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特创建的心理学实验室可以看作工业心理学的策源地。H.闵斯特伯格是冯特的第一代弟子，他于1912年出版了《心理学与经济生活》一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和潜艇的出现以及军队装备的机械化，促进了工业心理学的发展。战后美国总结了大战期间的工作经验，并在军工、民用工业中广泛加以推广，人的因素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在管理方面由于霍桑实验等的推动，发展为更广泛的行为科学研究。英国为解决工人因加班加点赶制战争物质而出现的疲劳问题，成立了疲劳研究部。1922年该部改属国家医学委员会，沿至今日。剑桥大学教授C.S.迈尔斯在伦敦成立了工业心理研究所，为企业及各种咨询工作服务。美国参战，动员了200万人,为甄别兵种进行了大规模的智力测验。此后人事心理学就成为最广泛的研究课题。许多国家都利用工业心理学为战争服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有上百家工厂企业成立了工业心理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电报电话局等也纷纷成立了专门的研究单位。
苏联于1920年在莫斯科成立中央劳动研究所。其特点是课题集中在工厂通用的工具上，不仅研究工具的性能，也研究工具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条件。1927年以后，散布在苏联各地的分所多达60个，研究课题也推广到各个方面，后来的合理化建议形成了斯达哈诺夫的群众运动。30年代,苏联对心理技术学进行了批判,使工业心理学研究中断。50年代后期才逐渐恢复了劳动心理学、工程心理学的研究。
西欧和东欧其他一些国家也都先后开辟了许多有关应用心理学的领域。日本在私人企业和政府机构中也开展了工业心理学的研究。如1921年成立了私人的工业效率研究所；东京帝国大学附属的应用心理研究室也为海、陆军的人员选拔和其他应用课题进行了工作。
中国在工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开展较晚。在30年代以前，张耀翔曾作过关于商店招牌的调查。1935年中央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着手从事工业心理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陈立、周先庚等曾在机车厂进行劳动环境、库存管理以及疲劳的实验研究。对纺织业的室温、照明和择工测验等实际问题也进行了研究。这些工作因日本侵华战争而中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业心理学研究有了较快的发展。
50年代，陈立等进行了纺织工训练等研究，李家治、徐联仓等开展了事故防止、操作合理化、群众发明创造等研究。
60年代，曹日昌、荆其诚等进行了电站中央控制室设计的心理学研究；曹传咏、朱祖祥等进行了航空工程心理学研究；李家治、徐联仓等进行了信号的信息分析等工作。
70年代，上述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杭州大学等单位建立了设备较先进的工业心理学实验室，开展了机舱照明及与颜色视觉有关的工程心理学研究，并结合标准化工作建立了多项人类工效学标准。
80年代，管理心理学得到发展。徐联仓、卢盛忠等结合工业企业管理开展了领导行为评价、工作激励等方面的工作；朱祖祥、王重鸣等进行了有关屏幕显示与人机界面有关的工程心理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也开展了与工业心理学有关的研究。这一时期，成立了中国行为科学学会和中国工效学学会，中国心理学会成立了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这些学术团体的成立使工业心理学的研究有了更广泛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