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4-03-30
1996年7月5日，英国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的科研小组，利用克隆技术培育出一只名叫“多莉”的小母羊。一时间，各国掀起一场“动物克隆”的大潮，克隆技术也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词。但多莉羊并不是世界上第一个克隆动物，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科学家童第周就克隆出鲫鱼。然而遗憾的是，只有很少人知道这项科学成就。
从小就好奇心特别强
1902年5月，童第周诞生在浙江省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童村一个穷秀才家庭，家里一共有8个孩子，他排行第7。一个偌大的家庭，只靠祖父（当时祖父还健在）经营的几亩田地和父亲在乡村私塾里教书的微薄收入，过着风雨飘摇的艰难日子。
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无法供童第周上外地洋学堂，他只能跟着父亲到私塾里读书识字。童第周喜爱学习，背诵古文非常刻苦，练习写字总是认认真真，家里长辈都喜欢他，父亲还写了一个小条幅送给他，上面写着4个字：“滴水穿石。”这4个字，后来成为他终身奋斗的座右铭。
青年童第周
小时候，童第周好奇心特别强，比如他想：鱼是怎么生出来的？带着疑问，他动手用竹片去剖开鱼肚，想看个究竟。他并没有在鱼腹中找到小鱼，却发现里面有个白色气囊。此后，一有空闲，他就和小伙伴们一起，把花石斑、河鲫鱼等用竹片剖开来，取出鱼腹中的气囊来玩。在鱼腹中取气囊要特别细心，因为它表皮极薄，并和肝、肠、胆连在一起，一不留神就会戳破。当时童第周最拿手的就是给鱼做这个“手术”，因而他被小伙伴们推举为解剖手。现在想来，是好奇心引领童第周走向了自己的事业，而儿时的尝试练就了他一双灵巧的手。
父亲去世时，童第周才10岁。虽然家境更差了，他还是希望得到深造的机会。12岁时，童第周在一家之长的大哥安排下，进入不用交学费还管食宿的宁波师范预科班。可是，刚刚读了一学期，他就提出要考“效实中学”。效实中学是宁波的一流中学，省内名望很高，学校非常注重教学质量，学生毕业后可以保送上大学。但童第周从小念私塾，没有学过数学、外语，而且效实中学教学全用英语。大哥问他能行吗？童第周胸有成竹地说：“我有一个暑假的时间做准备。而且从准备报考效实中学那天起，我就开始自学英语了。”
然而开学前两天，有消息称：“效实中学年内不招新生，只招少数优等的三年级插班生。”童第周当机立断，试一试考插班生。“试”的结果，居然考取了！童第周成了效实中学有史以来第一个没有上过中学而考取三年级的插班生。不过，成绩是倒数第一。对此，同学们议论纷纷。童第周无暇去管这些议论，除了上课，就一头扎进图书馆；教室里的灯熄了，他就在路灯下看书。终于，到期末考试时，他的成绩就由开学时的倒数第一变成全班第一。童第周用了一年时间，就走完了一般学生三年的路程！校长陈夏常无限感慨地说：“我当了多年校长，从来没有看到过进步这么快的学生。”
高中毕业以后，在1922年7月，受到喜欢哲学的三哥的影响，童第周考入了复旦大学哲学系心理学专业学习。他曾经希望成为一名哲学家，但他又发现，哲学不能满足他对生命奥秘的好奇心。有一天，童第周去听复旦大学郭任远校长的报告。当时心理学界风行一种“动物本能说”，鼓吹猫捉老鼠是猫的本能。郭任远通过实验，否定了这一学说，指出猫捉老鼠并不是猫从娘胎生下来就有的“本能”，而是学习的结果。这一生动的报告，引起了童第周对生物科学研究的强烈兴趣，他开始选修生物学了。
他与她都是研究生物的高才
1926年，大学毕业的时候，童第周曾被迫到军队里供职；不久，他又在浙江桐庐谋到了一个职位，但很快离开了，他知道自己不适应官场的环境。正当他进退维谷之时，大学时邂逅的女友叶毓芬寄来一封信。叶毓芬鼓励他不要向旧势力屈服，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要到学校去，到科研单位去……。这些话给童第周以力量和启发。
童第周想到了大学老师蔡堡先生。当他在复旦大学即将毕业时，蔡先生有心留他当助教，但终因手中无权，落空了。现在听说蔡先生已担任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主任，童第周立即给老师寄去一封信。两周之后，回信来了。童第周应邀前往南京，到中央大学给蔡堡教授当助教。此时正是1927年春天。
叶毓芬于1906年3月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的一个富商家庭，早年间祖父靠经商发家致富。到她父亲一代，家中有田地200多亩，且在上海还开有店铺，家境富裕。在父亲去世后，虽然家境受到影响，母亲仍然安排女儿去读书，希望她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叶毓芬从小聪明伶俐，学习也很努力，虽然求学路并非一帆风顺，不过在姨母的资助下，她还是读完了宁波县立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由中学老师介绍，童第周认识了还在读师范的叶毓芬。
童第周和夫人叶毓芬在讨论实验结果
师范学校毕业后，叶毓芬决定去南京投考江苏大学。而童第周则力主她报考复旦大学，学习自然科学，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叶毓芬经过权衡，接受了童第周的建议，并最终顺利考取了复旦大学生物系。令叶毓芬毕生难忘的是，在中央大学任助教的童第周，负担了她上大学的相当一部分费用，使她能够在学校安心读书。
自二人相识后，由于志趣相投，感情逐渐加深。虽然童第周在南京中央大学工作，叶毓芬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但两地分隔的距离并没有阻断他们的联系，通过书信和见面等方式，他们的感情不但没有变冷，反而快速升温。最终于1930年1月在故乡宁波举行了婚礼。
1930年，有一天，童第周向叶毓芬说了想去比利时留学的念头，那里有一个布拉舍-达克实验室，是研究生物学的中心，童第周认为在那里可以学到学问。尽管叶毓芬已经怀孕，她仍然支持丈夫出国深造。但要实现这个理想谈何容易，单是远涉重洋的旅费，就得一大笔钱。幸好三哥资助了一些，叶毓芬又卖掉了结婚时的一些首饰，勉强凑够了去比利时的路费。
确实，结识叶毓芬是令童第周倍感幸福的事情。在此后的几十年里，童第周夫妇并肩战斗，在细胞遗传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比如据称每逢文昌鱼产卵季节，夫妇俩常不分昼夜地连续在实验室里几十天，观察、记录、解剖、实验、积累数据、探索奥秘。童第周的大部分科研成果，都凝结着叶毓芬的心血……
瘦小的他却有一双灵巧的手
据说，去比利时留学前，童第周还不懂法语。临行前，叶毓芬送给他一本法语读本，担心地说：“那里是讲法语的。可是你没学过，怎么办？”童第周答道：“学！我在旅途上就开始！”当他在火车的窗口上，挥手告别亲人之后，他就埋下头开始学法语。到了比利时布鲁塞尔，他找了一间廉租房，生活上一省再省，却不惜付出高昂的学费请人教法语。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他很快就能用法语讲话了。
随后，童第周来到比京大学，拜见了著名生物学家布拉舍教授，希望在他的指导下研究胚胎学。布拉舍教授热情欢迎童第周到自己的实验室（即布拉舍—达克实验室）工作，还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助手达克认识。布拉舍的学术特点是从整体、全局和大处着眼，是研究个体发育在卵子中的布局，而不是局限于某一器官或某一过程。或许是法语不好，或许是身材瘦小，在实验室里童第周总是一个人在角落里，专心致志地独自做着胚胎解剖实验。
当时布拉舍身边的留学生大都来自各国的顶尖人才，由于童第周来自发展落后的国家，所以没少遭到别人的歧视。这些外国留学生根本不把这个黄皮肤的中国同学放在眼里，时常嘲笑他是东亚病夫，认为他不配在这种高等级的实验室深造。童第周虽然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但这种“外来刺激”更加坚定了他要尽力为祖国争光的想法，他一边努力学习现代生物学理论，一边用心掌握先进实验技术。
布拉舍得了重病后，达克升为教授，继续负责布拉舍-达克实验室的工作。在一次课堂实验中，达克教授要求把青蛙卵膜剥下来。由于蛙卵只有小米粒大小，又滑又圆，卵外面包着三层像蛋白一样的软膜，如果不将卵膜剥下来，后续的很多研究工作就无法开展。但当天，许多同学的剥离手术都失败了，只有平时不声不响的童第周一个人圆满完成卵膜剥离。
童第周在实验室
为此，达克教授安排了一次观摩实验课，让童第周为同学做细胞膜剥离示范。童第周爽快地答应下来，据目击者回忆说：“他来到试验台的一架解剖显微镜旁坐下来，操起一把尖利的钢镊，把一个青蛙卵钳到玻璃盘中，然后用一根锡针在卵细胞上刺了一个用肉眼看不到的小洞，胀鼓鼓的卵细胞立即松弛下来，变成了扁圆形。这时，两把同样尖利的钢镊同时夹住了细胞的中央，均匀地向两边一撕，卵膜就被剥离得干干净净。整个‘手术’用了不到5分钟时间。”
童第周用灵巧而又娴熟的动作，完成了这个完美的“手术”，使达克教授和同学们都惊呆了。后来童第周回忆说：“那件事使我相信，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认为很难办到的事，我们照样能办到。”
这件令人佩服的事发生之后，童第周继续用这双灵巧的手，做了很多高难度的实验，也写出了很多优秀的论文。1933年，当童第周最后以关于“定位受精”方面的论文，通过毕业答辩，取得比京大学科学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在欧洲已经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胚胎学家了。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发生了，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了我国东三省。此时，童第周放下手头的工作，和留学生一起组织中国学生会。他起草告中国留学生的公开信，参加到日本驻比利时使馆学生示威的活动中，被比利时当局逮捕。后来经过进步人士的斗争，童第周才被释放出来。
祖国正在苦难之中，童第周不能袖手旁观！他向达克教授表达回国的意愿。因为童第周尚未学成，达克没有表示同意。他没有违拗老师的好意，又逗留了几年后，他再次提出回国的请求。这次老师理解自己的学生，并为他争取了一笔回国经费。1934年，童第周离开了具有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的布鲁塞尔，毅然回到了条件非常艰苦的中国。
在李庄的日子里
童第周留学比利时的4年里，叶毓芬在国内生活非常困难。在老师蔡堡的帮助下，她才找到一份大学助教的工作。童第周回国后，他带着夫人叶毓芬，先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工作。抗日战争期间，随着山东大学迁移、解散，童第周夫妇和儿女开始了颠沛的流亡生活。后来，他们在复旦大学谋得职务，又随同学校师生进行艰苦卓绝的万里跋涉，最终于1941年初到达四川宜宾的李庄镇。
战乱时期的李庄，条件很差，但最让童第周心急如焚的是，学校连一架实验必需的显微镜也没有，给胚胎学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一天，童第周从学校回家，在镇上旧货商店发现了一台显微镜，老板张口就要6万元，囊中羞涩的他根本买不起。可是如果有了这台显微镜，胚胎学实验就可以顺利开展了。童第周和妻子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台显微镜买下来。他们只好把随身带的一些衣物典当了，再向熟人借一些钱，总算买回了那台显微镜。
显微镜到手后，童第周准备大干一场。所幸在李庄四周，稻田和池塘颇多，活跃着成群结队的青蛙，这给他们的胚胎实验提供了不少便利。每到春秋之际，童第周便与家人、学生，携带大盆小盆，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收集蛙卵。许多年后，这里的乡民仍然记得，复旦大学有对教授夫妇经常挽着裤腿、赤着脚，在稻田和池塘里捉青蛙、捞蛙卵。
在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尽管条件简陋，童第周仍然收获了不少的乐趣。他在这台显微镜下做实验，像钟表工人那样细心地成功剥掉了青蛙卵的外膜。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又一次的实验中，童第周终于取得了领先世界的生物胚胎研究成果。
这样的境况，引起童第周的好友、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时任英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李约瑟的关注。1943年，李约瑟专程到李庄拜访童第周，分别十几年的两位老友再度相逢。在院子里交谈了很长时间后，李约瑟提出要到童第周的实验室参观一下。在那简陋的实验室里，除了那台显微镜，再没有别的辅助仪器，而且室内灯光昏暗，研究条件艰苦得难以想象……
尽管李约瑟已有心理准备，还是有些惊讶地问道：“你就是用这样的器材完成了那样高难度的实验吗？”在得到童第周的肯定回答后，李约瑟不禁肃然起敬，情不自禁地说：“中国人，有志气。”“为了事业，宁可一辈子受苦！”
开始了克隆鱼的新探索
1951年，童第周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分管科研工作，然而作为生命科学的学术带头人，繁忙的行政工作并没有让童第周忘记挚爱的专业，他开始了克隆鱼的新探索。鱼类的克隆研究，过去叫鱼类的细胞核移植。
那时，童第周在报纸上得知，外国科学家利用蛙、蟾等两栖类动物的克隆实验成功了。于是，他马上就用中国的两栖类动物来做实验，结果也做成功了。1961年开始，童第周独辟蹊径，选择了金鱼作为实验材料，鱼的胚胎细胞比较小，也很脆弱，所以在技术上更难。除了技术上更有挑战性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鱼类具有生产价值，如果实验成功，便能造福于人类。克隆鱼类当时在国际上没有先例，因此他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研究鱼类克隆技术的人。
由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童第周的实验几乎是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与研究工作相关的一切资源都极度匮乏，而他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缺少实验器材。然而这并没有令童第周退缩，他反复研究了有限的资料，带领自己的学生们动手设计了一套简单又实用的实验设备。每天，学生们赶到实验室总能看到童第周的身影，他端坐在显微镜前，成为了实验室里“亮丽的风景线”。这个60多岁的老人，显微镜下他的手依然灵巧，在微小的鱼卵上，准确而娴熟地操作着。
就这样，经过一系列艰苦的实验，他们将雄性亚洲鲤鱼的细胞核转移到雌性亚洲鲤鱼的去核卵细胞中，1963年在童第周的实验室里，终于成功产生了世界上第一群克隆鱼。这些克隆鱼非常健康，它们完成了完整的个体发育期，在水中畅游，并最终产生了后代。童第周在论文中，将这些小鱼称为“核移植鱼”。由此证明，细胞核的移植也可以在鱼类中进行。
接着，童第周他们进一步研究不同种类鱼之间的克隆，这次选择了金鱼和鲫鱼作实验材料。就是从金鱼卵中取走细胞核，然后再把鲫鱼的细胞核放进去。童第周借助显微镜和熟练的细胞学技术，完成了高难度“手术”：先将金鱼卵细胞的细胞核取出来扔掉，又把鲤鱼胚细胞的细胞核小心地取出来，使它保持完整无损，然后再用给人打防疫针那样的方法，把取出来的鲤鱼胚细胞核，注射进已被取出细胞核的金鱼卵细胞里去，让鲤鱼的胚细胞核在金鱼的卵细胞质里发育。
经过日复一日的精心培养，那些被重新组合的金鱼卵细胞，终于发育成为一条条活泼的小鱼，它们的模样很怪，嘴角长着鲤鱼的须，而它们的脊椎骨数目和侧线鳞片数却又像金鱼，对于这种地球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怪鱼，既不能把它叫鲤鱼，也不能再叫做金鱼。它是童第周用卓越的生物学知识和高超的移植技艺创造出来的新物种，于是科学家们都亲切地叫它“童鱼”。
然后，童第周和严绍颐等合作，在1963年7月出版的《科学通报》上，发表了题为《鱼类细胞核移植》的论文，首先向国内外报道了鱼类的核移植。
人生自古多变幻
在第一篇鱼类研究论文于1963年发表后，“四清运动”开始了，紧接着各种“运动”。起初，童第周还想在“闹革命”之余，指挥研究人员继续搞研究。但事情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那时动物研究所是中国科学院中运动搞得最激烈的单位，第一次“革命”就有40多人被点了名，使得研究工作根本无法进行。没过多久，童第周的办公室门上也被贴上了一张大字报，“造反派”污蔑童第周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从此，童第周被剥夺了搞科研的权利和人身自由，而且每天要在“革命群众”监督下扫厕所。这年近7旬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残酷的折磨。不过童第周扫厕所也非常认真，就如他在做实验。同时他自己规定，每天扫厕所都必须在早晨8点上班之前完成，或许在他的心里，8点以后就应是搞科研的时间，神圣不容亵渎；或许他是把扫厕所看作科研前的一种仪式，期待新的一天能开始克隆的研究，但这一扫就是5年。
那时，童第周夫妇的爱情生活又一次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有人强迫叶毓芬揭发检举童第周，叶毓芬横眉冷对、斩钉截铁地说：“我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我了解他，他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对方厉声斥责她：“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保童第周？”叶毓芬从容地回答：“说保就保吧，我了解他，才要保他！”
到1970年，带着研究结合生产的意愿，童第周被允许重新开始工作。他派严绍颐和杜淼到全国各地调查，最后选择中科院武汉水生所、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和广西南宁自治区水产研究所，组成协作组，童第周他们到1973年便获得了第一批鲤鲫移核鱼，并发现细胞质对个体的发育有一定影响。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交往大门被打开。1973年5月，有关方面批准美藉华人科学家牛满江与童第周进行合作研究，这被称为是“继乒乓外交之后，中国领导人打出的促进中美学术交流的一张王牌”。而对于童第周来说，他可以“名正言顺”进行“克隆”研究了。他与牛满江将鲤鱼的核糖核酸放入金鱼体内，发现显著的金鱼尾鳍变异现象。10月5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这项成果，称“第一次通过动物实验证明，细胞质内的信息核糖核酸对细胞分化、个体发育和性状遗传有显著的作用”。
1975年5月至8月，牛满江第二次与童第周等合作，进行细胞和遗传的短期研究工作。他们以蝾螈（两栖动物）和金鱼这两种不同纲的动物进行实验，把蝾螈细胞质的核糖核酸注射到金鱼的受精卵中，结果发现382条小鱼中，竟有4条像小蝾螈一样长出了平衡器。这种具有特异性状的克隆鱼，也被人们赞誉为“童鱼”。这种新“童鱼”的出现，预示着人类将可以培育出各种体现父母优点的动物，并可以控制自身生理衰老的过程，甚至掀起一场整个生物世界的绿色革命。
克隆鱼一生鲜为人知
步入晚年时，叶毓芬已需要助听器与人交流了，但在和丈夫童第周一起工作时，她却不需要助听器的帮助，因为他们是那样的默契。童第周这样称赞自己的妻子——她的工作非常突出，观察仔细，统计也非常仔细，力求准确。这似乎是童第周给予妻子的最高赞誉。他们在一起，风风雨雨地走过了40多年，童第周一生的科研成果，百分之六十是夫妇俩共同完成的，人们曾称赞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1976年1月，叶毓芬因心绞痛误诊猝然辞世。论资历水平她早已应该被评为教授了，可直到去世时职称仍是副教授。其实，她至少有3次晋升教授的机会，但都失之交臂。因为童第周一直是她的“顶头上司”，每当人事部门把叶毓芬升职称的材料报上来，童第周总是把名额留给了别人。叶毓芬去世后，孩子们常见童第周坐在椅子上，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他曾流着泪对孩子们说：“我对不起她，……她一生工作成绩都很出色，就是由于我却未能升为教授啊!”
1976年后，他又可以进入实验室进行研究了，但从此并肩的夫妇俩只剩下74岁的童第周一人了。此后每次实验之前，童第周都要将实验室里叶毓芬用过的器皿仔细清洗干净，仿佛在等待着妻子归来，一起做实验。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童第周被授予全国科学技术先进工作者称号。这次，他没能与共同奋斗的妻子分享了。
1979年3月6日，身为中科院副院长的童第周，应邀参加浙江科学大会。他在演讲中，描绘的灿烂前景让每一个人心驰神往：要用生物技术改善人类生活。正当全场人聚精会神地听讲时，童第周突然心脏病发作晕倒在讲台上。人们惊慌地把他扶下去休息，而童第周缓过来后，又坚持走上讲台继续演讲。会后，他返回北京被送进医院治疗，20多天后，于3月30 日不幸与世长辞，终年77岁。童第周走完了自己坎坷的一生，也带走了他那双灵巧的手。
克隆鱼最早发生在 1963年，比多莉羊的诞生早了 34 年。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实验结果只用中文发表，甚至连英文摘要也没有，以及据称论文的作者也未能具名；另外，中国科学家与世界其他科学家缺乏交流，因而这项克隆鱼研究的重大科学意义，并没有及时被国际科学界所关注和认识。于是多莉羊一夜闻名于世，克隆鱼一生却鲜为人知。
2002年，为纪念童第周诞辰100周年，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写下“克隆先驱”四个字，作为对童第周一生的评价。
吴作人创作的《睡莲金鱼图》
20世纪70年代，著名画家吴作人创作了一幅《睡莲金鱼图》，画上几尾小金鱼嬉戏着，金鱼的身子却长着鲫鱼的尾巴。这条鱼的诞生是生物遗传学说一次伟大的实证，生动地记录了童第周所创造的生命科学奇迹。赵朴初曾问道：画上“异种何来首尾殊？”吴作人笑答：是“童鱼”。于是这幅《睡莲金鱼图》，也就成了人们对童第周的伟大科学成就的一种艺术化的珍贵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