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繁荣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收入提高、消费增加、币值稳定等多指标综合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应该说经济繁荣是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个目标很美好，实现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尤其是在采用了某些措施之后（或采取了某些放任政策之后），在某一段时期内，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但随着时间的延长，经济增长却出现了大起大落，甚至危机。这种繁荣就是虚假繁荣。本世纪初以来的新经济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这种虚假繁荣表现极为明显，有必要从异度均衡的角度对新经济进行批判性讨论。
一、新经济的主要表现
所谓“新经济”是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 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 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这一概念首先在美国兴起，而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蔓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二次大战后罕见的持续性的高速度增长。在信息技术部门的带领下，美国自1991年4月份以后，经济增长幅度达到了4%，而失业率却从6%降到了4%，通胀率也在不断下降。如果食品和能源不计在内的话，美国1999年的消费品通胀率只有1.9%，增幅为34年来的最小值。这种增长模式显然背离了传统的回报增长模式，与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不符。这种经济现象被人们表述为“新经济”。 一般认为，目前这种“新经济”，其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 “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以及近年迅速崛起的生物 科技 等被视为“新经济”的重要经济组成与经济特征 （许宪春、张钟文、关会娟，2020） 。
新经济主要表现在网络化、数字化、移动化、去中心化。
（1）网络化
从产业结构来看，从1990年到2020年，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从17.35%下降到10.83%。而美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2019年美国互联网行业报告》显示，2018年互联网行业占GDP比重达10.1%，互联网已成为美国第四大行业，仅排在房地产和租赁、公共管理（政府）和制造业之后。该报告还显示，2007-2018年间，GDP总量增长了41.8%，而互联网行业增长了约372%，该增速是同一时期整体经济增速的9倍。2018年，互联网行业的投资规模超过600亿美元。
从个体企业的营业收入和利润角度来看，传统企业难以与新兴产业相比。2021年《财富》美国500强企业排行榜前十中，有9名来自于新经济或金融行业，而实体经济企业仅占1位。美国三大 科技 巨头（亚马逊、苹果及谷歌母公司Alphabet）均在其中，而往日 汽车 行业巨头通用及福特分别跌至22和21名。
（2）数字化
在数字化的热潮中，很多专家学者在讲数字化的时候都会强调智能化、大数据、云储存、区块链等技术背景。中央银行正在试验中的数字货币也是以这样的技术环境为背景而设计的。 然而这些技术背景却未道出本质。 从信息化到智能化都是计算机和网络的产物。从信息流转和运用角度来看，大数据和各种算法使得智能技术升级，广义上也可以说是数字化的阶段性成效。有些人质疑央行数字货币的必要性，也是从运用的效用角度来看，微信支付、支付宝等工具还不够及时准确安全吗？
但是数字化的本意显然不是大数据和云储存、各种算法基础上的智能化所能完全表达的。笔者认为，所谓数字化应该是指一项资产，一个主体身份，甚至任何一件物理世界的事物，一旦数字化，都是可以脱离大数据和网络环境而在虚拟世界里独立存在和流转，可以被环境所辨认、定价、使用、交换，而不是必须依靠大数据和云计算才能存在的东西。虽然网络环境必不可少，但数字资产或身份一旦形成，便可以像现实物理世界一样随身携带、随意流转。就像我们随身携带的现金和身上戴着的首饰。否则，都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智能化升级。
目前来看，能够达到这样的环境条件的技术，只有以去中心化为本能的区块链技术，虽然这个技术的运用牵涉复杂的技术和制度环境的建设，但无庸置疑，谁先建成，谁就占据了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3）移动化
移动化最主要的表现是移动支付，移动支付是当下新经济领域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中国在移动支付领域的 探索 步伐丝毫不落后，国内居民更是以中国移动支付位列全球领先地位而沾沾自喜。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榜单共494家独角兽企业，其中，中国以206家位居第一位，其次为美国（203家），印度和英国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各有21家和13家，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国拥有世界八成多的独角兽公司。榜单显示，上榜2019年全球金融 科技 行业独角兽企业排行榜的共56家，数量位居第二，上榜企业的公司估值总计26020亿元，占总市值的22%。其中，蚂蚁金服以10000亿元的公司估值位列第一位，陆金所、Stripe分别位居第二位和第三位。上榜企业数量最多的国家为中国（22家），其次为美国（21家）；榜单前十企业的公司估值为19650亿元，占榜单公司总估值的七成，分别为蚂蚁金服、陆金所、Stripe、微众银行、京东数科、Paytm、Robinhood、金融壹账通、苏宁金服、Credit Karma。
（4）去中心化
在网络观念上，去中心化，不是不要中心，而是 由节点来自由选择中心、自由决定中心。 简单地说，中心化的意思，是中心决定节点；节点必须依赖中心，节点离开了中心就无法生存。在去中心化系统中，任何人都是一个节点，任何人也都可以成为一个中心；任何中心都不是永久的，而是阶段性的，任何中心对节点都不具有强制性。也可以说，去中心化是为中心化提高效率服务的。可见，去中心化是一个伪命题，实际上是多元中心和一元中心的取舍。
在信息对称与真实及时上，客观上不可能完全实现。即使区块链技术也只是相对安全与真实保持信用，但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的，决定了信息不对称的客观性，去中心化可能会带来 社会 治理失控的灾难性后果。信息不对称是绝对的，对称只是风险管理的相对成果。完全的去中心化，达到信息对称的完美程度，实际上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网络并不是一个能从本源上脱离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而是现实世界的映射。也应遵从中心化发展的规律，被技术引领而超现实需求追求去中心化，不仅不能减少治理成本，例如不可能完全以虚拟货币代替主权货币，却存在巨大风险。核心问题在于破坏了中心化的规则而不能以去中心化的规则替代，模糊了秩序，使得网络成为与现实世界之间的风险隐蔽所，如P2P一样，反而增加风险总量，酿成大祸。
二、新经济的主要影响
（1）导致急功近利的心态。 “新经济”诞生初期所带来的经济高增长，给美国乃至全球带来了对经济增长的不切实际的乐观期望——摆脱经济周期约束，经济增长进入长期的高增长、低波动繁荣轨道。新经济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潜在危机被掩盖在高增长的面纱之下。不管是2000年的高 科技 泡沫还是2008年的次贷危机，其相似之处在于 社会 过度追求新经济而引发的灾难：2000年的高 科技 泡沫起源于全 社会 资金过度追捧高 科技 公司的股票，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股市这一虚拟经济中并催生泡沫，最终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2008年的次贷危机本质上则是美国金融业在贷款利率方面和资产证券化方面的创新吸引了全 社会 资金脱实向虚并催生了美国的房地产泡沫。由此可见，过度地追捧新经济容易催生并积累泡沫，而这种泡沫无法长期存在并终究会有破灭的一刻，因此短平快的逐利模式终究是不可持续和不可取的。
（2）导致对低端劳动力的替代。 新经济采用智能化设备和人工智能产品以提升生产效率，但是这种智能化设备形成了对低端就业人口的替代效应。据统计，从2008年到2019年我国农民工人口从2.25亿人增长到2.9亿人，是中国就业群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群体。这一群体原本是工厂的主要生产要素之一，然而近年来人工智能和智能设备产业的发展导致中国经济的就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例如以往主要依靠农民工的工厂引入了机器人以及其他人工智能设备，富士康昆山厂区的机器换人活动导致工人人数从11万人锐减到5万人 （胡冬梅、李红黎、陈维政，2021） 。这种新经济产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效应原本无可厚非，但是站在国家角度应该提前采取措施应对新经济冲击下低端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否则大量低端就业人口的失业也会反过来影响 社会 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导致泡沫形成与积累及资源浪费。 短平快模式下的新经济产业在短期内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并借此吸引大量的人才流入，然而当这些所谓的新经济模式崩溃时又会严重破坏中国就业市场的生态体系。例如P2P行业在发展初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并提供了相对较高的薪酬以吸引大量的人才流入，按P2P行业巅峰时期2000家P2P公司测算，平均每家50人，则P2P行业最多吸纳了10万人。事实上数据远不止此。然而2018年P2P平台集中跑路却导致这些就业群体一夜之间集体失业，这对中国的就业市场形成了区域性的风险。除了P2P行业之外，O2O行业、共享单车行业等短平快商业模式的行业都经历了人才的快速涌入和集体失业的困境，短平快商业模式下的新经济产业不仅不可持续，还会导致人力资源浪费和不合理配置。
（4）导致垄断与不公平竞争。 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伴随着垄断的产生。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用一个词语对新旧产业交替的现象进行描述，即“创造性毁灭”。由于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的强大“蜂聚效应”，这种“创造性毁灭”尤其明显，越来越多的企业在新经济浪潮的冲击下被淘汰出局，而新经济企业依靠自身庞大的体量，成为行业的垄断者。无论是美国的AAA 科技 三巨头，还是国内的BAT三巨头，都形成了明显的行业垄断。新经济代表们在加强自身垄断地位的过程中，常常是以利益为导向，无视行业生态平衡、无视自由竞争，对行业的利润增长点采取简单粗暴的复制模式或者是收购兼并模式。BAT三巨头对视频、对共享单车业务的收购，对社区菜篮子、在线教育业务的开发就是最简单的例子。新经济所到之处，行业的生态环境都遭遇了巨大的冲击。一旦新经济所带来的利润增长消失，而传统的领域已经被冲刷毁灭，未来行业利润的增长将难以为继。
（5）导致贫富分化加剧。 新兴产业的兴起，加速了家庭财富分配的差异化。信息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网络经济的膨胀，使得相关行业从业者在极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巨大的财富，而传统产业从业者的收入增长伴随着行业增长的放缓和通胀的低迷而停滞，家庭收入差异进一步扩大。在1995-1999年，美国计算机行业人均收入年增长41.7%，远远高于其它行业 （刘鹤，2020）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基尼系数在90年代，从0.38上升到了0.41，越过了收入分配差异警戒线。在以往经济发展过程中，宏观经济的发展会逐渐降低家庭收入之间的贫富差距，然而这一轮新经济拥有着显著的赢家通吃的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新经济领域的家庭和传统经济领域的家庭贫富差距逐渐扩大。且可以预见的是，新经济行业这种赢家通吃的特征会进一步蚕食传统行业，并持续放大不同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很明显无法长久持续，因为适当的贫富差距能够刺激经济发展而过大的贫富差距则会抑制经济增长的动力（ 任伟、陈立文，2019） 。
（6）导致经济脱实向虚及空心化。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的低迷，中国全 社会 总资产收益率持续下滑。2000年以来，全部A股上市公司总资产报酬率呈现先上涨后下跌的趋势，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全部A股上市公司总资产报酬率从2008年的11.03%下滑到2020年的4.5%。与此同时，为了对冲经济下行风险，央行多次降息和降准导致市场货币供应量泛滥，而持续下滑的总资产报酬率又导致这些泛滥的货币无处可投。蒙格斯智库发布的 《经济脱虚就实，未来几年的大势所趋》 指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黄金比例是5.67，该比例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然而截止2020年四季度，虚实比已经超过12，远远大于黄金比例值，这意味着目前中国大量的货币都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等虚拟经济领域，大量的货币流入进一步催生了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泡沫，并积累了大量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其实整个 社会 都存在类似问题，如演员颜值比演技受欢迎，学者侃功比学问受欢迎，楼房外观设计比功能设计更易得奖，商业渠道比产品创造更值钱，写书的不值钱而卖书的赚大钱，唱歌的比讲课的地位高等等。
三、对新经济的异度均衡分析
新经济带来了经济增长，也伴随着虚假繁荣。 虚假繁荣，从异度均衡的角度来说，不外乎是将现在的风险或成本转移给未来，或者将当地的风险或成本转移给其它区域，或者将个体的风险或成本转移给整体，而且同时并不给予未来或其它区域或整体以相应的补偿或建立相应的防范机制。这也正是异度均衡理论所重点关注的问题。
1、 有创新无创造
排在前列的中国金融 科技 公司大多从事的是数字支付业务，而美国金融 科技 公司和欧洲金融 科技 公司则更多从事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底层技术创新。中国金融 科技 公司沉溺于抢占传统商业银行遗漏的移动支付市场，而欧美的金融 科技 正通过底层技术创新来谋划如何拓展新的市场需求，两种模式将带来两种不同的结局。
不过国内也有少数的清醒者，当我们为国内在数字货币与支付领域的前进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当所有人都在忙于寻找风口上的那头“猪”、所有人都在讨论互联网颠覆了什么的时候，任正非却冷静地指出，互联网并没有改变事物的本质，“ 汽车 必须是 汽车 ，金融必须是金融，豆腐必须是豆腐”。数字货币与支付的出现，是一种创新，但是并没有带来创造，也没有改变货币与支付的本质。
2、 有存量无增量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所谓的“新经济”看似风风火火，但是他们只是抢占了传统市场的蛋糕，却完全没有利用技术优势提升生产效率来把蛋糕做大。一旦蛋糕抢夺战结束之后，这些新经济只会留下一地鸡毛，受到损害的却是全 社会 和传统经济群体。
这种短平快的商业模式追逐短期或当期利益，却将风险转移给了传统行业，且这种商业模式无法对全 社会 的整体价值带来持续的增长，然而其带来的危害却让传统行业和未来全 社会 来共同承担，因此这种商业模式是完全不可持续和不可取的。
3、 有虚拟无实体
新经济的背后推手是资本，资本存在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追求生产效率的提升，而是为了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最终这些过剩的货币披着新经济的外套脱实向虚，逐渐流向了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以及打着“互联网+”旗号的新兴虚拟行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会带来各领域内的“劣币驱逐良币”，并导致整个 社会 更加浮躁地去追求虚拟经济带来的虚假繁荣和泡沫，过度追求短平快的商业模式会促使 社会 放弃实体经济并引导更多人力资源、资金和其他要素流入到虚拟经济中。
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失衡扰乱了资源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的合理配置，且虚拟经济短暂的虚假繁荣和泡沫无法长期维持，终究会在未来某个时刻破灭。
4、 有跨界无边界
人民网（2018）撰文称“滴滴出行”作为网约车，是共享经济的“特产”，也是新经济的表现形态之一。新经济有新特点，其一便是“跨界”。网约车就让传统出租车“跨”到了网络、云端。这的确给用户带来了乘车新选择、新体验，也因滋生出种种问题而令人担忧。应该看到，跨界更多的是融合，而非无边无界、无拘无束。从滴滴顺风车事件不难发现，某些新经济一旦无界发展、无序发展，就会给用户和 社会 带来许多从未出现过的困扰和麻烦，甚至连人的基本公共安全都成为奢侈品。
除此之外，现实中很多案例都告诉我们，无边界的跨界意味着在悬崖边驰骋，一不小心就会跌落深渊。共享单车乱摆乱放，扰乱公共秩序；直播软件实用好用，却泄露他人隐私；外卖平台方便快捷，可黑厨房让人“作呕”；互联网金融拓宽投融资渠道，但非法集资害人害己；网络 游戏 带来愉悦，若不考虑防沉迷，未成年人将深受其害；“网红”和明星直播带货改变了商业活动的本质，使得“价廉物美”演绎成“价贵物差”的扭曲丑陋的商业化文化。当然，这是新事物发展过程中经历的“阵痛”，我们不能因为其暂时的不成熟、不完善而全盘否定，也不能对这些负面因素视而不见，让其危害 社会 。对新经济应该包容，但是不能纵容。这就需要立规矩、明边界。功利化的新经济助长了资本的盈利本能而抑制了资本应有的 社会 责任和道义责任，必须予以约束，明确边界。
四、新经济、虚假繁荣与经济伦理
在某些情况下，所谓的新经济只是在资本的驱使之下，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前提来换取短期的高回报率。 一个典型的表现是就是电商的崛起 ，中国的电商规模在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这并非是中国电商具有领先的技术优势，而是因为中国的电商能够规避国内名目繁多的各种税费，尤其是与线下实体店铺相比电商具有绝对的成本优势，因此这种新经济是以牺牲国家税收和线下实体店的利益为前提而崛起的，随着越来越多的线下实体店转向线上以及财政部门开始酝酿对电商征税，这种所谓的新经济会逐渐被打回原形。 另一个典型表现就是机场、车站等公共设施场所的shopping化 ，这些以效率为目的的场所成了一个个大型商业广场，利用交通人流进行引流转换，想办法延长人流的滞留时间，增加商业收益。机场和火车站越来越大，老幼妇孺要走很长的路才能登机登车。反而降低了机场、车站这些公共设施的服务效率，可谓是本末倒置。这样的风气，各行各业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然而上述两种情景都是新经济对传统 社会 价值的损耗，虽然短期内看上去新经济一片繁荣，但是通过规避税收和影响消费者体验的方式来发展新经济，本质上是以损耗传统 社会 价值为代价来换取新经济的短期高速发展，然而所谓的新经济并没有做大蛋糕份额，而换了一种抢占传统经济蛋糕的方式终究会遭遇瓶颈。
现实中的人们当然向往道路纵横，交通顺畅，大楼林立，商品琳琅满目，车水马龙，人流密集，兴高采烈，供应充足，财富堆积，交易热烈，灯红酒绿，霓虹彩照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传统经济学以欣赏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繁华。但异度均衡理论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如果这般迷人的繁华是转移成本、侵蚀未来而获得的，数十年上百年之后，繁华落尽，留下一地鸡毛，后人要承受萧条、萎缩、沉重的负担，那么这样的繁荣是不是当下人们的应得之利呢？可不可以由此把这样的繁荣从经济伦理上定义为虚假甚至虚伪的繁荣呢？
这些年热喷而出的所谓“新经济”，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表达，企图垄断，企图一夜暴富暴红，企图抄近道，企图巧妙地不付代价地利用、抄袭、甚至盗用别人的品牌和商誉；企图把一切都商业化而丢掉其本质功能，企图通过网络赚取利润然后在网络上订购一切，企图通过网络制造信息不对称，然后在金融、商业、阅读、儿童知识传播、大学教育、企业培训等各种领域割韭菜赚快钱；企图用新技术颠覆所有的传统，客观上鼓励了垄断，刺激了非理性消费，约束了供给侧的产品质量，提升了 社会 总体负债水平和杠杆率。最终是撕开所有的文明约束，完全不顾及 社会 人文的平衡。
从异度均衡理论角度来看，新经济短平快的逐利模式注重短期和当前利益，将风险转移给横向的其它区域和纵向的未来，而不顾未来和以邻为壑的模式是极不可取的；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取得辉煌的业绩，但这种虚假的繁荣是靠转移风险成本、损失机会成本、增加沉没成本实现的，这种短期的强刺激必然也不能长久；从本质和长远来看，欠下的终究要还回去，经济增长必定要回到满足异度均衡的合理轨道上来。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看，损耗周边和未来利益所得到的繁荣，可能是未来人们所抱怨的甚至痛恨的。这不符合当代人的道德观念，也不符合未来人的道德观念，也是异度均衡从理论到实践都严加防备的。
“互联网精神”和“互联网思维”的信徒们，有必要在这场时代的浪潮中保持一份清醒与冷静。经济学家也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的发展观念与繁荣观念。下一轮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仍有很大空间，但应该回归到新经济的本质，立足于新技术、新材料、新资源，防范透支未来，防范急功近利，防范投机取巧，防范脱实向虚，回归到经济学基本原理，实现在各种均衡条件下的理性增长。同时，中国政府应该启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消除“新经济”偏差所带来的经济结构上和战略发展上的偏差，消除现在状态下所隐藏的各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