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着人民群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鸦片战争后又增加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太平军为代表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侵略威胁加紧，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清朝的封建统治者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相应的对策。在太平军势力强大的时候，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恭亲王奕䜣等人上奏说：“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在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被清军重重包围的时候，1864年5月，奕䜣等人上奏说：“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阻挠，此又势所必至者。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外国的侵略威胁凸显出来。1866年4月，同治皇帝发出上谕：“因思外国之生事与否，总视中国之能否自强为定准”，“应如何设法自强使中国日后有备无患，并如何设法预防俾各国目前不致生疑之处”，着官文（湖广总督）、曾国藩（两江总督）等10个督抚专折密奏。（《洋务运动》（一）第15页）再次表明“自强”是为了防御外国侵略。
早在1861年1月，奕䜣等人就根据当时形势向咸丰皇帝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二）1862年，他们又向同治皇帝提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把制造先进武器作为实现国家自强的第一步。1862年11月17日，同治皇帝发出上谕，要求各通商口岸，“认真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务须得其密传，能利攻剿，以为自强之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从此开始了学习制造西方先进武器以求强的活动。这一活动称为自强运动，亦称洋务运动。上述清政府根据形势采取的对策，都是在“自强”目标下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