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不同 1、文言文是以古汉语文雅的口语为基础的书面形式，在远古时代文言文与平常的口语的差异微乎其微。
现今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主要包括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言。春秋战国时期，用于记载文字的物品还未被发明，记载文字用的是竹简、丝绸等物。
随着历史变迁，口语的演变，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文言文”成了读书人的专用。 2、白话文是指“汉语书面语”的一种。
它是唐宋以来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通俗文学作品，如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等，及宋元以后的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在全社会上普遍应用的。
二、特点不同 1、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文言的特点，是相对白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而言的，主要表现在语法与词汇两方面。
2、白话文，浅显通俗，在语言上，生动、泼辣、粗犷、生活气息浓厚，富有表现力。综观“五四”白话文运动，它广泛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在语言、文字、思想等多层面展开。
这场运动不只是“语言内部的自足变革”，它同整个思维观念的革新及国家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白话”与“文言”的较量，很大层面上也是两种不同价值体系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撞击。
三、历史起源不同 1、著名语言文学家、教育家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 文言文，也就是用文言写成的文章，即上古的文言作品以及历代模仿它的作品。
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沿用了两三千年，从先秦诸子、两汉辞赋、史传散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八股……都属于文言文的范围。也就是说，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
2、清末开始的文体改革可以分为“新文体”、“白话文”和“大众语”三个阶段。清末的“新文体”是夹用口语的“通俗文言文”。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象小脚放大的“语录体”。三十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文体改革趋于成熟。
言文脱节、格式束缚，早在唐宋时代就有人出来反对。唐代韩愈（768-824）提倡散文，反对骈体，史称“文起八代之衰”。
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骈体起源于汉魏，成熟于南北朝，讲究对仗和声律，四字六字相间，称“四六文”。
韩愈反对这种注重形式、束缚思想的文体，提倡接近口语、表意自由的文言散文，使文体恢复到未受骈体束缚以前的时代，所以称为“古文运动”。“古文”其名，“革新”其实。
唐代寺庙，宣传佛教，用讲故事的方法吸引群众。一边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
图画称为“变相”，说唱底本称为“变文”。有散文韵文相间的，有全部散文的。
后世发展成为鼓词和弹词。这是早期的白话文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言文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白话文。
张良，字子房。他原是韩国的公子，姓姬，后来因为行刺秦始皇未遂，逃到下邳隐匿，才改名为张良。有一天，张良来到下邳附近的圯水桥上散步，在桥上遇到一个穿褐色衣服的老人。那老人的一只鞋掉在桥下，看到张良走来，便叫道：“喂！小伙子！你替我去把鞋拣起来！”
张良心中很不痛快，但他看到对方年纪很老，便下桥把鞋捡了起来。那老人见了，又对张良说：“来！给我穿上！”
张良很不高兴，但转念想到鞋都拾起来，又何必计较，便恭敬地替老人穿上鞋。老人站起身，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转身走了。
张良愣愣地望着老人的背影，猜想这老人一定很有来历，果然，那老人走了里把路，返身回来，说：“你这小伙子很有出息，值得我指教。五天后的早上，请到桥上来见我。”张良听了，连忙答应。
第五天早上，张良赶到桥上。老人已先到了，生气地说；“跟老人约会，应该早点来。再过五天，早些来见我！”
又过了五天，张良起了个早，赶到桥上，不料老人又先到了，老人说：“你又比我晚到，过五天再来。”
又过了五天，张良下决心这次一定比老人早到。于是他刚过半夜就摸黑来到桥上等候。天蒙蒙亮时，他看到老人一步一挪地走上桥来，赶忙上前搀扶。老人这才高兴地说；“小伙子，你这样才对！”
老人说着，拿出一部《太公兵法》交给张良，说：“你要下苦功钻研这部书。钻研透了，以后可以做帝王的老师。”
张良对老人表示感谢后，老人扬长而去。后来，张良研读《太公兵法》很有成效，成了汉高祖刘邦手下的重要谋士，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文言是以先秦时期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词汇特点是单音节词为主，因此文句显得简短精炼。译成双音节词为主的现代汉语（白话文）时，自然白话文的字数要多出许多。
二、语言随时代发展而发展，但文言成为书面语后就逐步与口语脱离。形成口语与书面语相背离的状况，时代越晚，与口语的距离越大。人们用当时口语思维，而要用古代书面语表达，自己在大脑里就需要一个翻译转写的过程，这个过程还需要长期的学习训练才能较好掌握。你现在学习文言就是这样的过程。而人们在表达时还是希望书面语和口语接近一些，因此，从魏晋南北朝开始，我们就可以见到一些作品加入了大量的口语成分，形成了和文言文不同面貌的书面语——古白话。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就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书面语体系。
三、清朝中晚期，中国积贫积弱，受尽西方列强欺凌。人们在反思和寻求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人们最直接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语言。张中行《白话和文言》里说：“五四”文学革命，攻击文言是死文字，主张改用白话写。白话和口语究竟是什么关系，没有明确说。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里有这样的话：“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现在看来，有些意思，当时大概没有想清楚，或至少是没有说清楚。例如反对文言，问题的核心是，用笔写，应该不应该脱离通用的口语。如果不应该，那就大至写国史，小至写便条，都应该用白话；张口闭口总是“文学”，是把问题缩小了，或者看偏了。其次，即使照口语写是好作品的条件，也只能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只要是白话作品必优越的看法分明是偏见。这里还是只谈言文一致问题，他们一再推崇“言文合一”，可见他们心目中的一致是“道理上”应该一致。
言文一致，不让书面语脱离口语，有可以加快学习文化进度，可以更好的表达思维，有利于开发民智等好处，这对当时文盲遍地的社会状况的确有针对性。
还是张中行《白话和文言》里说：“挑起白话的大旗，扬言不再用文言，是从民国初年开始。这样做，是旧的一团糟，因为君主专制的结束，西方文化所谓德、赛二位先生的输入，而成为更加明显。糟，要挽救，办法当然是除旧布新。旧的包括许多方面，有些知识分子看到文言，当时称为“文学”，觉得内容和表现形式都很坏，于是主张改用白话。这样，白话起兵反对文言，动力其实有内外两种；如果分为远近，内因是远的，外因是近的。这近因，直截了当地说，是觉得西方言文不分家的办法好，我们应该照办。如胡适在《逼上梁山》（见《四十自述》）一文里说：“若没有各国的活语言作新工具，若近代欧洲文人都还须用那已死的拉丁文作工具，欧洲近代文学的勃兴是可能的吗？”此后不久，他就提出九点意见，其中第一条是“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第二条是“今日之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他说这些话是在美国，时为1916年。差不多二十年之后，他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说到白话文学运动的三种最重要的原因，第三种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瞭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和世界文化接触了”这句话说明了革新的动力是外来的。其实，当时的起兵以及其后的胜利，专就参与的人说，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因为那绝大多数是喝过洋墨水的。这外来的动力有厌恶一切传统文化的色彩，而突出地表现为反对文言，如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的“八不主义”，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无病 *** ”的文字，不用典，不用套语烂调，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摹仿古人，不避俗话俗字，就是对文言说的。”
要全面把握这个问题，需要更深入的学习和思考。建议先读一读上面两次提到的张中行先生的著作《白话和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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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晋平公问祁黄羊，说：“南阳没有县令，你认为谁可以胜任？”祁黄羊说：解狐可以。 晋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 他回答说：您是问我谁能胜任而不是谁是我的仇人。晋平公说：好。就用他做县令了，全国的百姓都称赞祁黄羊。
过了些日子，平公又问祁黄羊，说：国家没有太尉，你认为谁可以胜任？”祁黄羊说：午可以。晋平公说：午不是你的儿子吗？他回答说：您是问谁可以胜任而不是谁是我的儿子，晋文公说好。又任用了。全国的百姓都称赞祁黄羊。
孔子听说后，感叹道：“唉，祁黄羊做的是对的，他荐举别人，大公无私啊！”
学而第一『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3』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4』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5』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6』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凡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7』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8』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
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9』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10』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於父之道，可谓孝矣。」『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13』有子曰：「信近於义，言可复也。恭近於礼，远耻辱也。
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14』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15』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16』子曰：「不患人之不己之，患不知人也。」为政第二『1』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它，可以说：'思想内容没有邪曲的东西.'"『3』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 ***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5』孟懿子问孝。
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
』」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6』孟武伯问孝。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7』子游问孝。
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8』子夏问孝。子曰：「色难。
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9』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儿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10』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11』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12』子曰：「君子不器。」『13』子贡问君子。
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14』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15』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己。
」『17』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18』子张学干禄。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
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19』哀公闻曰：「何为 *** 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 *** 服；举枉错诸直， *** 不服。
」『20』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勤，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勤。」『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22』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23』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2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见义不为，无勇也。」八佾第三『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2』三家者以雍彻。
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3』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4』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齐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5』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6』季氏旅於泰山。
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7』子曰：「君子无所争。
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8』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为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9』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微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微也。
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微之矣。
」『10』子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