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杨承宗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后来他又担任安徽省第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科协主席。在此期间,他创办了合肥联合大学——建国后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这是他晚年集中一生作为教育家和科学家两方面的经验和智慧,办成的最后一件大事。这创举的智慧火花来自于不经意中听到的同事之间的一段对话。1979年8月,在安徽省高教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科大参加会议的几位同事在中午休息聊天时,有几句话飘进了杨承宗的耳朵。有人问:“你的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吗?”回答是:“咳!别提了,只差0.2分。”杨承宗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高考择优录取这条很好,但能精确到0.2分吗?他做了一番调查,不同的老师评卷差个几分,非常正常。
“文化大革命”后,累积了多年的中学毕业生同时进入高考场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某些好马失蹄也是常有的事情,至于考生因在不同省、市而高分落榜低分被录取更比比皆是。他不由得萌发出一个设想:能不能给那些分数接近高考录取线的学生提供一个深造的机会呢?1980年3月他参加全国科协大会时,听胡耀邦讲,全国有1600万失学青年怎么办?这更激起他探索高等教育改革的热情。1980年6月13日,方毅副总理视察安徽,并在中国科技大学全体师生职工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我们需要千方百计地实验和探讨改革的途径,创造多种多样的办学形式和办法,广开学路。”对此格外敏感的杨承宗深受鼓舞:与其抱残守缺,何不独辟蹊径?遂正式提出了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前提下,综合利用合肥地区高等学校的师资、设备优势,创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的设想。
1980年6月23日,《光明日报》记者胡羊首次独家报道了杨承宗关于招收自费大学生的主张。文章见报后,读者纷纷来信,更有一群教育志士积极拥护该项主张。真是“一呼百应”!同年7月,关于成立一所民办公助的自费大学的议题摆到了省领导的办公桌上。8月,省政府批准成立这所大学。但让杨承宗意想不到的是,省领导请他出任校长。他一再推辞,毕竟已是年近古稀,而且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时他的双目几近失明,妻子从北京搬到合肥后就一直重病缠身。但省领导以那些被高考分数拒之门外的学生之名再三诚恳邀请时,他最终被打动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确定校名,当时提议的校名有“安徽自立大学”、“星津大学”、“江淮大学”等等。抗战时期有个“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合办而成,办学效果很好。这个也叫联大,体现联合办学的精神。
1980年8月23日,合肥联合大学正式成立,全部的家当就是从科大借来的一间20平米的房间、几张办公桌、包括杨承宗在内的6名兼职人员。杨承宗再一次表现出独树一帜、锐意创新的精神,实行了一系列的高等教育改革:学校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合肥市委书记郑锐兼任董事长,这是对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一种创新;没有校园校舍,所有教学都是“联办”,插在科大、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等的教学空档中完成;没有固定的师资队伍,所有的教师都是从合肥地区12所高校中择优聘用,并邀请国内外著名科学家、学者如任之恭、钱致榕、龚升、杨纪珂等来校讲学,体现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教育思想;学生全部“走读”、自主择业,改变了当时普通大学包吃、包住、包分配的做法,甩掉了沉重的后勤包袱;国家部分拨款,“适当”收费,每年文科40元、理科50元,改变了建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由国家单一投资的体制;倡导公民享受高等教育、大众化教育理念,一改高等教育只注重选拔尖子、培养精英的宗旨。上述高等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在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很多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和实践。
合肥联合大学“联办公助,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录用”的办学模式,在当年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一种创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先后多次详细报道,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知名度。继合肥联合大学创办之后,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杭州等地也相继成立类似的大学,有些直接套用了“联大”的名字,有些名字虽然不同,但办学宗旨、教学形式基本相同,如北京联合大学、南京金陵大学、武汉江汉大学、上海大学等。当时全国有许多城市和教育部门的领导来合肥联合大学参观访问,杨承宗还专门抽调人员接待来访。
2002年,合肥联合大学与合肥教育学院、合肥师范学校合并组建合肥学院。合肥学院已建设成为国际化合作办学示范院校、安徽省示范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单位,也是国家第一批61所“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实施高校之一,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杨承宗先生虽然早已退休,但他对此仍是高度关注,非常高兴。
(概述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