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赵之谦 致友人书札(局部)
作为一种书体，行书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一般被认为是由正书快写而成。古人云：楷如立，行如行，草如奔。唐代张怀瓘《书断》云: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由此可见，行书是为务求简便而产生的一种书体，大致也经历了早期的萌芽，中期的成熟，以及后来的流派纷呈。其中，东晋王羲之历来被认为是行书的集大成者，开创一代书风，其行书法帖广为后人仿效。就书学角度而言，帖学即为崇尚魏晋二王之后历代法帖的书法流派。清代碑学兴起之后，因用笔取法及审美趣味相异，帖学逐渐被视为碑学的对立面。正如康有为(18581927)所言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自碑学之兴起，后来习书者往往以碑学的眼光去审视、欣赏书法，进而有很多人摈弃或者否定帖学。这是由于立场、视角的改变，导致认识的迁移。黄惇先生曾称行书可以分为三系，即东晋王羲之流派、唐代颜真卿流派以及清代的魏碑行书流派，此说颇有道理。
其中清代的魏碑行书流派，即以赵之谦、金农、沈曾植、何绍基、康有为等人为代表。赵之谦，生于清道光九年(1829)，卒于清光绪十年(1884)，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浙江绍兴人，书、画、篆刻兼善，尤以魏碑体书风称著，对后世影响颇大。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认为赵之谦学北碑，亦自成家，但气体靡弱，今天下多言北碑，而尽为靡靡之音，则赵撝叔之罪也，但丝毫没有动摇赵之谦作为碑学书法典型代表之地位。除了篆、隶及魏碑正书，赵之谦行书也广为世人所称道。但若仔细审之，事实上赵之谦的行书受帖学影响很深，尤其是二王帖学在赵之谦行书上打下的深深烙印，往往却为人所忽视。故此，笔者试就此论之，考量帖学对赵之谦书法之影响，为碑帖融合理论研究提供借鉴。
[清]赵之谦 行书八言联 173cm39cm2 纸本
一、赵之谦的行书历程
赵之谦是晚清时期知名的书法篆刻家、画家，在书法上，他四体兼善，篆、隶、行、草，无不旁通，承继阮元(17641849)、包世臣(17751855)碑学传统，开一代新风。对于赵之谦而言，后世的研究者多关注于其篆隶而忽视其行书。实际上，存世最多的便是其行书。
赵之谦早年着力颜真卿。对于颜字的用功，实是出于时风与科举所需。赵之谦幼年天禀环异，颖悟倍常童。甫二岁，即能把笔作字。稍长，读书过目辄能诵。又好深湛之思，往往出新意以质塾师，塾师不能答，六岁学古文，九岁学诗，十岁后讲学，少事汉学，十岁后潜心宋学者七年，仍世丰厚，君生而中衰。赵家世代业贾，因其兄为讼破家而中道衰落。对于如此聪颖的孩子，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时代，自然寄希望于科举一途，以至于35岁时(1864)赵之谦自题《二金蝶堂印谱》道及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
赵之谦的早期行书，实际上受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其所孜孜以求的科举考试必然是主要方向;另则，乾嘉之际兴起的碑学，虽未像康有为所述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但经由阮元、包世臣等人的鼓吹，已是蔚为大观。赵之谦早期书法的浑厚，或许源出于此。考察赵之谦早期书作，为应科举，体现出一排颜字及帖学风貌。考其现存作品，咸丰五年(1855)所作三辰两金行楷联、无纪年《节惕庵石谱》行书四屏、无纪年《岳忠武王华严院句》中堂，笔力遒劲而质朴，部分书作，俨然一派帖学书法风貌。
对于赵之谦书法的早期取法，其在咸丰十一年(1861)曾云：余二十岁前学家庙碑五百字，无所得。遍求古帖，皆临一通，亦不得。见山谷大字真迹止十余，如有所悟，偶作大字，笔势顿异，觉从前俗骨渐磨渐去，然余未肯学山谷一字。江弢叔见余书即指为学山谷，亦数十年中一大知己也。其养子赵寿佺在《皇清诰授奉政大夫晋封朝议大夫同知衔江西议叙知县先考撝叔府君行略》称：府君幼即能书画篆刻，长更博观唐宋元明人真迹，无虑数千百种。对于《兰亭序》，《章安杂说》载：余所见《兰亭》凡数十种，独吾乡王式庵都转家所藏七种最奇。其中唐拓一本，纸墨绝古而余无甚爱。最爱其红梨板本，盖即《山谷集》中所称赏者，此真绝无仅有。字体较定武小十之三，而肥数倍。一展玩如神龙寸缩，老鹤山立，恰到好处四字，不足言也。今其文孙□□携往复州，不可得见，每一忆及，尚觉腕下鬼跃跃欲动。对于二王书法，虽然赵之谦曾称：学祖晋人，书祖二王，二王之书传世皆唐人摹勒，阁帖所搜失当，实不及绛州本，(此不能为外人道也)今人即据(?)唐人摹勒者称二王，不知二王书果如此乎。据后世传写囗过之本而力信古初，反不如取囗拜状元策学之，尚是真面目也。但见过兰亭凡数十种，且每一忆及，尚觉腕下鬼跃跃欲动，足见其对兰亭感情之深。考察赵之谦存世的墨迹，无论是早期的帖学风貌，还是后来的碑帖融合，都有集禊贴的作品，在书写时必然或多或少予以借鉴，足见其对《兰亭序》有割舍不断的情缘。对赵之谦而言，其入手法帖即为颜字，唐、宋、元、明人的书法真迹亦时时临习。虽从赵之谦的存世书作中偶有不易觉察的黄庭坚之影响，然而从其自述而查，可知其取法黄庭坚是毫无疑问的。如其31岁时(1860)所书《入城临水行书七言联》，即可看到黄庭坚之影响。赵之谦学书的基础是当时流行的颜字及帖学。例如，在无纪年《岳忠武王华严院句》中堂透漏出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的影响。而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称石庵亦出董(其昌)，然大厚思沉，筋摇脉聚，近世行草作浑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范围者，吾故谓石庵集帖学之成也。
21岁考取秀才，31岁经三次乡试终于中举后四试不第，赵之谦遂以书画篆印所得之资捐官。对于科举功名的期望使得他练就一手好的颜字，掌握了参加考试的基本工具。在此时期，经阮元的发轫，道光、咸丰时期碑学已呈轰轰烈烈之势。或许科举的失利使其心中的抑郁之气得以爆发，对书法而言直接导致书法向碑派书法的转换，由正统向非正统的转换。赵之谦初作魏书，实际上是以二王楷书笔意加上北碑字体结构而成，并未体现出明显的碑体书法的特征。行书亦多为行楷书。40岁前后，赵之谦的北碑体行书浑厚质朴中见飘逸，臻于纯青，尤其大字书法，开始显现出碑派书法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