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04-11
在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半个多世纪中， “贫农”这个代表 劳苦大众的词语曾经红地闪闪发光，并且作为政治地位的象 征，让善良的中国农民狂热地追求过、无比地荣耀过。直到 八十年代后，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个历尽沧桑的名词才以永 远不再回头的姿势退出了历史舞台…… 走过蹉跎岁月的老“贫农” ——访赤坭镇丰群村老贫农戴金莲 多年来，记者一直在为自己收集的那些老“贫农”的故 事而自豪，没想到 11 月 3 日采访在香港优质企业管理公司 担任企业管理顾问的黄先生时，他所讲述的老“贫农”之故 事更为感人，他说： “关于老‘贫农’的话题，我不妨以我 的母亲为例，她老人家 70 多岁了，当‘贫农’就当了三十 多年，后来， ‘贫农’这个名字没有了，但她老人家依然带 着当年 ‘贫农’的无畏精神，掩起失去我父亲的伤痛，带 着我们兄妹四人，走过了艰苦的岁月，可以说她算得上是中 国‘贫农’群体中的一个缩影。 ”为了聆听这则感人的故事， 当天晚上，记者就来到黄先生的家，采访了黄先生的母亲戴 金莲老人。 艰苦岁月，这位老“贫农”用精神支撑了一个家 戴金莲老人，和千千万万的中国老“贫农”一样，在过 去的岁月里，同样经历了艰苦生活的历练、同样饱尝了贫困 日月的辛酸。采访中，她老人家始终显得那么沉重，每一句 话都要绕唇半天，仿佛是在挪动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听她 说： “我们那一代人的贫下中农很艰苦，在解放后的近三十 年中，为了一心一意地支援国家建设，一直靠着 ‘一不怕 苦，二不死’的革命精神支撑着一个国家。别的不说，就说 我们家，从五十年代开始，到六七十年代，随着不断的增添 人口，日子就过得最紧张，有几年时间，劳动日值非常低， 干一天活只能得到四分钱，我和我的老公干一年连上百元都 分不到。那个年月，我最怕家里有人生病，因为得病就得花 钱。好在当年的生产队是按人头分口粮，不至于饿死人，可 我家的人口多劳力少，社会主义优越性总是很难照顾到我家 那些不干活的人，到年终我们家几乎就没有余粮了。为了能 给孩子省出一点口粮，为了能让老公有力气参加生产队的劳 动，我每天都要偷吃一顿很特别的饭，这种饭当时有很多人 吃过，那就是香蕉树根和稻壳……即就是这样，我还是对生 活充满着希望，还是和村里的贫下中农一道，为掀社会主义 建设高潮出力流汗，因为我们是当时最受政府信任、最热爱 社会主义的贫农啊，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所以，生 活再艰苦都得忍着。挨过六十年代初的那段艰苦，到了七十 年代， 农村人的生活在政府的关怀下才有了好转。 但在我家， 这种好转仅仅是能吃饱饭，四个孩子的上学照样成问题，每 到年初开学， 我就为几个孩子不到十元的学费去费神， 亲戚、 邻居几乎都借遍了。老公曾经对我说： ‘孩子能认几个字就 行了，念到什么时候还不是和咱们一样当农民……’可我觉 得，读书多了总有好处，也许将来孩子能靠读书谋个好前 程……”在这种用希望酝酿的超前思想支配下，戴金莲老人 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硬靠一身刚强的“贫农”精神， 给自己贫穷的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活力。 包产到户，这位老“贫农”经历了观念的大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伤筋动骨的 大变革，过去那个被激越进行曲唱红的人民公社和活跃在广 大农村的贫下中农，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们在退 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刻，生产队这个集体形式的生产单位也随 之被联产承包的新型生产形式所替代。戴金莲老人说： “当 时，分田到户的消息一传开，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怎么一个 好端端的生产队说没有就没有了呢？大家在一起同甘共苦、 在一起劳动的日子有什么不好？我就是想不通，还把毛主席 六七十年代的一些语录拿出来和分田到户的政策作对照，甚 至一个人躲在家里生怨气，心里总想，这一分不就把前辈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给分了吗？多可惜呀。 ”戴金莲老人 的唠叨，站在一个贫农的感情角度上讲并不算是一种错误， 因为她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爱太深了，在她的心底，一直觉得 社会主义就是把许许多多的人组织起来，大家在一起建设家 园，一起为共产主义的目标而奋斗。戴金莲老人强压着许多 她敢讲和她不敢讲的话，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最终选择了 沉默， 因为她知道这是国家政策， 是一个人无法抗拒的潮流。 其实，在当时没有完全领会国家政策的情况下，想不通的并 非戴金莲老人一个人，还有很多和自己一样的贫下中农。 在这场农村土地大变革中，戴金莲老人家的家里也分到 了几亩地，她说： “我分到土地以后，虽然心里有疑惑，但 总不能让地荒着，当年我按照过去在农业社时的种法，在几 亩地里种了水稻， 经过细心管理， 秋后就有了很不错的收成， 比大集体时多收了许多水稻，望着老公和孩子往家中搬稻米 的高兴劲，我忽然明白了，原来分田到户是国家为了调动我 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为了多大粮食……” 常言说： “民以食为天” ，这话一点都不假。戴金莲老人 家在多年多次丰收喜悦的陶醉下，从此更加深信党对农村的 土地政策了，以后的日子，她每每回忆起当时分田到户时她 的许多不明白时，一直抱怨自己的“贫农”观念太旧，一直 埋怨自己的文化太浅，按她老人家的话说： “我为什么那么 傻，怎么就不知道这是政府为咱农民好呢。 ” 依靠政策，这位老“贫农”走出困惑过上好日子 因为花都的赤坭镇距离改革开放最前沿之广州很近，所 以广州的发展潮流也顺应周边地区的需要迅速漫溢到了戴 金莲老人家的家乡，据戴金莲老人讲： “我虽然是一个农村 农民，但通过包产到户这场生动的教育课后，我对国家政策 的接受能力也增强了，特别是对儿女的教育投资，我在解决 了全家人的吃饭问题后，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了儿女的上 学上，那时候，有人对我说： ‘你刚刚过上好日子就把握不 住了，不留点钱，一旦有什么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怎么应 付……’我知道，说这些话的人都是好意，可我不这样去想， 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像当年贫农时期那样拼社会，但有一点我 深信我能做到，那就是支持孩子上学创事业。 ”在这种纯朴 理念的引导下， 戴金莲老人在失去老公后， 依靠自己的力量， 先后让四个儿女完成了学业，本来她的几个孩子都会步入大 学校门的，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未能达到目的，但 通过自修还是圆了大学梦。采访中，戴金莲老人对记者讲： “改革开放的政策非常好，给我们农村人提供了很多的创业 机会，我的大儿子就是在我的鼓励下，依靠政策成就了自己 的事业，现在他虽然是农民，但却住在城镇。我的小儿子也 不错，他自从他父亲去世后，我就跟着他到城里，我支持他 创业，他也很争气，先是在东莞一个外资企业当经理，后来 在广州开了一家顾问公司，现在还兼任了香港卓越企业有限 公司的顾问，专门为那些大型企业找问题、出点子。我的大 姑娘也很有出息，她现在在深圳一家外资企业当经理……” 戴老人家说这些话的时候，满脸的自豪，因为她觉得自己这 个“贫农”母亲已经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采访中，戴金莲老人还对记者讲： “我现在的生活很幸 福，前几年小儿子为我买了一处 200 多平方的新楼房，家里 的什么活都不让我去干，我每天的事情就是和小区的老人们 一起锻炼身体、搞些有益的娱乐活动，当然，有时候也会回 赤坭的老家看看，因为那里毕竟还是我生活了几十年的 家……”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虽然主人公不是一个叱诧风云的 人， 但她坚实的脚步、 纯朴的个性、 善良的品德和顽强的 “贫 农”精神，照样能让我们感受到中国农民的坚强，照样能让 我们读出中国农民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