欢通过老员工推荐的方式，来招聘新员工。原因很简单，员工既然在一家公司工作，那么他是不敢糊弄老板的，推荐的人一定知根知底、非常可靠。新员工入职以后，老员工也觉得有义务帮助他融入这家公司。自己介绍进来的人如果出了事，那还了得，面子上是挂不住的。
你看，一个是招员工，一个是找工作，这些最纯粹的经济活动，都需要通过熟人关系才能达到最高效率。
所以，格兰诺维特就说，经济学排斥社会关系，这是不对的。因为在真实世界，很多经济活动都是在熟人之间展开的。你去看那些经济犯罪，什么诈骗、传销、非法集资，大部分都是通过熟人进行的。合法的生意那就更多了。人们会因为是朋友，而一起做生意。人们在做生意的同时，也会说交个朋友，而不是一门心思地赚钱。
所以，要搞清楚经济是怎么运转的，你必须研究社会关系。更进一步说，是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也就是社会学家经常讲的“社会网络”。
为了讲清楚这个问题，格兰诺维特专门用一个章节，探讨了一个话题，那就是信任现象。
什么是信任？我在这本书里读到一个最经典的定义：所谓信任，就把自己置身到任由他人伤害的境地。你品一品，是不是很有道理？
你在什么情况下会信任一个人？就是这件事明明有风险，但是你不管不顾，还是把这件事情托付给他了，这就叫信任。比如，你把孩子交给父母照看，这就是一种信任，你相信他会对孩子好。还有，你把钱借给别人，这也是一种信任。你既没有跟他签合同，也没有派一个人天天盯着他看，但是，你相信他会还钱。
你看，信任能够促进合作，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但是，传统经济学很少讨论信任这个话题。因为我们都觉得，信任只是小范围的现象，熟人之间才讲信任。现在是陌生人社会，得讲利益，只有利益才是一切合作的基础。至于信任，有没有不重要，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比如设立第三方监管账户，或者开展信用评级。
那么，熟人社会怎么办呢？比如说，我们东亚文明，都爱搞关系，爱把人分成亲疏远近。这种文明是不是就很难建立大范围的合作了呢？
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一本叫作《信任》的书里就说：家族企业盛行的地方，比如法国、意大利、中国台湾和香港，很难发展出大型私有企业。一个地方要想发展，只能走一条路，就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路。这就是著名的“历史终结论”。福山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所以，学者和商业记者一直都在唱衰家族企业。
但真实情况是什么呢？硬邦邦的事实告诉我们，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家族在企业中的角色都没有下降。不信，你看一下世界财富500强的名单，超过1/3的企业都是家族企业，包括沃尔玛、米其林、路易威登、宝马，还有巴菲特的摇钱树伯克希尔-哈撒韦。你还可以再看一下标普500指数，你会发现，家族企业的业绩要比非家族企业好得多，规模也比非家族企业做得大。
这就奇怪了？我们说的可是“家族”，一个家族再大能有多少人？这些人怎么可能管理好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的企业呢？
你别说，还真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研究。比如说，有人研究了新加坡的华人企业，发现这些家族企业早期都集中在小型服务业、零售业和进出口贸易行业，但是后来，就扩张到了制造业、银行业、橡胶采集业，变成了一个既跨国家又跨行业的超级巨无霸。这个扩张是怎么发生的呢？
研究者发现，家族企业的扩张，靠的不是企业本身越变越大，而是它们成立或者收购了很多子公司，然后通过控股和交叉持股等方式，掌握这些子公司的控制权，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外来者可以投资，但是没有发言权，不会稀释家族的控制。
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些子公司里，家族成员是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担任重要职务。围绕这些家族成员，又形成了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圈子，担任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这些职业经理人向家族成员效忠，家族成员又向整个家族表示忠诚。在这样的社会网络里，维系合作的是亲情和信任，不是什么法律合约。
你看，对家族企业的重新认识和发现，打破了福山的“信任论”和“历史终结论”。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讲究家族团结和熟人社会的东亚文明，也可以通过社会网络，把小范围的信任，转化成建构大型经济组织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信任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从朋友之间的信任，到员工和老板之间的信任，再到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信任都是市场交易的润滑剂。而信任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原子化的，而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
这是《社会与经济》这本书里的第二个交锋。
第三部分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交锋：社会是怎么演进的？
在经济学看来，一切社会变迁，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你想，什么是社会？社会只是一个虚头巴脑的名称，真实存在的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人。所以，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可以通过个体来推测、来理解。
比如说，需求。所谓的需求，就是所有人愿意购买商品的简单相加。还有制度。所谓的制度，就是个体为了解决特定的问题而发明的办法。这个观点，我们可以把它叫作“理性选择论”。很多经济学模型都可以归到这个理论里。
但是，格兰诺维特说，不对，这种思维方式犯了“化约主义”的错误。什么是“化约主义”的错误呢？就是，按道理，社会层面的现象只能用社会来解释，个人层面的现象只能用个人来解释。从个人的行为，到社会的风尚之间，中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你如果不填平这条沟，断然地用个人因素来解释社会现象，就犯了化约主义的错误。
这个沟怎么填呢？格兰诺维特说，你需要在中间搭一座桥，那就是社会网络。如果说，个人是一个微观概念，社会是一个宏观概念，那么，社会网络就是一个中观概念，它把社会和个人联系起来。
这么说，还是有点抽象，我们来看一个例子，美第奇家族。
美第奇家族，你可能有所了解，他们是14-17世纪欧洲的名门望族，不仅把持着欧洲的银行业，还出过4位教皇和2位法国王后。这个家族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我们听说过各种各样的解释。最常见的解释是，因为某一个英明伟大的人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比如，乔凡尼·美第奇把家族产业从羊毛加工转移到了银行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再比如，柯西莫·美第奇夺取了政权，成了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还有，大名鼎鼎的洛伦佐·美第奇，用钱烧出了一个文艺复兴。
这些解释，在格兰诺维特看来，这些解释都犯了用个体解释社会的化约主义错误，它忽视了中间的那一层，那就是社会网络。
美第奇家族在社会网络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叫作“结构洞”。结构洞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它讲的是有两群人，彼此互不往来，那么，在这两群人之间就出现了一个空缺，叫作“结构洞”，谁占据了结构洞的位置，谁就能享受到一个特殊的红利。
那么美第奇家族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洞呢？你熟悉历史的话会知道，美第奇家族天然地横跨了两个社会网络。一边，是贵族。美第奇家族出身贵族，它通过跟贵族联姻，拉拢贵族的支持。另外一边，是新兴资产阶级，也就是暴发户。美第奇家族擅长做生意，很愿意结交这些暴发户，也能跟他们打成一片。
而贵族和暴发户，这两群人原本是不相容的。贵族嫌弃暴发户没文化、没地位；而在暴发户眼里，贵族是没落的，穷得叮当响。这两群人互不来往、井水不犯河水。但是，美第奇家族就有这个本事，把两个圈子连接起来，让贵族的权力为暴发户所用，让暴发户的财富为贵族服务，两群人都离不开他。所以，一时之间，美第奇家族的风头可以说是无人能及。
但是，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美第奇家族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重要的是，它还做了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赞助了文艺复兴。美第奇家族赞助了包括马萨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在内的很多艺术家，还赞助了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和科学家伽利略。那美第奇家族为什么要赞助文艺复兴呢？是因为热爱艺术科学吗？是为了献爱心、做慈善吗？都不对。它这么做，是为了掌握权力。
以往，我们讨论“权力”，讲的都是个体对资源的占有，尤其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但实际上，在社会学家看来，你占有资源，别人依赖你，听你的，这只是权力最初级的形态。权力更高级的形态，是合法性权力，也就是你的职位给你带来的权力，你通过选举或者上级任命而获得的权力。而权力最高级的形态，是议程设置，也就是影响人们的观念和想法。比如“什么资源是重要的”“人们如何看待这些资源”的观念。影响这些观念，其实也是一种权力。
举个例子，老板的话，你得服从，因为你指望他给你发工资，这是基于依赖的权力。部门领导的话，你也得服从，因为领导是公司任命的，这是基于合法性的权力。但是，权力还有刚才讲的第三种类型，就是议程设置，换句话说，就是改变大家对一件事情的理解，从而改变历史的走向。
美第奇家族就很擅长议程设置。它不仅仅是有钱这么简单，它是把钱变成了一件件伟大的艺术作品，变成了审美偏好和文化软实力，加速了宗教世俗化的新趋势，缔造了文艺复兴的新文化。
回到前面的问题，社会是如何演进的？局部地看，我们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把它归结为具体个人的努力。但实际上，我们还要看到中观的社会网络，看到美第奇家族在网络中所处的结构洞的位置，看到资产阶级兴起和宗教世俗化的时代背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像齿轮一样，是环环相扣、层层传递的关系。缺掉中间的任何一环，我们对事实的理解都不是全面的。
批评完经济学，格兰诺维特又把靶子指向了社会学自己。他说，经济学家爱犯的错误，是用个人来解释社会。而社会学家爱犯的错误，是用社会来解释个人，认为个人的一切都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这也是一种化约主义的错误，它有一个名字，叫作“文化决定论”。
文化决定论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比如，我们中国人爱谈论的“国民性”，就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因为我们的民族有着什么样的性格，所以，我们每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
还有学者研究了汽车产业链在全球的分布，发现韩国的汽车组装产业非常强大，中国台湾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非常发达，而阿根廷干什么都不行，这是为什么呢？
学者解释说，是因为汽车组装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投入，韩国的文化传统更适合建立这样的超大型企业；而汽车零部件行业，需要的是一批反应灵敏的小公司，这种制造方式在台湾有着深刻的文化根基。至于阿根廷，既没有建设大型企业的文化传统，也没有建设小型供应链的文化传统，所以，什么汽车产业都搞不起来。
你看，所谓的“文化决定论”，背后其实隐隐地包含了“历史终结论”的影子。认为，有的地方的制度和文化更加先进，更加适合工业化、现代化；有的地方的制度和文化就是落后，你的工业化、现代化怎么也搞不起来。但是，格兰诺维特就讲，制度和文化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制度和文化，与其说是个体行动的脚本，不如说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菜单。
格兰诺维特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韩国。韩国的工业之所以发达，是因为文化传统吗？不对呀，在半个世纪以前，韩国是一个既贫穷又落后的国家，恰恰是文化决定论者眼中落后制度和文化的代表。但是，1961年，朴正熙上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铁腕政策。比如说，政府借贷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扶持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建设大型产业园区和基础设施，还有大力发展国民教育，最后这些措施带领韩国的经济实现了腾飞。
在韩国的身上，你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影子：有苏联式的五年计划，有日本式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有韩国特色的家族财阀。它不是某一种国民性的结果，也不是某一种文化所决定的。它是一颗种子，自带信息，然后吸收阳光雨露，开花结果。
总结
总结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三次交锋。
第一个交锋，经济活动中的人是什么样的？格兰诺维特的答案是，不仅是理性人，更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人。
第二个交锋，经济活动是怎么展开的？格兰诺维特的答案是，经济活动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在社会网络中展开的，信任和权力这两种社会关系尤为重要。
第三个交锋，社会是怎么演进的？格兰诺维特的答案是，社会的演进，是个人、网络和社会三个层面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为个人行动提供了一个背景，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影响和改变社会。
你看看这三个句式，都说得不那么干脆。既不简洁，也不漂亮。但是，它符合真实世界。
真实世界是复杂的。只有复杂才能解释复杂。
之前，我们追求简洁的解释，不是因为这样的解释是完美的，而是因为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去计算、衡量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
现在，我们有了大数据，有了计算机仿真技术，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座城市的人际关系图谱，可以动态地追踪一个行业的兴衰起伏，可以把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现象还原为真实的复杂网络。所以，无论是经济学也好，还是社会学也好，我们都应该切换到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
格兰诺维特有一句口头禅：“It’s not wrong, but it’s not enough。”翻译过来是：“这个解释没错，但是这个解释不完备。”听完《社会与经济》这本书的解读，希望你记住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