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65 - 1898)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
字复生，湖南浏阳人，少年时博览群书，鄙视科举。中法战争期间，撰《治言》，提出变法图治思想。
甲午战争后，发愤提倡变法，在浏阳创算学社，开湖南新学先声。18%年撰成代表作《仁学》，提出世界根源为“以太”，而“以太”沟通世界为整体的作用即是“仁”，并抨击君主专制，主张发展资本主义。
1897年协助陈宝箴创设时务学堂，次年倡设南学会、《湘报》，推动湖南新政。同年，应光绪帝之召人京，授四品衔军机章京，积极参与新政。
戊戌政变发生时，拒不出走，“立志为变法而流血”。被捕后，狱中题诗言志，泰然就义。
对谭嗣同的评价： 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热衷于改革不计个人得失的政治家，他临危不惧，崐视死如归，千方百计关怀同志，认识到变法必须流血，超越了历史上主张革新崐的政治家的认识。
但他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皇上身上，希望来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崐至死认为要保“变法”事业必须先保皇帝，而不依靠广大人民。他以自己的鲜崐血来促进维新运动和国家昌盛，是同他“酬圣主”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崐历史发展恰亥讥忿客莜九冯循辅末与他的愿望相反，他的流血不是宣告改良运动的再兴，而是宣告改崐良运动的结束，这就是他的阶级局限性。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廖天一阁主等，湖南浏阳人，清末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
谭嗣同自幼博学 多才，善作文章，好任侠，长于剑术，是维新派的著名人物。1897年夏秋间，谭嗣同写成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谭 嗣同认为物质性的“以太”是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并且把“以太”的精神表现规定为“仁”，提出了“仁一通一平等”是万物的发展法则，是不可抗拒 的规律。同时，在这部著作中，谭嗣同愤怒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所造成的 “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压抑。
在维新变法过程中，为了加强变法理论的宣传，谭嗣同还创办了南学会的机关报《湘报》，由他任主笔。由 于他对湖南新政的尽心尽职，世人称之为“新政人才”。
1898年，谭嗣同参与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日本使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 “保护”，但谭嗣同毅然回绝，并对来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 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被捕后，在狱中意态从容，镇定自若，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望门投 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898年 9月28日，谭嗣同与其他五位志士英勇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时，谭嗣同神色不变，临终时还大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 快哉！”充分表现了一位爱国志士舍身救国的英雄气概。谭嗣同墓位于湖南浏 阳城外石山下，墓前华表上对联写道：“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后人辑有《谭嗣同全集》。
对谭嗣同的评价： 是一位站在时代前列的热衷于改革不计个人得失的政治家，他临危不惧，崐视死如归，千方百计关怀同志，认识到变法必须流血，超越了历史上主张革新崐的政治家的认识. 但他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皇上身上，希望来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崐至死认为要保“变法”事业必须先保皇帝，而不依靠广大人民.他以自己的鲜崐血来促进维新运动和国家昌盛，是同他“酬圣主”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崐历史发展恰与他的愿望相反，他的流血不是宣告改良运动的再兴，而是宣告改崐良运动的结束，这就是他的阶级局限性.。
个人认为，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不会有人知道螃蟹是什么滋味的，
戊戌变法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改变当时中国的现状，而其在某种程度上还加重了当时普通人和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的窘境。但是新的变法给长期处于黑暗中的人，尤其是当时就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包括一部分留学生，从过未归来的人，还有一部分有意发展民族经济的先进认识，给他们看到了新的曙光，这无疑给他们指明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
或许他的时间段，或许这几个人死的实在可惜
但是一道光，带给黑暗中的人，不仅仅是希望，还有一条可能是光明的出路，让他们不再彷徨，
个人愚见。欢迎大家批评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谈到西方思想的传入时指出，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对西方哲学“如果不是毫无所知，也是知之极少，……他们所有的西方文化知识，除了机器和战舰，就基本上限于自然科学和基督教义了。”
严复对西方学术的翻译主要还是以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为主，从严译的书目中可以看出，“严复介绍西方的哲学很少。其中真正与哲学有关的只有耶方斯《名学浅说》与穆勒《名学》。
前者只是原著摘要，后者还没有译完。严复推崇斯宾塞的《天人会通论》，说：‘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天演伦》导言一，按语），可见他的西方哲学知识是很有限的。”
[⑤] 重温一下冯友兰对严译名著在当时受到欢迎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他说： 严复译的书为什么风行全国，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到西方的侵略；丧权辱国，这些事件震破了中国人相信自己的古老文明的优越感，使之产生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在此以前，中国人幻想，西方人不过在自然科学、机器、枪炮、战舰方面高明一点，拿不出什么精神的东西来。
第二个原因是严复在其译文中写了许多按语，将原文的一些概念与中国哲学的概念作比较，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种做法，很像“格义”，即类比解释，我们在第二十章讲到过。
第三个原因是，在严复的译文中，斯宾塞、穆勒等人的现代英文却变成了最典雅的古文，读起来就像是读《墨子》、《荀子》一样。中国人有个传统是敬重好文章，严复那时候的人更有这样的迷信，就是任何思想，只要能用古文表达出来，这个事实的本身就像中国经典的本身一样地有价值。
[⑥] 从这三个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理解20世纪初的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基本态度：第一，体用结合，学以致用。中国文化传统是非常讲究用处的，某个事物或对象是否有用往往被看作是选取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准。
因为用处是与人们的日常活动密切相关的，而中国人又历来强调“人事”大于“天”，“天命之谓性”（《中庸》）等观念，甚至认为“从天而颂，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立场，在对待西方文明和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人首先考虑的就是它们是否能为我所用。
严复留学英国学习海军，但他发现在西方先进的海军技术的背后还有更为重要的西方思想和制度，只有掌握了这些思想和制度，中国人才能真正学到西方的技术。显然，这正是学以致用的方法。
所以，我们看到，严复翻译的著作大多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有关的内容，因为这些著作可以直接帮助中国人了解如何构筑一个民主法制的现代国家。 第二，见闻之知，格物致知。
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经验主义，强调认识主体的亲身感受和体验，并且以经验知识作为衡量知识有效性的重要标准。虽然儒教传统中也强调了“学问思辨”，但最后都是为了“笃行之”，如朱熹所言：“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之，学而知也。
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之。”（《中庸章句》）“格物致知”就是强调要通过接触事物（“格物”）才能获得知识（“致知”）。
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应当说都是西方学术中的经典之作，不要说是中国人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就是普通的西方人也未必能够全部理解。严复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抓住了中国人的阅读心理，以“格义”的方式对西方著作做了类比解释，用中国人所熟悉的术语和文献去解释对当时的中国人非常陌生的西方观念，这的确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这有些类似中国学生初学外语的情形，总是喜欢用汉语拼音或汉字标注外语的发音。这样做固然对初学者的入门很有帮助，但这种做法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
而严复对西方观念的“格义”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真实把握，更多的中国人是以严复的理解为根据，或直接使用严复的说法或引用原著支持严复的解释。 第三，引经据典，文彰大义。
正如冯友兰所说，中国人有敬重古文的传统，只要被看作是经典文字，都会受到推崇甚至礼拜。但中国人对经典的推崇并不是为了思想和学术的缘故，而是为了用于支持自己当下观念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正如“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样，一切经典在中国人的眼中都是用于解释和说明现实的社会生活，以便使这种解释具有某种权威性、合法性，即使是“古文学派”的思想家，也是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强调对古代文献的字面意义解释。所以，在中国哲学史以及思想史上，曾出现过许多注释家，他们用训诂的方法对古代文献做出了符合当时社会条件的解释；即使是被后人看作具有创造性的大哲学家，也都有自己对古代文献的注释性著作流传后世，而且这些著作往往被看作是理解他们思想的重要来源，例如王弼的《周易注》、《老子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等，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
从这三点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接受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是带着中国特色的“有色眼镜”的。因此，很自然的就是，中国人所接受的或所理解的西方思想必然就带有中国人的特点。
从现代解释学的观点看，文本和解释者之间的“视界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