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赵会盟台据《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秦昭襄王时（公元前282一公元前280年），秦国三次发兵攻赵，赵国失利而不屈服。秦为征服赵，又开始政治与外交上的斗争。公元前279年，秦昭襄王派人告诉赵惠文王，为使两国和好，双方可在渑池会盟。
陪同赵王前往的是赵国上大夫蔺相如。秦王与赵王会饮时，胁迫赵王鼓瑟，并令史官记入秦史，使赵王感到无比难堪。这时，蔺相如正气凛然地强请秦王击缶，亦令赵国史官记人赵史。秦国官员不服，胁令赵国割15城给秦王祝寿，蔺相如也迫请秦国割都城咸阳给赵王祝寿。如此针锋相对，舌枪唇剑，直到宴会终了，秦王也未能捞到丝毫便宜，只得与赵王言归于好。
为表示偃旗息鼓，停止战争，双方士兵捧土埋藏兵器以示友好，遂成会盟高台。 公元前482年，鲁国国主鲁哀公，晋国国主晋定公在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约会夫差，举行会盟大典。夫差异常兴奋，因为鲁国与晋国都是老牌的诸侯国，在诸侯国中颇有影响，如今对方邀请自己会盟，对于吴国在诸侯心目中的地位是大有裨益的。
吴王夫差于是调集全国可用之精兵，甲胄鲜明的朝黄池浩浩荡荡的出发去了。
勾践得知消息后，秘密在吴越边境集结了三万精兵，准备乘吴军精锐尽出，姑苏只剩老弱残兵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进吴国国都。
夫差与鲁哀公、晋定公，并排站在封禅台上，检阅三军，吴军精锐尽出，声势壮大，夫差所到之处，三军将士必齐声鼓噪。鲁、晋二公深畏服之。夫差志得意满。又与二公围猎，颇多斩获。二公赞曰：“真上马可治军，下马可治国之君也。”夫差听到他一生中对于自己最高的评价，顿时有飞升的感觉一般，腾云驾雾。
两个月后，夫差帅大军回到吴国，姑苏城已空无一人。
在县城南11．3公里处、坝台村东头，周穆王曾游于此地。据《封丘县志》载：“天子东游于黄泽。歌曰：黄之池，其马喷沙，黄之泽，其马喷玉。”故春秋时叫黄池。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吴王夫差率军于黄池大会诸侯，与晋争做盟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池之会”。今仅存古黄池碑一通，建砖砌碑楼加以保护。 周惠王想废掉太子郑，立自己爱妃生的儿子丰子带为太子。
齐桓公为了保全太子的地位，以诸侯要拜见太子为借口，在公元前655年5月，联合八国诸侯在首止开大会，太子郑在首止和诸侯见了面，一起住了几个月。周惠王觉得太子郑不听使唤，但又无力和齐桓公抗争，就偷偷派人去劝告郑国不要参加结盟。郑国听了周王的话，离开了首止，剩下的七个诸侯共同缔结了共辅太子的盟约。后来，齐国又去攻打郑国，郑国也参加了盟约。不久，周惠王死了，太子郑即位为周襄王。周襄王对齐桓公十分感激，派人给他送了祭肉、珍贵的弓箭和车子。齐桓公利用这个机会，于公元前651年在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境内）会合诸侯，招待周王的使者。
史书记载说，春秋五霸，以齐桓公最盛；齐桓公九合诸侯，以葵丘之会最盛。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代表诸侯各国宣读了共同遵守的盟约。其主要内容是：不准把水祸引向别国；不准因别国灾荒而不卖给粮食；不准更换太子；不准以妾代妻；不准让妇女参与国家大事。这些内容，有些是各国在经济上互相协作的要求，有的是维护宗法统治秩序的需要。条约规定，“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通过葵丘的盛会，齐桓公终于达到了联合诸侯，称霸中原的目的。
孔子评价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天下，老百姓到现在还受到他们的恩赐啊！没有管仲，我们都要拨散头发，衣襟开向左边，变成蛮族统治下的人民了。”桓管几十年的活动，顺应了当时王室衰微，大国崛起的形势，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形势的对内对外政策，对齐国的社会发展，对捍卫中原先进文化免受戎狄等落后民族的破坏，建立了一定的功绩。 城濮之战后，晋军在楚军营地住了三天，吃缴获的军粮，到四月八日才班 师回国。四月二十九日，晋军到达衡雍，在践土为周襄王造了一座行官。
城濮之战
在城濮之战前的三个月，郑文公曾到楚国去把郑国军队交给楚国指挥，现在郑文公因为楚军打了败仗而感到害怕，便派子人九去向晋国求和。晋国的栾枝去郑国与郑文公议盟。五月十一日， 晋文公和郑文公在衡雍订立了盟约。五月十二日，晋文公把楚国 的俘虏献给周襄王，有四马披甲的兵车一百辆，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替周襄王主持典礼仪式，用从前周平王接待晋文侯的礼节来接待晋文公。五月十四日，周襄王用甜酒款待晋文公，并劝晋文公进酒。周襄王命令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用策书任命晋文公为诸侯首领，赏赐给他一辆大辂车和整套服饰仪仗，一辆大戎车和整套服饰仪仗，红色的弓一把，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十把，黑色的箭一千支，黑黍米酿造的香酒一卣，勇士三百人，并说：“周王对叔父说：‘恭敬地服从周王的命令，安抚四方诸侯，监督惩治坏人。’”晋文公辞让了三次，才接受了王命，说：“重耳再拜叩首，接受并发扬周天子伟大、光明、美善的命令。”晋文公接受策书迟出，前后三次朝见了周襄王。 琅琊作为继会稽（今绍兴）之后越国的国都，是在越王勾践二十五年（公元前472年）的时候。当时，越国趁吴王率军攻打晋国之机，出兵截断了吴国的后路，从而灭掉了吴国，疆域北扩到了琅琊地区。为了进一步称霸中原，越王便在徐州与诸侯会盟，与秦、晋、齐、楚诸国共同尊辅周室，被周元王封为“越伯”。两年后的一个冬天，越王勾践卧病不起，死于琅琊。琅琊作为越国国都，一共延续了二百多年，最后被楚国吞并。
吴王阖闾在孙武伍子胥的帮助下，看到了争霸的希望，但在会稽山下，功败垂成，被越国射死，其子夫差时刻不忘复仇，终于在夫椒大败勾践，使得飞扬一时的越王成为自己的马夫。
正当夫差黄池纵横天下之时，国都姑苏却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倾全国之兵逐鹿中原的夫差永远也不会想到那个曾经吃过自己粪便，当过自己马夫的勾践能够在瞬息间集齐五万甲兵，挥师伐吴。慌了神的夫差慌忙赶回姑苏，与越军对峙与笠泽，带着骄纵之意的吴军丝毫不将越军放在眼里，但越军在勾践范蠡的训练下，早已脱胎换骨，训练有素，乘着夜色，越军潜水渡河，拂晓时分如天兵般出现在吴军的面前，吴军大乱，死伤无数，元气大伤，三年后，越军围困姑苏，夫差自裁。
至此，年逾五十的勾践，终于当上了春秋历史上最后一代霸主，会盟与徐州，但此时，历经200余年的春秋时代也走到了尾声。 春秋诸侯会盟于“郧”的考证。南通海安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2480多年前的春秋晚期，那是一段关于诸侯在郧（今海安立发）会晤的史实。关于诸侯在海安立发（郧）相会有三种说法。
其一为鲁卫相会。1997年6月版《海安县志》第7页大事记记载：“鲁哀公十二年（前483年），鲁哀公会卫侯于郧（今立发桥，其时为发繇口），后建发繇亭于其上。”这段文字资料记述的依据来源于民国《如皋县志》所载同治元年所立的立发桥碑文。碑文为：“立发桥，在如皋县北四十五里，春秋时为发繇口。鲁哀公十二年，公会卫侯于郧，建发繇亭于其上，即此地也……”按常理说，碑文资料应当是比较准确的。可是鲁国在今山东曲阜一带，卫国在今河南淇县、南滑县一带，鲁卫两国为何要跑到南方的吴国属地来会晤呢？行文未交待清楚，一般人也不得而知。
其二为吴卫相会。1995年6月版《如皋县志》第54页建置区划部分有一段记述：如皋“春秋时，为吴国郧地。《左传》：‘哀公十二年，卫侯会吴于郧’。杜预注：‘郧，发阳也。’《罗泌路史》：海陵东南有发阳口，今皋北四十五里力乏桥（今立发桥），即其地。”《如皋县志》注明了资料来源于《左传》、《罗泌路史》，且如皋、海安春秋晚期属吴地，编者认为吴卫在此会晤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有没有鲁国参加？还有疑问。
其三为鲁卫宋相会。2000年版《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第555页关于郧有三种解释：①郧亦作云，古国名，在今湖北；②古邑名，春秋卫地；③古地名，“春秋吴地。在今江苏如皋市东。《春秋·哀公十二年》：‘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郧在“如皋市东”应为“今如皋市北”，今海安县城东边。此处记述会晤者为鲁哀公、卫侯、宋皇瑗相会于郧。《辞海》为权威性工具书，其记述应当比较可信，但宋在今河南商丘及山东、江苏、安徽间地，鲁卫也在北方地区，吴国在南方江苏、浙江地区，鲁卫宋三国国君为何要到吴国属地郧来相会呢？有没有吴国参加呢？不得其解。
以上三种说法均有一定的依据和可信性，然而三者说法又不完全一致，究竟谁更准确呢？亦有可能三者都未叙述完整，有断章取义之嫌。2004年笔者出差南京，购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的《左传译注》，仔细阅读了《左传译注》鲁哀公十二年前后的相关记述，结合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称雄的历史事实，对吴、鲁、卫、宋相会于郧的事实有了清晰的概念。
《左传》是我国儒家“十三经”之一，是春秋时期的一部纪传史学著作，记事分为经、传两部分，经略传详。据《左传译注》哀公十二年“经”部记载：“秋，公会卫侯、宋皇瑗于郧（此句与《辞海》郧注解相同）。”李梦生先生注解说郧：“在今江苏如皋县东。或云在山东莒县。”与《辞海》注解一样，郧“在今江苏如皋县东”有误，应为今如皋市北，或海安县东。《左传译注》第1340页“传”部记载：“公会吴卫于橐。吴子使大（通太）宰伯嚭请寻盟……”“吴征会于卫……秋，卫侯会吴于郧（此句与《如皋县志》相同）。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包围）卫侯之舍……大宰伯嚭说，乃舍卫侯。”从《左传》鲁哀公十二年“传”的记述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公元前483年郧地会晤的情况：即吴国想与鲁国重温旧盟未成。不久吴国又召会卫国。起初，卫国人杀死吴国行人，因吴国势力强大，卫侯（即卫出公）听从子羽意见，于公元前483年秋到吴国郧地，与吴国人相会。鲁哀公与卫出公、宋皇瑗结成同盟，最终拒绝与吴国结盟。吴国人因而包围了卫出公的住所，鲁国子服景柏劝子贡去见吴国太宰伯嚭，后子贡带着五匹锦段为礼前往，经子贡游说，吴国太宰伯嚭放了卫出公。
根据《左传》鲁哀公十二年“经”与“传”的记述，不难看出春秋时期，郧地会晤应该是吴、鲁、卫、宋四国相会。春秋时期，我国奴隶制逐步瓦解，周王室衰微，齐、晋、楚、秦、吴、越等国争霸，仅据《左传》记事统计，就有诸侯盟会109次，诸侯会见97次，郧地会晤是其中的一次。春秋后期南方的吴国在吴王阖闾时代经伍子胥、孙武等人政治、军事改革后，国力日渐强盛，多次北上攻楚。吴王阖闾之子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94年，打败越国，又攻楚伐陈，攻鲁围宋。为北上称霸中原，吴王夫差组织民力，开凿邗沟，沟通江淮。郧地会晤是吴王夫差恃强凌弱、争霸中原的一个片断。公元前482年，吴王约定晋国在河南黄池会盟，与晋国争霸，但吴王夫差的争霸行动同时削弱了国力，给越国复兴灭吴以可乘之机。而鲁、卫、宋等国在春秋后期国势衰落，逐渐沦落为小国，为生存之计，不得不在晋、齐、楚、吴、越等大国之间周旋，经常馈赠财物，讨好大国，利用其相互争斗，求得自己生存。吴与鲁、卫、宋在郧地相会，后三者结盟就是弱国联盟与强国之间的一次较量。
综上所述，1997年版《海安县志》，1995年版《如皋县志》，2000年版《辞海》关于郧地相会的记载均不完整，其叙述均属引用《春秋》、《左传》“经”中的一两句话，或引之于“经”，或引之于“传”，使读者不易理解，容易产生歧义。古代史学家研究《春秋》、《左传》等史书，就认为“《左氏》（指《左传》）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目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因此，必须正确理解《左传》经与传的表述内容，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其含义。因此，关于郧地会晤准确的表述应为：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吴国召集鲁卫宋在郧地（即今海安县立发桥）相会，意图与鲁卫宋结盟。而鲁哀公与卫出公（卫侯）、宋皇瑗拒绝与吴国结盟。于是吴国人包围卫出公住处，软禁卫出公，后经子贡游说，吴太宰伯噽放了卫出公。 商朝末年，纣王无道，终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他拒纳忠言，滥施酷刑，还自恃大国而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征伐东夷的战争，使本已十分尖锐的各种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进一步加剧。激化了的内外矛盾，为西周的崛起提供了良机。
周本为殷商的附属小国，经过文王姬昌和武王姬发两代的苦心经营，国力日渐强盛起来，众多诸侯前来归附。文王为报杀父之仇，曾暗下决心，意欲攻灭殷商，但鉴于殷商已有500余年的统治根基，仍有强大的实力，未敢发动对商的战略决战，只是不断蓄积力量，采取一些实际步骤，如西击犬戎、密须，消除后顾之忧；东攻邗、黎、崇国，扫除了伐纣灭商道路上的障碍。
公元前1046年，文王去世，子武王继位。次年夏，武王率大军自镐京出发东进，不日来到黄河南岸的盟津（今洛阳市孟津东北），邻近部落方国前来参加会盟，助威者达“八百诸侯”。武王动员说，自己的祖先对上天功德无量，因此上天命先王（文王）灭掉残暴的殷商，拯救万民，不幸先王早逝，将重任托付于我。为实现先王遗志，大家都要全力协助，共同完成先祖的功业！遂下令将士登上船只，向黄河对岸进发。顷刻间，千舟竞发，浪花飞溅，各路大军迅速到达黄河北岸。但是，还未登陆，武王就急令返回南岸。何以如此？原来这是武王预先安排的一次重大的渡河实战演习，借此试探商王朝的应变能力以及诸侯国的军事实力。他看到商军已有戒备，认为灭商的时机还不成熟，因而引兵西还。此次盟津军事行动，史称，“盟津观兵”。
通过盟津观兵，不期而会“八百诸侯”，奠定了武王牢固的盟主地位，说明周有能力组织强大的军事力量发动灭商的战争。
盟津观兵两年以后，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曾想挽回商朝覆灭命运的忠臣贤王悉遭厄运，王子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微子逃亡，少师、太师奔周，纣王身边只剩下一些奸佞小人。王室内人心惶惶，无人再敢出来规劝纣王。周武王认为伐纣灭商的时机已经到来。
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43年），武王亲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东向伐纣。出发前遍告诸侯重新会师于盟津，共同与商军决战。从镐京出发的大军，经渭河人黄河，浩浩荡荡，顺利抵达盟津渡口。在这里，武王第二次大会诸侯。这次会合后的联军，既有同姓诸侯，也有西方和南方的羌、微、造、彭、濮、庸、蜀等部落方国的部队。武王召开誓师大会，向联军发布了誓师令（《垆？泰誓》），历数纣王“自绝于天”的种种罪行，宣布执行上天的旨意——惩罚纣王，伐商联军士气旺盛，同仇敌忾，自盟津渡河后，乘虚而入，直奔殷都朝歌。
盟津会师，敲响了商纣的丧钟。之后，经过了决定性的战役——牧野之战，联军彻底打败厂商朝军队，攻入了殷商国都朝歌，纣王走投无路，焚火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
“八百诸侯会盟津”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今孟津东北，清代立有会盟碑，今天的会盟镇也由此而得名。清《孟津县志》曾评论说：“当天下之要冲，西连关陕，东通曹卫，南北抵京都而达襄楚，可谓形胜之地也。”盟津古渡作为天险成为古洛阳的天然屏障，在中国古代军事地理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