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诚信成为一种明确的 社会 行为准则和泛化的价值规范时，特别是介入到金融应用领域，我们中国人到底会不会用？能不能用？怎么用？
古人认为诚信是基于君子之礼的行为准则，在《礼记·祭统》中表述：是故贤者之祭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一个有德行的人之所以要举行隆重的祭祀，就是为了彰显他所坚守的行为准则，包括诚信、忠心和敬仰。由此可见，中国人无信不立这句话是基于道德行为层面去约束个体的一种标准。
道德是低层次的约束，是关于个体认知下的价值自发表达，本质上是自我行为管控，因此诚信的最初的出发点是面对自我思考和行为最真实的衡量。但伴随着 社会 文明的发展，关乎于 社会 规范和利益佐证的影响，外在事物的影响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于自我行为的约束，形成更高层面上的行为认知，特别是现代 社会 的丰富物质基础影响了更多的精神归纳和定义，人们对诚信的把控层次更加倾向于行为定义而不止于道德层面，这就是信用的由来。
诚信是信用的基础，信用是诚信的表述，但万变之中有一点不变，那就是基于行为的约束是诚信价值对个体的要求。以上是我个人对于诚信的一点浅薄的理解，但作为投资人就需要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比如当你参与了信用债买卖的时候，就不应该止于上述解释。
现代金融将诚信应用当成了市场经济承载的精神内涵之一，因此设计了极其复杂的信用承担渠道和内容，这些事物的不断演化过程带来了深刻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基础，而信用债的逻辑就是其中之一。
债权的理解是基于融资主体和债权人之间的资产评估关系，人们认定一项资产具备一定时间周期内的投资增值价值，以股权转让形式换取资金融通实现企业良性运作的参与过程。然而现代债权的设计是以证券化的方式来进行的，那么就存在多方主体行为对接的方式，而资产的价值评估就成了一个三方逻辑，这里就运用到了信用机制的设计，也就是评级机构广泛存在的理由。
这次中国市场信用债的大规模违约爆发，显然将人们的焦点聚焦到了整个市场设计环节的问题上来，中国的资产到底有没有价值托底？到底是谁在资产评估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AAA评级是可以随便给出的吗？
这是信用佐证问题，是资产评估问题，同时也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大问题！
似乎中国金融市场里的负面问题总是要到达一定高度之后才会引起人们的警觉，就像这次信用债危机出现之前，人们都一直以个例呈现来表达对债券市场的信任和对过去出现案例的漠视，选择性相信债券市场在逻辑上的稳健和可靠。可是在金融风险的衡量中，可信并不是风险减让的理由，相反市场漠视更容易是问题不断加剧，直至人们意识到风险的不可控相关。
目前看信用债的暴雷还不至于扩散到整体层面，优质国企的评级也并不是都出现了稳妥质疑，只不过突出问题的逻辑带来的拷问是直接针对长久的信用背书本质，这是几乎涵盖整个债券市场的隐患无疑。
中国式信用资产评估到底有多可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金融市场质问，我估计市场上几乎没有人敢说自己掰扯得清楚，这和现状金融环境息息相关，知晓内幕的几乎都是既得利益者，谁愿意让自己的饭碗砸掉？可是市场的问题谁来解决？这中间还牵扯到投资市场稳定的问题，市场规律不会骗人，如果你用虚假的评级忽悠市场，早早晚晚是一定会出问题的。
从整个信用债目前暴雷的逻辑看，主要是评级框架下参照的资产标准有存在非市场供给逻辑，同时还有企业端对于经营运作的长久偏离导致资产价值无法支撑评级逻辑，换句话说就是名副其实之下的信用价值崩塌。当信用债失去信用评估标准的公正性后，谁来支撑投资者参与的可信度？
说到底这才是危机风险爆发下最应该担心的问题，个例虽然并不足以否定整个机制的 健康 ，但起码它暴露出来的问题是需要警惕的，因为这样的“个例”已经不是极少数了。
大型优质国企过去都是人们眼里具备强悍资产实力的代表，这些由地方政府背书的企业具备金融溢价上的特殊性，特别是被人们广泛认为大而不能倒的类型企业，往往与民生就业保障和地方业绩相关，而他们发行的债券背后往往都掺杂了这些要素渗透，加上中国国企传统的僵化经营和资产负债无法细化评估，这导致了资产项评估难以设定基准逻辑。
在中国我们仍然很难弄清楚资产评估到底有哪些细化公开的规则是真正落实的，同时西方价值框架拿来生搬硬套也确实不合适，我们需要找到属于中国资产评估的第三方契合点，同时也需要涉及足够容纳第三方独立性的权威和专业操守，否则市场依旧难以实现长久良性发展。
评级机构和企业之间必须切断利益关联，这样方可客观公正的展现市场化的针对方向，深入企业资产端调查，合理表达资产核心价值状况，出具足够令市场认可的评级报告，且需要在报告中真实反馈资产端可具备投资逻辑和策略，长期维持跟踪评级的能力因应市场环境变化带来及时应对，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三方评级机构所欠缺的。
中国本土化的资产估价内容往往过于主观和僵化，受非市场要素影响较大，同时参与评估的人员水平受限于行业认知，不足以和国际标准量化做参照。
而国际化评级机构由于过去资本管制相对受限，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由于市场影响力相对有限，不得不面对中国本土机构蚕食话语权的问题。另外外国机构进入中国市场对于中国企业经营环境的理解相对也是缺乏客观性的，这也削弱了其市场公信力。
这是整个信用评估市场设计的核心问题，不彻底摸清楚中国资产评估的框架和内容，良好的金融信用体系无从谈起，后续的多层次衍生品市场稳定性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诱发因素。
我们急需打破中国资产估值的“溢价怪圈”，最先针对的就应该是利益再平衡和机制再造，在梳理风险点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或者设计更符合市场规范的内容。
信用信用，信字在前，用字在后，各方真实表达态度在前，市场整合要素在后。假如中国人的估值认知和方式无法得到真实的展现，那么市场生态扭曲显然就是当下这个样子。
核心问题还是市场一直诟病的隐形刚性兑付和过多非市场主导因素参与，这些逻辑虽然在传统双轨制经济内容中有长期存在的理由，我们也确实曾经依赖这种逻辑来维护系统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东西是合理存在。
在市场化条件主导下，这些东西就是让市场信用准确度和可靠性下降的根源，如果无法打破这层怪圈，那么在市场中始终会有人“信仰”这样的价值来去背书的。
另外针对估值本身，本次信用债危机爆发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企业端的经营周转，参照过去几年类似企业债务端风险爆发的根源仍然在中国企业的盲目扩张过甚，涉及多领域参与和跨领域投资，而外部环境伴随着经济局势相对紧缩态势明显，短期债务占比过高，而资产端又无法有效止损，形成了层次上的风险交织，导致企业流动性出现紧张，甚至是断裂的情况。
而一旦信用端出现较大风险佐证，同步伴随着本就不规范的评级机构反馈，进一步恶化了资产端的估值判断，这就很容易形成系统性风险。
我们需要让市场意识到企业资产优质和稳定的基础是运营表现，而不是所谓的“信仰背书”。我们需要让评级机构认知到信用体系是用来客观衡量企业和沟通市场的严肃指标，不是不经调研和审慎统计的纸面功夫，也不是卖弄人情世故的手段方式。我们需要让企业端认知到运营规划好企业核心价值才是取得更高信用资源条件的基础，同时也是获得市场认可的唯一价值方式。
做到这三点才能够真正打破所谓的“刚性信仰”背书以及这些背书背后带来的种种风险乱象。
改革开放这四十年中国算是基本上肯定了市场主导力量的理论实践，但是对于转轨文化遗留仍然存在巨大的争议，比如国企和央企在金融市场上过度被迷信的实力背书。如果这种背书是根据市场运转效率和实力来衡量的，那么整体上金融资源供给并不会存在较大偏离，但资源禀赋的倾斜仍然有害处。
多年以来我们始终想要针对这块配给方式以市场化转轨来定位，改变过往不能够适应市场发展的部分，可是效果一直不佳。这显然和市场经济学以外的态度有关系，有一些规则的存在使人们不愿意以市场化的方式真正衡量这些大型企业的价值，这本质上也导致了这些企业的僵化运作。
而另一方面这些企业经营的领域如果只涉及战略命脉领域支撑那倒是好事，毕竟市场利益博弈也会有相当的负面效应来影响底层的合理。然而偏偏这些企业又不甘心于专营，牵扯层次过甚，甚至利用自身影响力广泛介入到市场竞争激烈的领域，形成了资产的复杂扩张，进一步加剧了整体 社会 认知的扭曲性。人们这下更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
现代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物，往往效率是最核心的市场价值，而资源配给高效融通运作是市场根基，能够凭借市场关系和财富效应推动生产不断向前满足 社会 需求，这其实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而市场关系里就有信用关系的广泛表述空间和应用法门。
在直接融资关系中，企业和市场存在沟通难点，信用机制的有效性很好的解决了整个渠道沟通的问题。但是信用的本质是相互的，任何一方参与者涉及到非正常的规则解释和运用都会深度打击信用体系的脆弱基础，虽然它是整个市场经济中最高效的融通机制。一旦信用崩塌，则全部链条环节都会出现价值垮台，甚至是整个系统都会出现传染性失效。
中国市场里存在非常多不规范的市场要素理解，更有甚者是曲解和悖论，这些东西是决不能成为市场良性循环的有利搭配的，它只能起到破坏市场根基的作用，但往往很多时候这些东西在 社会 化环境下仍然存在合理的探讨价值不能一概否定，这就带来了现代信用建设的中国化难点。
这次的信用债暴雷，姑且算是危机时代下中国市场拷问的一次小小的深入吧，我们的体制和市场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不小的问题，特别是在对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仍有待深刻梳理和打磨。
市场关系和联系错综复杂，尤其现代经济的效率深入开发和解放，监管在中国整个市场包容尺度下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中国人需要理解中国人，也需要理解市场经济本土化的核心精髓。
设计一个符合中国市场规范的体系框架是需要要素环节相互配合来完成 探索 的，这中间不仅会有方向性纠偏和反复验证，还会有付出深刻的代价和成本，就像是我们过往那些教训带来的实践反馈。
这次暴雷出清也未必尽然都是坏事，一个良好的市场关系需要权衡，好的规则留下，坏的规则抛弃，正本清源回归大道。
不单单是一个债券市场的问题，整个中国资本体制都需要意识到不间断改革和开放的必要性，这是适应时代巨轮唯一且艰巨的方法论：你不改，市场一定会以它的方式来让你改！
我们中国人聪明，总是会举一反三，总是有自己的生存原则，但是基于整个市场的可持续性，我们仍然需要认同经济规律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我们自己有限的认知。我们的聪明应该着眼于长远，通透于自我和外部的认知，学会更精细的雕琢市场实践运用，降低风险成本抬高受益利润，这才是中国智慧真正应该发挥的广阔天地，而不是偏执于某种有缺陷的“信仰”。
好的市场设计和边界监管会从底层改变整个市场的功能效率实现，虽然事物的演化和发展总是会给人们带来难题和困惑，但认知规则、敬畏规则、适用规则才是市场经济最富有魅力的地方，而信用作为人之要素的一部分参与，思考也应该如此。
但愿我们的“小聪明”能够在巨变时代里转换为“大智慧”，不急不躁，吸取教训，完成自我定位再出发，愿中国市场生态越发 健康 、活力、高度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