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05-05
在当代中国，“创新”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它已被提升到了事关民族复兴的高度。
创新活动作为人类向未知领域的探索，有着独特的性质，它需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权，而非政府的集中控制。首先，创新往往并不具有明确的目标，而是人们不断摸索和试错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的目标时常会发生变动。推动人们从事未知事物研究的，常常也不是明确和功利化的目标，而是对研究本身的兴趣。其次，人们不知道在这一过程中会用到什么已知的知识，以及需要何人的协作，政府很难为创新活动提供它所需要的帮助，常常是事倍功半。再次，在研究结果出来以后，能否以及如何被社会理解和接受，也是很难预测的事。这种复杂性是人类理性不可能准确预测和掌握的。因此，对于创新的集中计划和指导，恰恰违背了创新活动的本质。创新的最有效方法，是把更多的自由留给个人，由“自生自发秩序”去决定谁的成果能推动社会进步。
国家操控创新活动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规定的目标过于确定化。近年来，种种所谓“创新计划”，都有极为具体的目标，并有对成果的明确要求和完成期限。在这种指挥棒的带动下，高校和研究院所的研究人员所从事的活动，也失去了创新活动所应有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而是全力集中于发表论文这一极为明确的目标了。成果的发表本来只是研究工作的一个环节，但现在却成了全部。在这种扭曲的机制下，低水平的“成果”自然遍地开花，而剽窃、抄袭之风也是愈演愈烈，更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些成果往往是被冠以“创新”美名的（现在各种科研项目的申报表上，必不可少的一栏就是“该项目有何创新之处”）。它的害处在于：由于挂了创新之名，就有了更大的欺骗性，其造成的损失也更不易被觉察。
创新活动还有一个特点：越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作用的创新，越要依赖于个人的天赋、努力和不可预知的偶然性，而不是集中的控制。并且，越是有价值的创新活动，也就越脆弱。因为，重大的发明往往在很多方面超出了人们对已知事物的理解，而集中的控制所依据的，恰恰只能是这种理解。正如哈耶克所说：“多数人的行动一般是限于尝试过并确知的事情。”因此，对创新活动的统一指挥很可能摧毁极有价值的机会。
中国历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这使我们办成了不少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家无法办到的事。对那些目标明确的事情，我们几乎无往不胜，我们在很贫穷的状况下获得了“两弹一星”这样的成就，我们难免为此自豪。但是，这也许掩盖了另一面。科研人员只能根据国家的需要来从事研究，而国家集中控制下的研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它只能着眼于那些目标明确的、已知的项目，说得更清楚一些，就是模仿和赶超，而离我们现在所提倡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是有很大距离。在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建国之初，这样做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在现在的环境下，我们需要的是超越而不仅仅是模仿，这就需要一种更加灵活、更能发挥个人潜能的机制了。当然，崇尚个人自主并不是排斥合作，正如哈耶克所说：“拥护自由并不是反对组织，其实组织也是人类知识进步的有效手段之一。”但是，应当反对具有特权的垄断性组织。真正有效的组织，是建立在人类自愿结合基础之上的。而国家由于具有强大的权力，在干预创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形成对个人的强制，从而扼杀创新的机会。
以论文数来评价研究人员的工作业绩，就是国内外通行的方法，尽管它并不与创新精神相符，却不得不然。因为，现代的科学研究已不可能是纯粹个人的事业，而是涉及方方面面的协作与利益的分配，因此，就必须有一个易于操作的评价标准。但是，“创新悖论”的出现，却不是科层制度的必然结果，而是科层制度大大膨胀并与中国传统的官本位观念结合的产物。科层制度有着明显的消极性，它的权力本应受到严格的控制，但在创新的悖论下，它的权力却大大扩大。众所周知，现在我国迅速增加的科研投入往往是根据申请者的“位子”而不是“实力”加以分配的。“创新”话语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一种“语言艺术”：当申报项目时，“创新”是进行自我推销的最佳词语，而在对平庸的成果进行评估时，“创新”又成为文过饰非的绝好用语。
近来，有些学者把创新能力视为一种软实力，这是很贴切的。因为这个“软”字恰到好处地揭示了创新的关键：创新能力的进步，依靠的不是“硬”性的措施和命令，而是要有赖于有利创新的“软”环境的建立。无疑，这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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