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11-25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三、四言发展到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