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6-06-29
中国传统哲学流派，老子的道家，专攻矛盾论，客观唯心孔子的儒家不算，是厚黑学，教育学。庄子的是类似于唯物主义的学说。中国的哲学以老子的矛盾论为基础，但发展不彻底，后来就成了命理学说和中医丹药系别的杂合体了，还有的就是阴阳家，开始和五行学说一样是简单及物的朴素唯物主义，后来学说和矛盾论思想相互结合。国人所说的哲学多数都是孔子荀子的传统道德规范。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不懂哲学的基本含义。还有宋明时期以朱熹为首做的理学，是客观唯心，这个思想也为当时的朝廷所用，因此在学者中统治一时。而以陆九渊王守仁为首的心学，则是主观唯心，是醒悟过来的学者对理学的发问。因为第一性问题无法解答，很多人都投向了心学。以及佛教通过其六祖慧能的改编产生的大乘小乘佛教，因果学说也是中国哲学的大头，现在已经可以和西方哲学的因果率学说相互印证。现代中国就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为领导了。而西方哲学，先是以欧洲哲学始祖泰勒斯的水本世界论和赫拉克利特的世界为火论为启蒙，但追根揭底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作为了后来哲学的主体。其中，西方哲学最大贡献的就是黑格尔的辨证论和康德的时空观，后来经过牛顿经典力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参与，完成了以自然科学基本科学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西方哲学。还有的哲学就是天主教等教派了。总的来说，中国的哲学是以人文科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哲学，西方哲学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哲学。现代中国的哲学，高端为辩证唯物主义，但绝大多数处于哲学的未成形状态。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了没有信仰的国度。
第2个回答 2016-06-29
1，西方哲学形成的地理条件背景
如果说中国文化与哲学形成的地理背景是：亚洲大陆上黄河流域的广阔平原；那么，古希腊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源地都是在沿海岛屿。
古希腊哲学最早的发源地是爱琴海（在希腊半岛与土耳其之间）两岸。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是泰勒斯等自然哲学家，他们都来自米利都，而米利都的位置是在现在土耳其的西海岸（当时属于古希腊的伊奥尼亚地区）。
古希腊重要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来自米利都之北的爱非斯。重要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来自靠近伊奥尼亚地区的萨摩斯岛。重要哲学家巴门尼德来自希腊半岛西部的爱利亚。古希腊三位最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出生或生活于古希腊的政治中心——雅典。
西方哲学最早的哲学思想是泰勒斯提出的：水是万物之源。泰勒斯生活与临近爱琴海的米利都。他天天能见到大海，见到水会变成水汽，水会养育鱼类，水能培育葡萄而生产出葡萄酒，水能承载船只……。他追求世界的本质，归结是“水”。相对而言，生活与黄河流域干旱平原上的老子与孔子，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思想的。
爱琴海两岸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古希腊以手工艺、运输业、航海业、商贸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以及特有的奴隶制。这些经济与社会条件对于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再说文艺复兴、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启蒙运动的发源地。
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而意大利是地中海中部的重要半岛。
资本主义的兴起中，最成功的国家是英国。近代西方哲学中有开创性贡献的哲学家如: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等，全都来自英国。而英国就是一个岛屿国家。
启蒙运动的主要地区是法国，几位主要哲学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全都来自法国。而法国的国土三面（北、西、南）都是海洋。
由此可知，西方哲学，不论是古希腊哲学，还是文艺复兴后的近现代哲学，全都来自沿海与岛屿地区。这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有所区别，在地理条件上的根本性原因。，
2，西方哲学形成的经济基础背景
地理条件并不直接构成哲学思想，而是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
西方哲学发源于沿海与岛屿地区与国家，首先是由于沿海与岛屿的条件构成与大陆平原完全不一样的经济基础。
从古希腊来说，由于受沿海岛屿的土地的限制，农业并不以粮食作物为主，农业的主要产品是橄榄与葡萄，农民不可能在土地上自给性地谋求生存。这个情况是古希腊与中国古代黄河流域的最重要区别。
并不是所有土地都适合于种植橄榄与葡萄，人民必须另谋生计，因此古希腊的手工业相当发达。主要的手工业有：纺织业、家具业，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等；矿业（银矿、金矿、铜矿等）也很发达。雅典的制陶业所生产的红花瓶在远近地区都十分有名。
橄榄油与葡萄酒都需要销售，各种手工艺产品和矿产品也需要与外界交易，促使了古希腊商业、运输业与金融业的发展。随着海外殖民地的扩展与海外贸易的需要，航海业也得到较快发展。
古希腊的以手工业、矿业、商业为主的经济基础，怎样影响到古希腊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如果与古代中国的以综合性（天-地-人）很强的农业为基础的情况相比较。手工艺、矿业、商业的综合性都不像农业那么强。它们往往要集中于关注某一种物质的性质的研究、物质形态的改变、技术的改进；例如制陶业要集中地研究陶土的性质，改进陶土的处理与制作技术。商业要集中地关注货币增加的途径。这样的生产环境必然使人们对于物质的本性（本质），事物的变化，以及数量问题产生关注。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对于探索事物的本质、研究事物的数量变化的爱好，除了有哲学家们个人的爱好与思考之外，与以手工艺、矿业、航海业、商贸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不能说没有关系。
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世界的本质。他指出竖琴发出的不同音阶都严格地符合“数”的关系。
琴弦的长短决定音的高低。音的高低与琴弦的长度都按12平均律计算。
8度音程，如中音1与高音1，这两个音，它们的琴弦长度之比是 2：1。
5度音程，如中音1与中音5，这两个音，它们的琴弦长度之比是3：2。
4度音程，如中音1 与中音 4，这两个音，它们的琴弦长度之比是 4：3。
毕达哥拉斯的结论是：声音之间的和谐，都是依靠琴弦长度的一定的比例。
毕达哥拉斯如果不与制造竖琴的手工业者密切接触与深入了解，是不可能得到“数是世界的本质”的深刻见解的。
可以认为，中国哲学的重“综合“的哲学思想与农业这个经济基础密切有关；而西方哲学的重“本质”，重“单一”的哲学思想，也与手工业、矿业、商贸业等经济基础有关。
公元5-15世纪是西方的中世纪时期，哲学与科学都受到基督教教义的严重限制。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历史价值在于：重新发扬古希腊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就是对于一切事物的理性的、科学的探求。在科学精神引导下，出现了哥白尼（1473-1543）的“日心说”和伽利略（1564-1642）的力学理论，带动了天文学与物理学的革命性进步。 随着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的殖民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哥伦布（意大利人，1451-1506）和麦哲伦（葡萄牙人，1480-1521）的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扩大了商品市场，推动了工商业、航海业与金融业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兴起。
资本主义经济是竞争性经济，而科学技术的进步是经济竞争能否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现代西方哲学在本体论上“重本质”；在认识论上“重机理”都与科技进步的要求有密切关系。
在政治哲学中，现代西方哲学的“平等”、“法治”等重要理念，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要原则。只有人人在法律面前有平等的地位，各种经济纠纷依靠法律，而不是依靠权势或地位来处理，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正常地运行。
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理念，从根本上来说，都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有关。
3，西方哲学形成的社会结构背景
中国文化与哲学，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农业与土地不可分离，而土地是家庭或家族所有的，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基本的社会结构就是家庭与家族。即使是大的地主，他也要将土地分租给佃农耕作，而佃农依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奴隶社会这个阶段呢？1979年，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仍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特例，不是通例。”
笔者同意黄现璠教授的观点，笔者认为，奴隶制的基本特点是：较大数量的的奴隶的集中性劳动。这种劳动方式并不适合于自给性的农业生产。今天各发达国家的农业依然是家庭经营的农场，我国上世纪60-70年代的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是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了：集中性劳动并不适合于农业生产
在古希腊时期，农业以橄榄与葡萄为主，这两者都是商品性农业。橄榄与葡萄要成为商品（橄榄油、葡萄酒），都需要有统一的品种和品质，需要有加工，包装、运输等环节。这些环节是适合于以奴隶为主体的集中式劳动的。至于手工艺与矿业，更适合于奴隶的集中性劳动。
形成奴隶制还必须有奴隶的来源。古希腊时期，没有统一的国家，城邦林立（数以百计），城邦之间会有战争。古希腊由于地域的限制，在海外进行殖民战争，有战争就会有战俘。战俘是奴隶的主要来源。
以上经济与政治条件决定了古希腊特有的奴隶制社会。当时雅典约有40万居民，而有奴隶10万之多。
古希腊的奴隶制社会对于古希腊的哲学有明显的影响。主要影响是：
1）产生了一批有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如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等都出身于上层社会；古希腊最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来自奴隶主家族。他们本人不需要参加劳动，但是他们都爱好知识，爱好思考。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都属于“士”这个阶层，都有为君王服务的志向；那么，古希腊的早期哲学家，他们并不要求为谁服务。他们是为思考而思考。因此，古希腊有可能产生一批探究世界本原的哲学家。古希腊哲学的许多特点都与此有关，如“重单一”、“重机理”等。
2）古希腊的最主要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尽管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但是，他们都是维护奴隶制的，对于“民主”、“自由”、“平等”等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理念，他们并不支持与提倡。这是认识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
公元476年，在欧洲各民族的反抗与进攻下，西罗马帝国灭亡了，同时结束了欧洲奴隶社会的历史。
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社会结构有很大的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基础的。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以“个人”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有如下一些原因：
1）资本主义经济是以工商业为主体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主体的工商业，特别是大中型工商企业，与土地没有直接的联系，不再以家庭或家族为经营单位。即使是工人阶级，一个工人家庭的成员往往不在同一企业中就业。因此，家庭只是一种亲属关系，不再是社会经济的单元。
2）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大规模的殖民和移民运动，对于以血缘相联系的大家族都有破坏作用。大的家庭或家族在殖民和移民运动中都被分裂了。
3）古希腊与古罗马帝国时期，直到欧洲的中世纪，贵族在社会上有重要的地位。贵族是有血缘与家族继承性的。17-18世纪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贵族势力受到严重打击。
4）资本主义的兴起，最主要的动力是个人（大、中、小企业家）的自我奋斗。这个问题在马克思·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讲得很清楚。新教是16世纪法国加尔文所创立的。新教的理论是“预定论”；意思是：每个人死后是否能得救是上帝预定的，而上帝的预定，是根据每个人事业上的成功与否。第一批从英国到北美的人，基本上都是受英国排挤的新教徒。在新教理论的影响下，个人奋斗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
由于“个人”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重个人”成为现代西方哲学许多重要理念的出发点。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等等一系列哲学理念都与“重个人”的理念有密切的联系。
笔者在《善哲学与共同价值》一书中，提到西方对于“善”的两种认识，一是柏拉图等主张的“德性论”；一是西方民主哲学的开创人洛克（1632-1704）提出的“快乐论”，意思是：追求个人的快乐，就是“善”的。洛克的思想引导了后来几世纪的西方文明。
在中国，特别是1949年之后，人们对于“个人”这个理念都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重个人”就是“个人主义”，就是自私自利。
其实，“个人”意识的觉悟是现代文明的基石。个人的幸福是人性的基本要求。“重个人”绝不意味着提倡“自私自利”。个人的幸福，必然与家人有关，与社会有关，因此，“重个人”，必然要求“自爱”与“他爱”的结合。
1949年后中国大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性哲学。马克思对于“个人”给予高度的重视。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名句是：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就是每一个“个人”的自由。这句话明确地表明：马克思决不是只重视“集体”；他对于“个人”理念是高度重视的。
而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却对“个人”持否定的观点。这是违反马克思的本意的。
4，西方哲学形成的政治制度背景
哲学思想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说：哲学思想是由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也不能说：政治制度是由哲学思想所决定的。。
历史事实是：政治制度与哲学思想两者之间，有时是互为因果的。历史发展中，确实有某种哲学思想，推动了某种政治制度的确立或巩固；而政治制度对于哲学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政治制度与哲学思想之间有时也会有矛盾。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