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1-28
司马迁的侠义精神，是他为人处世的一项基本精神。司马迁的时代，统治者对侠客采取扼杀的政策，那么司马迁的侠义精神是如何产生的？这是由他的家庭环境、个性、社会阅历及进步的历史观所决定的。明朝有人认为“史迁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世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实，这仅仅是产生侠义精神的原因之一。司马迁从小受崇尚道家思想的父亲司马谈的薰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称道家：“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全。”这是一种重自然，重实际的思想法则。侠者正是以这种思想法则来衡量生活中的法、度、情、势的，对于违背者必不相容，不惜“以武犯禁”。这种思想法则与侠义精神是一肪相承的。《论六家要旨》又说：“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这里强调人的精神的重要性，和侠者“重义轻生”的侠义精神也是相一致的。司马谈的这些思想不能不深深地影响司马迁，所谓“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1）父亲而外，司马迁的亲朋师友也对他的侠义精神多有影响。司马迁的祖父是司马喜“信必然之画，捐朋党之私，挟孤独之位。”（2）司马迁的老师董仲舒“为人廉直”、“以弘为从腴”。中“有行”（3）之士；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在霍去病得势而“日益贵”、卫青失势而“日退”之时，“举大将军故人门下多去事骠骑，辄得官爵，唯任安不肯。”（4）另一好友田仁是黄老派田叔的少子，田叔死时，鲁王送来百金祠，田仁不受“不以百金伤先人名”（5）何等重义轻利！并冒险处死了“内倚中贵人，与三公有亲属”（6）关系的奸吏三河太守，获得了“不畏强御”（7）的称誉；此外，友人壶遂，史称“其人深中笃行君子”（8）；友人东方朔敢于向皇帝“直谏”等等，这些无不影响着司马迁的侠义精神。司马迁富有浪漫的性格。杨雄说：“多爱不忍，子长也！……子长多爱，爱奇也。”（9）李长之先生亦云：“多爱不忍，是司马迁的同情之广处，爱奇，尤其是司马迁的浪漫性格之核心……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10）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对受压迫而无可申诉、遭难处而无人排解的奇人，分外同情，歌颂了为此而默默奉献的“乡曲之侠”、“布衣之侠”、“闾巷之侠”，赞美了各式人等的侠义精神。司马迁有三次大范围的游历活动，除广东、福建外，几乎游览了全国。他有意识地深入民间，“与燕赵豪杰交游”，广泛地了解下层社会的生活，这促使他搜集、采访了人世间的种种侠义故事，任太史令后，“ 史记石室金馈之书”，在读万卷书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侠义精神，自然更多，《史记》中荆轲等侠义人物的事迹，就是有选择地参照了先秦史籍的记载。司马迁丰富的生活实践，低贱的社会地位和不幸的自身遭遇更是形成和强化侠义精神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司马迁遭受了李陵之祸，更认清了统治者专横凶残的本质，更深切地体会到救人急难的侠义精神之可贵。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良史求实精神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进步历史观，也必然冲破封建统治者的思想羁绊，产生与统治者对抗的侠义精神。 要认识司马迁侠义精神的深刻性和进步性，就要与古人的观点进行比较。由于古人对“侠”的不同理解，对待侠义精神就有不同的态度。且不说文艺作品中的千差万别，即使在正史、稗史笔记等史籍中，对侠义精神也有不同的描述和评价。韩非子的《五蠹》篇，最早提出“侠”的概念，认为“侠以武犯禁”为特征，列为“五蠹”之一。荀悦的《汉纪》则称游侠为“德之贼也。”班固虽承认郭解之辈是“有绝异之姿”的游侠，但斥其“不入于道德”、“其罪已不容于诛矣。”（11）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侠者之义。《汉书》以后的正史不再为游侠立传了。在《史记》以前的稗史笔记中，明显地写到侠行的有《列子》、《燕丹子》等（12）。《列子》中与了一个“虞氏之灾”的故事：豪富虞氏“击博楼上”取乐，侠客率徒属路过，此时正巧“楼上博者大笑，鸢飞适坠其腐鼠而中之。”于是“侠客曰：‘虞氏富乐之日久矣，常有轻易人之志，乃辱我腐鼠。’率徒属而灭其家。”这位侠客虽有侠气，却颇有鲁莽性和残暴性。产生于秦汉之际的《燕丹子》，故事虽然与《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的内容大体相近，但是有的不符合史实（如荆轲以匕首击穿秦王耳朵）；有的怪诞不经（如乌鸦白头，马生角），可能是据当时的传闻写成的。正如司马迁所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13）这样看来，在司马迁以前或同时代的人，对侠义的理论论述或形象刻画，有的持否定的态度，有的扭曲了形象，有的刻画得不够光彩，都不如《史记》中的侠者那样深刻感人，放射着侠义精神的光芒。司马迁对侠义的论述和对侠者形象的刻画，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史记·游侠列传》之中。先看其论述。《游侠列传序》里，为了阐明侠义的内涵，司马迁首先把游侠和“独行君子”加以区别。自认为后者自视清高，脱离群众，为当世所耻笑，最多不过是独善其身而已；而“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后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驱，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讲信用、舍己救人，不矜羞伐，就是司马迁侠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司马迁还把贤卿相和“闾巷之侠”作比较，认为“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凭借玉者亲属的社会地位和富属势力，招贤纳士，可称为“贤者”，但不能称为侠者。因为他们的扬名，“比如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即他们的德行、名节声闻于天下，是靠侠义精神得来的，“是为难耳”。显然，司马迁所赞颂的是布衣的闾巷之侠。至于“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的“豪暴之徒”，司马迁更不屑于把他们和游侠比较，并为世俗把二者混同而悲慨。综上所述，可知在司马迁看来，只有其行为准则符合其侠义内涵、体现着侠义精神的人，才是真正的侠者。再看司马迁描述的游侠朱家和郭解的形象。鲁国朱家的侠义思想不受环境的影响，“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他救活豪杰几百人，凡人则更是“不可胜言”，但始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而且“诸所尝施，唯恐见之。”他解救了季布，后来季布又获得了尊贵的地位，就终身不愿相见，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节衣、缩身、简行，却热衷于振赡趋急：“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 牛。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如此不欲名利、专苛己趋急的义侠形象，即使在两千年以后的今天也难能可贵。郭解是司马迁所熟悉的人物，其形象也更有丰采。除了侠义精神的共同性之外，郭解还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一是“自喜为侠”，且侠行渐趋成熟。“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如郭解出行，人人敬避，却有一人箕倨坐视，门下客要样他，郭解却说：“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并暗中为他向县吏说情，多次免掉了他的轮值服役。如此侠义修德，已是胸襟豁达、情操高尚的境界！二是能尊重人，不越俎代庖。有人请郭解到洛阳去作仇家的调停人，郭解却让他们听从洛阳贤人的调解，尊重当地的“贤豪”、“贤大夫”切合实情的处置。郭解到了外郡，先替人办事，能解决的就解决了，“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如此尊重人，可谓处处为对方着想，时时以“退让”自处的贤侠。三是能团结百姓、影响百姓。郭解貌不惊人，但在群众中有超常的凝聚力，能团结群众与他一起弘扬侠义精神。“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年，请得解客舍养之”，“争为用。”正如司马迁所说：“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郭解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力给统治者带来的危害，大大超过郭解亲自杀人的力量，所以终被杀害。司马迁评论说：“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既惋惜郭解被害，又肯定其荣名不朽。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侠义精神的论述和对侠者形象的刻画，其实质是完全一致的，对侠义精神的理解也是独具慧眼，史无前例的。 朱家、郭解这类以行侠为己任、具有多种多样侠行的大侠，历史上毕竟是少数，而且多被统治者扼杀而淹没，司马迁不可能作更多的记载，社会上各行各业里，更多的是讲侠义、有侠气的人，他们虽非侠客，却有侠义精神。《史记》中就赞颂了不少具有侠者某方面品质的各色人等，体现了司马迁侠义精神的丰富性。首先，司马迁赞颂了好于反抗强暴的侠义精神。如《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就属于这类人物。除曹沫原是鲁将外，其余四人都是布衣之徒，都有“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阨”的品质，因而符合司马迁的侠义内涵。司马迁所赞颂的并非是他们的行刺本身，而是侠义的精神。曹沫虽非游侠，但他劫齐桓公，乃出于抗暴，伸张正义，显然是一种侠义精神。因此，司马迁在传末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所世，岂妄也哉！”不论他们的行刺成功与否，都肯定了“其义”。这个“义”，就是“不欺其志”的侠义。《史记》中批判汉武帝的专制、酷吏的暴逆等，也可以说是从反面衬托、肯定、弘扬了抗暴的侠义精神。其次，赞美了不顾个人安危、以身作则的侠义精神。这是侠义精神在爱国方面的表现，此时的侠义精神与爱国思想是一致的。如《平原列传》中的毛遂，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在楚迁以据势奋威的侠态，促成合纵，邯郸解围。《廉颇蔺相如列》中的蔺相如，为了维护国家的尊严，敢于冒死取回和氏壁；敢于胁迫秦王击 ；为了国家的利益，又甘愿一再对廉颇退让，抱定了“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的义则。司马迁评论说：“知死必勇，非死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懂得如何“处死”的人，是侠气非凡、智勇兼备的人，蔺相如如此，毛遂也如此。《魏公子列传》载，侯嬴在安排好盗兵符、夺兵权的计谋后，以自杀来激励魏公子完成救赵存魏的大业；协助魏公子夺兵权的朱亥曾说明平日不向魏公子回拜的原因是“小礼无所用”，可见两人是懂得如何“处死”法的，是知道把握国事的大关节的。再次，颂扬了不图报答、见义勇为，不惜以死抗争的侠义精神。如齐国人鲁仲连云游到赵国，正遇上秦军包围邯郸，加上魏国派辛垣衍劝说赵国尊秦为帝的危害，表明了自己宁可“蹈东海而死”也义不帝秦的严峻态度，终于说服了辛垣衍，又适逢魏公子夺晋鄙军来救赵，秦军退去。平原君欲封赏鲁仲连，却终不肯受，“遂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14）《荆轲传》中的阳光、樊于期为了促成荆轲的抗暴大业，甘愿自杀，更是动人心魄的侠义精神。第四，赞美不势利、重情义的侠义精神。《聂政传》载，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后，毁容自杀，无人知其姓名。聂政姐聂荣不顾“连坐”的危险，敢于前去向市人说明聂政的来历，并因“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鸣咽悲哀，死于弟尸之旁。对此，司马迁借一些诸侯的议论加以称赞：“晋、楚、齐、卫闻之，皆曰：‘非独政能也，乃其姐也烈女也’”。魏齐与秦之应侯有仇，投奔于友人赵国的上卿虞卿。虞卿“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15）与魏齐间行至梁，以托庇于信陵君。不料，信陵君却畏秦而迟疑不决，魏齐自杀，使虞卿既失卿相，又困于梁。司马迁评论说：“虞卿料事揣情，为赵画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齐，卒困于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贤人乎？”（16）表面上似乎是批评，实际上是同情，正如李长之所说：“他也是为朋友而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卒困于大梁的，司马迁此时对之当尤具有同情。”（17）所以司马迁的这一问句，实际上是在启发读者思考：虞卿完全懂得利害关系，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可贵的侠义精神所致。第五，赞美危难时刻不变节、不趋炎附势的侠义精神。《田儋列传》里的齐王田横，在统一全国后，率其徒属500余人入海岛。刘邦恐其为乱，派人赦其罪而招纳之。田横不愿奉诏，无奈何刘邦再次派使者来胁迫：“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不得已，田横与其客二人赴洛阳。到了洛阳附近，田横却自刭了。显然，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觅王封侯，而是为了保护其徒属的性命。自刭则是为了保持其高尚的节操。这一侠行感动了刘邦，称他为“起自布衣”的“贤”者。还为之痛苦，以王者礼厚葬之，封其二客为都尉。但是二客的志节不为所动，“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刭，下从之。”刘邦大为惊异，认为田横的门客都是贤才，就派使者去召留在海岛上的500人。结果，“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这一幕幕感人的为义死节，谁能说不是侠肝义胆的烈举呢！传末司马迁十分敬佩地说：“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的侠义精神应是相当丰富而深广的。司马迁选择“扶义倜傥”、“倜傥非常之人”（18）进入传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因为他们往往显现出侠气，包蕴着侠义精神；而侠义精神正是司马迁的一种“人格理想”（19），是在处世做人方面的一种精神，讴歌侠义精神，“不仅表现了他的崇高卓越的思想，同时也表现了他勇敢无畏，正义凛然的高尚人格。”（20） 参考文献：（1）班固：《汉书·司马迁传》2738页，北京：中华书局 1962（2）司马迁：《史记·邹阳列传》24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31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4）司马迁：《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29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司马迁：《史记·田叔列传》27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6）司马迁：《史记·田叔列传》27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7）司马迁：《史记·田叔列传》27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8）班固：《汉书·窦田灌韩传》2406页，北京：中华书局 1962（9）杨雄：《法言·君子篇》（10）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92页，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11）班固：《汉书·游侠传》3702页，北京：中华书局 1962（12）张志和、郑元春：《中国文史中的侠客》186页，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13）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25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4）司马迁：《史记·鲁仲连列传》24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5）司马迁：《史记·虞卿列传》23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6）司马迁：《史记·虞卿列传》23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7）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99页，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4年（18）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39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19）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59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年（20）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66页，石家庄：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