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迁至杨家滩后，武汉陷落，11月初日寇进攻湘北，11月12日国民党军队弃城逃跑之前，纵火焚烧了长沙城。杨家滩距离长沙100多公里，人心浮动，以为日寇朝夕可至，学校被迫迁移。11月15日，首批师生徒步从杨家滩出发，历时三天到达湘桂铁路洪桥车站（今祁东车站），师生搭乘火车于11月27日到达广西桂林。12月2日，日寇飞机轰炸桂林，师生住处被炸起火，损失惨重。12月7日，茅以升院长召集大家讲话。他鼓励大家说：“唐院历史悠久，有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有强大的凝聚力，有百折不挠的生命力，只要大家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奋勇向前。抗战必胜，日寇必败，国家前途是光明的。” 他振臂高呼：“中国不会亡！唐院不会忘！我们一定会找到我们读书的地方。”他的讲话大义凛然，感人肺腑，坚定了大家前进的信心。12月9日，师生分批从两江镇出发，徒步继续西行，晓行夜宿，向柳州前进。白天穿行崎岖难行、杂草丛生的山间小路，晚上在草棚或客店过夜，其困苦难以言表。
经过一周的长途跋涉，师生们于12月15日到达柳州，住进了一所中学。期间，学校了解到贵州平越有孔庙，地方比较宽敞，可以用作校舍。平越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一座小山城，位于贵州省中部，距离贵阳市东面不远的群山包围之中。那里交通不便，与外界联系甚少，经济条件甚是艰难。但学校考虑，贵州当时还没有大学，学校迁黔对开展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和提高当地的教育文化水平，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学校中共党组织通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在同学中进行工作，学生会通过表决，多数赞成迁黔。
1939年1月3日，茅院长经与贵州省商议后回到柳州，向大家宣布新校址选定在贵州省平越县。这样内迁地址终于尘埃落定。这是茅院长对学校的又一重大贡献。1939年1月13日，我校师生离开柳州，经三都、大塘、欧峒到达宜山。这时，浙江大学已迁到宜山，在校长竺可桢（唐院校友）帮助下，1月18日派汽车送我校师生到河池。 从河池步行经八步、南丹抵黔桂边境的六寨。在寒气袭人的冬雨中，师生们就地休息数日，27日，继续租乘贵州省公路局汽车，于28日到达平越附近的汽车站马场坪，再步行18里，终于到达平越（今福泉县）。平越县城沿街张贴欢迎交大师生的标语，满街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场面甚为热烈感人。迁移路上得到校友和社会各界的接济和资助。历时七十多天，行程两千余里，终于抵达秀丽的藜峨山下，清澈的犀牛滩畔，在贵州平越（今福泉）继续办学。
交大到了平越，对平越地方文化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大有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变化最为突出。平越地处偏僻的山区，没有高中，连初中、小学读书的孩子也不多，文化水平很低。交大迁入后，学校特地选派优秀学生去当地初中充实师资队伍，创办“唐山工学院兼办平越中山高中”，由李斐英教授任主任，中学教育水平因此得以提高。在平越读书的学生生活是很清苦的，尤其是从沦陷区来的同学，断绝了经济来源，靠每人每月6元的贷金维持。脚穿草鞋，衣服上补丁加补丁。伙食头一年少肉多菜，到后来油水都很难见到。学生毕业留影时，公议要一律穿蓝大褂。但就是这件蓝大褂的学士土礼服当时也不易找到，好容易东凑西借来了也是颜色深浅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