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3-02-08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为了从理论上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分配的规律，在英、法产生了以斯密、萨伊和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与重商主义注重国家、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不同，斯密经济学主要研究个人与世界财富增值的原因与途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中。该书的基本理念即经济自然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一理论的核心包括以下要点：（1）认为专业分工和自由竞争可以形成资源最佳配置，获得最大经济效益。（2）从—国市场推广到世界市场，斯密认为，各国应根据天然条件，实行国际专业化分工。按照这一理论，工业品应由工业发达国生产，热带国为世界市场专业生产水果、海洋国提供水产、原料国提供原料、人口国提供廉价劳动力，等等。以此原则，可实现世界资源的最优配置。（3）为了保证劳力、资金、资源等要素能在世界市场中根据供求关系自由流动，各国应排除国界、实行无民族国家意识的泛世界主义。（4）因此，追求私人利益、不受任何干预的私人经济，乃是最有效益的经济。所以，必须反对民族工业主义，反对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政策。
亚当·斯密为什么有这样的经济理论主旨，我们通过分析其推理前提就不难明白了。因为，其理论主旨是其推理前提的自然结论。而斯密的推理前提则是他的基本哲学假说：“利己心是人的本质”的哲学伦理“假说”，“经济人”假说； 自然秩序优于人造秩序的哲学“假说”，即“看不见的手”假说；“分工、交换”可以裕民富国的哲学“假说”。
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第一，“利己心是人的本质”的哲学伦理“假说”，即“经济人”假说。
孟德维尔是近代较早提出“经济人”概念的作家。他在《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每个人自由地进行利己的活动，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全社会的繁荣，而且其效果要比以非利己为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大得多。他指出：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他还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这本性是使他能够适合于这个最大的、世俗地说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最必要的条件。
边沁和休谟对人性的探讨也影响了斯密。边沁（1748—1832年）是英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功利主义学说的主要代表。在边沁看来，人类如同自然，也有规律。自然把人类置于两大主宰即苦与乐的统治下，所以，求乐避苦就是人性的规律。这一规律支配人们的一切行为，同时又是评判人们行为是非、善恶的唯一标准。按边沁的解释，所谓功利就是一种外来事物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特性。人们的行为价值就应该用苦与乐的实际结果来衡量，而不能用天赋人权等抽象原理来进行评价。据此，边沁提出了计算苦乐的标准和方法，即根据苦或乐的强度、远近、持续性、真确性以及影响的范围来判断某一行为产生快乐的价值。边沁把这种功利主义“人性论”既运用于政治又运用于经济。在政治上，他认为立法者在立法中必须计算苦乐的相对价值，一项法律或措施给人们带来的乐大于苦，那就是好的，否则就相反。在经济上，乐的重要内容是获得和占有财富，个人利益至关重要，每个人只为自身功利而最大限度的自谋，通过冲突和抵消，结果最终达到平衡，反而最有利于公共利益。这正是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滥觞。
斯密的良师益友，同样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休谟曾经不无深刻地指出：“所有各种科学都或多或少地与人类本性有关，而且无论其中的某几种科学从表面看来距离人类本性有多么遥远，它们也都仍然要通过某种途径回到这种本性上来。甚至数学、自然哲学，也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认识范围，并且要由他们的权力和能力来判断。”我们无从得知斯密是否受到休谟这种思想的直接影响，但是可以看出，斯密是这种思想的积极实践者。
在斯密的著作中，对人性的探索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斯密认为，人类行为自然地由六种动机所推动：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以物易物及以此易彼的倾向。他这里所讲的“自爱”，即利己心。他注释道：“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就主要关心自己”。斯密“利己心”假设在《国富论》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说，“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能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人们的这种行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公共利益”。
斯密认为，利己是所有人的本性，好的经济制度就是顺应人类本性的制度，好的政府就是顺应人类本性的政府，而满足人类利己心的最好途径就是实现经济自由。因此，这一假设成为斯密取舍臧否经济制度和政府的标准。
斯密的“利己心是人的本质”即“经济人假设”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成为一个公理，成为他们经济分析的一个前提。为此，熊彼特评价：“正是通过斯密的著作，18世纪关于人性的思想才传到了经济学家手里。”
第二,自然秩序优于人造秩序的哲学“假说”，即“看不见的手”假说。
斯密信奉自然秩序，这是那个时代时髦的哲学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自然秩序(不管这种秩序究竟是什么)，这种秩序要比人类人为地造出的秩序优越得多，即自然秩序优于人造秩序。
斯密观点并不是创新，其直接来源是法国重农学派。重农学派(一个认为只有农业才真正地创造财富的学派)坚持自然秩序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自然规律所统治的，而自然规律永远不是统治者的独断法律所能改变的。他们具体阐述了自然规律的内容，即享受财产所得的权利，从事劳动的权利，以及享有不妨碍他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把自然秩序翻译成现代语言，即是说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其各个因素之间深藏着一种动态平衡关系，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斯密与重农学派魁奈和杜尔阁过从甚密。在《国富论》里他把自然秩序的观点发挥到了极致，阅读《国富论》可以发现，字里行间都渗透着“自然秩序”的思想，以至很难单独把其中的一段话引出来作为他对自然秩序的论述。
同时，斯密显然是牛顿理论的信仰者，他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将牛顿对于天体的理解，移植到经济社会中。在牛顿力学的体系中，世界像瑞士的钟表一样和谐有秩序，它或许由上帝操控。斯密说，不管是面包师还是铁匠，他们只要专心追逐自己的利益就足够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将满足每个人的需求。
由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斯密反对以各种形式对工商业一般事务进行干预，主张保护私人产权，主张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扮演自由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
第三，“分工、交换”可以裕民富国的哲学“假说”。
在《国富论》中，斯密是从分工开始论述他的经济理论的。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就是原来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品，或者是用这些产品从外国买进来的物品。在提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即劳动价值论）这一观点以后，他马上分析了分工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一个国家只是一所巨大的工场，在这里每个人的劳动不论性质如何不同，都能增加大家的财富。
斯密以分工在个别工业中的效果为例证，证明财富增长是分工的结果。这一例证即著名的“扣针制造业”例证。斯密指出：一个工人没有经过这种业务的训练(这种业务由于分工的关系已形成一种特殊的行业)，也不熟悉这种业务上使用的机器的用法，尽管他十二分勤恳，也许一天也做不出一枚扣针，当然更造不出20枚来。但若进行分工，一个拉金属丝，另一个人使之平直，第三个人把它截断，第四个人把—端磨尖，第五个人把另一端磨平以便装上园头。做圆头需要二三道工序，装上园头是一种特殊的操作，镀白又是一种工作，甚至将针插在纸上也是另一工种。这样，扣针的制造业就大致分为18道不同的工序，在有些工场里，这些工序的操作都由不同的工人担任。这类小工厂有的只雇用了10个工人，他们必要的机械设备虽然简陋，但他们如果尽力干活的话，一天也可以做成12磅扣针。
分工的这种作用，既适用于一个工场内部，也适用于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社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