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11-05
问题一：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邢明 哈哈哈，笑死我了，气煞朕耶的解释真是逗。
这句话是这么写的，“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意思是，魏武帝曹操推崇以法家和术治治国，因此天下就以刑名之学为贵了。
法术不是指神鬼那种法术，而是指法家的法律治国和权术治国的治国观念。刑名是指刑名之学，就是指刑法。
问题二：古文吊是什么意思 吊
I diào
1.祭奠死者或对遭丧事及不幸者给予慰问。
《仪礼?士丧礼》：“君使人吊，彻帷，主人迎于寝门外。”
汉贾谊《吊屈原文》：“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
唐韩愈《祭十二郎文》：“今吾使建中祭汝，吊汝之孤与汝之乳母。”
宋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内侍如旨，往见翰，因吊其迁谪之久。”
2.指祭奠的仪式。
《花月痕》第五一回：“先一日就在轩轩草堂开了一天吊。”
3.伤痛；凭吊。
《诗?桧风?匪风》：“顾瞻周道，中心吊兮。”
毛传：“吊，伤也。”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
《史记?张仪列传》：“群臣皆贺，陈轸独吊之。”
宋孙光宪《杨柳枝》词：“万株枯槁怨亡隋，似吊吴台各自垂。”
《宋史?胡铨传》：“今日之议若成，则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则有可贺者亦十。请为陛下极言之。”
清赵翼《五牧镇为宋将尹玉战死处》诗：“五牧塘边路，经过吊夕阳。”
4.文体名。
《後汉书?胡广传》：“乃悉撰次首目，为之解释，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馀所著诗、赋、铭、颂、箴、吊及诸解诂，凡二十二篇。”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哀吊》：“或骄贵而殒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无时，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并名为吊。”
5.钓取。参见“吊名”。
6.勾起；引逗。
前蜀韦庄《黄藤山下闻猿》诗：“黄藤山下驻归程，一夜号猿吊旅情。”
明顾起元《客座赘语?诠俗》：“若置之，若不置之，似有系焉者，又或与而不必与不尽与也曰吊。”如：吊胃口。
7.勾引，勾搭。参见“吊膀子”。
8.悬挂。
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刑名?监禁》：“将犯人足吊起，头向下卧。”
9.牵挂。
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第十八章一：“我生养了晓冬二十八年，我的心吊了二十八年，没一时一刻放下的时候。”
10.掉落；跌落。
元无名氏《冯玉兰》第四摺：“因向船头点闸水军，一时不小心，吊在江中了也。”
《古今小说?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女儿扑簌簌吊下泪来，低头不语。”
清蒋士铨《一片石?访墓》：“当日编歌儿的娘娘，是吊在河淹死的呢！”
《儒林外史》第五回：“原来那瘟猫把床顶上的板跳蹋一块，上面吊下一个大篾篓子来。”
11.调换；搬弄。
《金瓶梅词话》第三二回：“翻过来，吊过去，左右只是这两套。”
《醒世恒言?杜子春三入长安》：“又想道：‘这老官儿既有心送我银子，早晚总是一般的，又吊什古今，论什故事？’”
12.旧时钱币单位。最初以一千个制钱为一吊，後来各地算法不一。
北京以一百个制钱或十个铜元为一吊。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八》：“是日十三位道长，每一马上人要钱一吊。一吊者千钱也。”
《金瓶梅词话》第三二回：“薛内相心中大喜，唤左右两吊钱出来，赏赐乐工。”
《醒世姻缘传》第十三回：“送你冰光细丝三十两，十匹大梭布，两匹绫机丝，六吊黄边钱。”
13.装扮。
明陈大声《醉花阴?赏灯》套曲：“一个姜子牙大雪钓溪；吊一个杜子美骑驴醉西。”
14.把皮桶子加面子或里子缝成衣服。参见“吊面”。
15.调取；提取。
《醒世恒言?汪大尹火烧宝莲寺》：“汪大尹次日吊出众犯，审问狱中缘何藏得许多兵器。”
《儿女英雄传》第三五回：“大主考照号吊了墨卷，拆开弥封。”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三回......>>
问题三：清谈的魏晋清谈 魏晋时期，社会上盛行“清谈”之风。“清谈”是相对于俗事之谈而言的，亦谓之“清言”。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因此，不谈俗事，专谈老庄、周易，被称为“清言”。这种“清言”在当时很流行，特别是统治阶级和有文化的人，更视之为高雅之事，风流之举。他们在一起讨论争辩，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由于上流社会的普遍参与，“清谈”成为时尚。“清谈”的方式，绝大多数属于口谈。而就口谈而言，又有几种方式。一是两人对谈，即所谓主客对答。一个人对某一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谓之“主”；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者，谓之“客”。主客互相质疑对答，往返难休，这是“清谈”的主要形式。二是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不过主客双方都以一人为主，其余者可以插言。三是“自为主客”。当别人对问题都无高见可抒时，某人可以就此问题自己设疑，自己解答，以发表他的高超的见解。有一次，大家争论一个问题，最后都穷于词理，当时宰相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侃侃而谈，见解独特。说完以后，肃然自得，四座没有不佩服的。当时，人们把共聚“清谈”当作抒 *** 怀的良机，许多名流闲士都热衷于此事。但其目的不是论政，不过是官吏、文人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而已。《兰亭序》中说“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修禊”原是三月初三沐浴除垢，嬉水采兰，祓秽祈祥的活动，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很显然不止是一般的“修禊”；而是东晋士族文人的一次大规模清谈盛会。“清谈”是辩论演讲，它和现代演讲的共同点是，要求有新异的观点，要“见人之所未见，言人之所未言，探求义理之精微而达于妙处”。如步入后尘，拾人牙慧，无新颖观点，就会令人烦躁厌听。孙盛到殷浩家去“清谈”，直到废寝忘食，不愿离去，假如他们谈的全是老一套，是不会互相吸引到这种地步的。一场好的“清谈”，固然要求理论观点标新立异，同时还必须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来表达观点。有一次，刘到王蒙家“清谈”，刘走后，王蒙的儿子问其父：“你和刘谁胜了？”王蒙说：“韵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韵音令辞是语言优美动听，“往辄破的”是说理论上一发即中。前者包括声调抑扬顿挫，和畅悦耳和词语准确犀利，精当有力，是讲“清谈”的形式；后者说的是清谈的内容。由此可见，王蒙是把“清谈”的内容和形式并列起来看待的。“清谈”中，气氛一般很随便，在激动的时候，往往助以手势，身体摆动，甚至起舞，引吭；谈到酣醉地步时，便无所顾忌了，口出粗言也是有的。“清谈”也有诡辩者。当然，诡辩者需有敏捷的思维和善辩的口才。王苟子和许洵辩论，王苟子不得胜，而反过来，“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实为交换命题），王苟子还是告败。可见许洵的诡辩何其机巧。
问题四：尚刑名具体是指什么?是什么意思?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
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应、刘桢。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已，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宋严羽《沧浪诗话》：“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这一时期，三曹、七子、蔡琰等人并出，诗风“慷惯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后世称这种风格为“建安风骨”、“汉魏风骨”，又称为“建安体。”北齐邢邵《广平王碑文》：“方见建安之体，复用正始之音。”“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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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
曹操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又善属文，爱文士。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后，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 *** 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建安”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东汉末，董卓乱后，军阀割据，战事频仍。长安、洛阳皆废毁。献帝从长安到洛阳，又被曹操迎接到许昌。这一年（即196年）改兴平为建安元年。
220年，曹 *** ，献帝禅位于曹丕。建安文学，通常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但并非仅限于这25年。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东汉王朝处在大分裂、大动荡、军阀混战中，在文学上却放射出绚丽的异彩。这是与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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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简介：
孔融(153-208)
孔融其实家学渊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孙，鲁国曲阜人，后来为曹操所用。他年少时曾让大梨给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这也就是『孔融让梨』的故事了。早年加入讨伐董卓行列，后来为曹操办事，但因劝阻曹操攻打刘备而被处死.孔融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丰。现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诗。散文如《荐弥......>>
问题五：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潮是怎样产生的 魏晋文学的社会环境
中国文学发展到了魏晋，它的精神与作家的创作态度，都发生了变化。这期的文学，形成一种自学的运动，重视文学价值和社会地位，探讨文学理论问题。
在这转变的过程中，文学逐渐摆脱经学的束缚，得到比较自由的发展。
△一、政治环境的混乱与恐怖
东汉末叶，政治上发生了激烈的动摇。由於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专横，外戚宦官的争权夺利，兼并土地，压榨人民，水利不修，水旱连年，使得广大人民，陷入饥饿流亡的绝境，终於爆发了以黄巾为首的农民大起义。接着是董卓、曹操的举兵，三国的混乱局面，因以形成。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在那二十多年间，攻打豪强贵族，捕杀贪官污史，向封建统治阶级展开了持久顽强的斗争，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三国以后，接下去便是曹丕、司马两家的继续篡夺，贾后之乱，八王之乱，再加以北方外族的侵入，结果是怀帝、愍帝相继被虏，於是西晋便亡了。到了东晋，虽偏安一时，中经王敦、苏峻、桓玄之乱，造成了刘裕称帝的机会，东晋也就在这时告了结束。在这两百年中阶级矛盾与种族矛盾，非常尖锐。内祸外患，接踵而来，战乱饥荒，连续不断。人口锐减与人民流亡迁徒的情形，在古史上还可供给我们不少的材料。在政治派系对立与篡夺继续的专制政治环境下，文人是动辄得咎，命如鸡犬。东汉末年党祸的大屠杀，造成了极其恐怖的局面。再如孔融、祢衡、杨修、丁仪、丁е、何宴、嵇康、张华、石崇、陆机、陆、潘岳、刘琨、郭璞等人的遇害，都是很悲惨的。难怪郭泰、袁闳、申屠蟠之流，住的住土穴，躲的躲树洞，都做了高士传中的高士。难怪魏、晋文人，故意装聋卖哑、寄情药酒，或文尚曲隐，或诗杂仙心，或挥麈以谈玄理，或隐田园而乐山水。这种环境对於文学的转变是很有影响的。
△二、儒学的衰微与玄学的兴盛
儒学在汉代虽盛极一时，到了魏晋，便呈现着极度衰微无力的状态。其原因：
一面是因其本身的堕落，无法维持人们的信仰；其次是受了时代动乱的影响，已失去封建统治力量的支持，它既不是利禄之门，也不是养生之道，因此无法维系人心。曹操一当权，便采取法治政策，尚刑名。他所需要的人才，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权谋之士，看不起那些讲德行学问、重礼义名节的儒生，接二连三地下着求贤令、求逸才令，举士令，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举士令）；又曹丕又与吴质书云：“观古今文人，类不获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进取之士未必有行、文人不获细行，这都不合於儒家的思想。傅玄在举清远疏中说：“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 *** 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於朝野。”又鱼豢在儒宗传序中说：“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布，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乎！学业沉陨，乃至於此。”（全三国文）在这些言论里，正反映出当代思想界变化的实况。由於儒学的衰颓，儒家的原道、宗经的文学观点，就失去了对於文学的指导作用。曹操的文风，尚清峻、通脱，曹丕、曹植的诗文，渐趋华丽，陆机探讨创作规律及修辞技巧，以及葛洪论文不以德行为主，反对贵古贱今等，都与儒家的文学观念不同。正因如此，文学才能摆脱儒学的束缚，进入自觉的道路。
儒学衰微下去，继之而起的是老、庄思想。当时那些特权阶层的知识分子，面对着篡夺频仍、相互屠杀的政治环境，都想在老、庄的思想中寻求灵魂的寄托，寻求安身立命的理论......>>
问题六：曹丕曹植立嗣之争的故事？ 建安16年，曹植被封平原侯，而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属，为丞相副。按当时来看，曹操应该是没有将曹植视为接班人看待的，封曹植为侯，而不封曹丕，明显是准备让曹丕以嗣子身份嗣侯，且让曹丕为丞相副，很显然是有培养曹丕之意。而之后不久，“文帝与平原侯植并有拟论。”，则开始有了两人关于立嗣的较量。
据记载，曹丕有贾诩、崔琰、毛、邢、桓阶等人拥护，又得陈群、司马懿、吴质、朱铄作为羽翼，而曹植作为斗争失败的一方，则记载较少，能见者仅有杨修，丁仪、丁并和杨俊相善。
贾诩不教曹丕以术，而教他不违子道，崔琰甚有威重，朝士瞻望，毛刚直忠公，为众所惮，邢被称为德行堂堂邢子昂，都是重德之人。而曹植那边的丁仪等人则不同，陷害徐奕、崔琰、毛、何夔，虽说两党之间必然互相攻讦，因为曹植的失败，史书记载也自然会有曲笔，但丁仪等人在操行方面应该是没什么可令人称赞的地方。而且如丁仪这般各种搬弄是非陷害大臣的行为，只怕只会遭到更多大臣怨恨和不齿并与之对立吧。而且丁仪作为曹植的腹心，丁仪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他本人的意思还是曹植的意思呢？而杨修各种揣测曹操，却不知收敛，又不小心，除了能增加曹操的怨恨，还能干啥呢？
曹植才能当非曹丕能比，丁仪称其奇才，丁则赞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於博学渊识，文章绝伦。而曹植与邯郸淳讨论文章赋诔、当官政事、用武行兵等事，更让邯郸淳惊叹称之为天人，连曹操本人都曹植“儿中最可定大事”。而从曹植给曹睿的上疏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才能也颇为自信。因为曹植的才能，天平在向曹植倾斜，本传称“几为太子者数矣。”
而曹植这个人也有毛病，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如邢传称“防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本传称“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做事如此随性而不尊法度，傅玄称“魏武始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曹植的所作所为，纵使才高八斗，又如何能为曹操所喜？自然而然，曹丕被立为太子。建安24年，曹操本欲以曹植南救曹仁，但曹植因醉酒不能受命，再次让曹操失望。白白浪费让曹操再次重视他的最后机会。如此之人怎能担当重任？
或许如魏略所称，虽然早已立曹丕为太子，但曹操临死之前仍有立曹植的意思，但丁仪之前的所作所为，而且曹操已死，百官更会偏向曹丕还是曹植呢？也可能曹彰只是帮曹丕试探曹植，“不见袁氏兄弟乎”的曹植完全不如当年有争立之心。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曹丕虽然心胸狭窄，至少打交道的还是有一群有德行的人，而曹植的心腹丁仪杨修这些人呢？完全无法在德行操守方面给曹植带来正面影响。司马孚传称他为“负才陵物”，有才无德，曹操还能忍，但以曹操性严又重法术，而曹植这种任性妄为的性格，又如何去跟曹丕争斗呢？
问题七：魏晋"清谈误国论"是怎样形成的 清谈,就魏晋时期而言,通常被视为魏晋玄学的同义语,亦称“玄谈”、“谈玄”、“清言”等。清谈不是官方为解决某个实际问题或理论问题而组织的辩论,而是士人之间自发组织的学术思想讨论。早在魏晋之前,辩论求理之风就长期存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东汉时期的“夺席谈经”,都是士人间的思想学术辩论活动。魏晋清谈显然直接承继了东汉后期“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清议运动,但魏晋名士们却不再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转而通过自由平等的论辩,运用“得意忘言”的学术方法创造性地重新解释经典,以“本末体用”关系将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融为一体,开创了新的学术思潮。
清谈不仅是魏晋时期士人的一种学术交流方式,也是士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士人在乐此不疲的辩论中实践着一种哲学化的人生,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魏晋风度。魏晋时期的名士,任情放达,风神萧朗,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高自标置,“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箕踞啸歌,白眼世俗,居丧食肉,临吊抚琴,纵酒酣畅,放荡形骸。正是名士们这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和自然、真情、超逸、洒脱的精神境界,使得魏晋清谈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显得有点“另类”,而这种“另类”恰好出现在“神州陆沉”、“中朝倾覆”的特殊历史时代,那么,人们自然就会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某种逻辑关系,这种历史逻辑关系就表现为“清谈误国论”。
“清谈误国论”萌发于晋武帝继位之初,首先发难者是傅玄。在《举清远疏》中,傅玄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 *** 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外矣。”傅玄所说的“虚无放诞之论”就是指正始以来以何晏、王弼及“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清谈活动,在他看来,这些清谈活动,使得崇尚“风节”的汉代清议精神不再,朝廷无“清远有礼之臣”,而这是一种亡国之兆,即疏中所称的“亡秦之病”。这段文字屡被称引,通常被视为“清谈误国论”的滥觞。傅玄就其政治立场而言,属于“礼法之士”,这一群体多为魏晋禅代之际依附、投靠司马氏政权的当权者,而就其学术思想而言则是两汉经学之余续,他们通常以儒学正统自居。傅玄对清谈的指责,是曹魏后期政治舞台上“清谈名士”与“礼法之士”两种政治势力之间相互较量的延续,因此,他所谓的“亡秦之病”并不是一种历史真实,而是基于学术思想、政治立场差异的一方攻讦之辞。
不幸的是,傅玄的“亡秦之病”一语成谶,西晋的灭亡似乎验证了他“清谈误国”的论断。加之,当时号称清谈宗主的王衍在被石勒“排墙填杀”时称言:“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人之将亡,其言也善”,王衍的反思又进一步坐实了“清谈误国论”。
历史当事者的追悔无疑是最重要和直接的历史佐证,西晋之后,王衍也就逐渐被当成“清谈误国”的罪魁祸首。王衍本人来自著名的琅琊王氏家族,他所生活的西晋时期正是士族社会崛起形成之际,作为名门子弟的他,历官清显,史称其“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被誉为“一世龙门”。西晋咸宁、太康之际,高平陵政变后冷寂了近20年的思想界再度活跃,清谈之风复苏,年轻一代玄学名士走上了政治舞台,清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宽松政治环境,涌现了“四友”、“八达”等名士群体,王衍正是“四友”、“八达”群体的精神领袖。这些名士,虽然以正始、竹林思想的继承者自居,但缺乏正始、竹林名士的忧患意识与社会责任感,两者形似而神异,他们不再具有竹林七贤的那种深刻的思想性,而只是一味地追求放达的形式,清谈成......>>
问题八：魏晋玄学：中国玄学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三国时期，战争和政治严重干涉了文学的发展，这使得三国文学前后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时期，一种是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名教的积极入世是的文学时期（新道家），一种是崇尚虚胜、自然的道家玄学的消极避世的文学时期。前期中建安年号最长，称之为“建安文学”，后期中正始年号最长，称之为“正始文学”。事实上，后期文学人才凋零，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才少之又少，而擅长质理辩解的哲学氛围却方兴未艾，所以正始文化最主要的便是玄学的产生及发展情况。
1、玄学的产生
所谓玄学，众所周知，引自《老子》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顾名思义，就是以探讨一些虚无玄远不及时政的内容为主导的一种学说。虽然来源于道，却不单单只是道学分支。它是一种时代的产物，是多项哲学思想的杂糅，以辨名析理为宗旨的一种思维模式。它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批擅逞口舌之利的精英，也培养出一批批自命清高的蠢蛋，口舌利索的打着“真理越辩越明的旗号”，周围招摇撞骗风光八面；自命清高的得意忘言，鼓吹“质理为本，言语为末”，连辩论都不轻易辩论。总之，玄学是一种多项思维的综合产物。目的只有一个，将世人的目光从纷繁芜杂的政治中转向到无关痛痒的理论研究中来。
先来说说这种学说的产生吧。可能要追述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这个各位都耳熟能详，儒墨道法各领 *** 。我们先不谈它们的社会积极意义，单说本质，诸位可能就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法家”，其实就是一种通过苛刻的制度将“野兽”约束为“人”的学说；而“儒墨”，更是一种通过强调仁义礼将“人”规范成有等级的“奴隶”的学说；“道家”呢，就是一种通过解放桎梏将“奴隶”还原为“野兽”的学说。在围绕着人、野兽、奴隶进行着生生不息的辩解争论的过程。后世学者也逐渐发现了这个问题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一样，不可能争论出结果，思维也只能随着执政者的喜好随风飘摆。无论是尚老庄还是尊儒学还是贵刑名，总归有个说得出行得通适应潮流的道道来。再往后来，人们发现法家那套理论苛刻，做来方便却说不得的，所以哪怕是汉武、魏武，也不得不打着儒家的旗号做法家的事。于是，按照各位圣人自己的提法，将道法归了一家，儒墨归了一家，儒道两家的思想都是上得台面的，老百姓也喜欢的，继续保留名号，继续争辩。后人越来越混淆，儒道自己都说不清，汉末时期，混乱的政治环境让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也消极避世，都走上了清谈隐世的路子。东汉儒学贤人的一句“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预示着儒家名士们开始了隐世生活。在接着桓灵时期的两次党锢，更是将更多的儒学清谈名士赶上了“隐世山”。要说儒学这一隐，绝对不是隐在了道家的身后，而是鸠占了雀巢，隐在了道学的正道之上。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呢？道学名士们也奋起反抗，从此这两票人对于谁隐的最合理，谁的思想最符合霸占“隐世山”争论不休，相互驱赶，通过长时期的口水仗，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争斗学说，这就是“玄学”的由来，接下来我们谈谈玄学的发展历程。
玄学的发展历程？
用易中天老师的话说，道家是隐士的哲学，占“隐世山”为王那是天经地义，儒家怎么凑得了这个热闹呢？我们细细看来。
“玄学”的主要研究作品《老子》、《庄子》、《易经》，都是以研究道家学说为主要成就的，在后世常被人称为道家玄学，几乎没人称他为儒家玄学。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还是因为儒家学说中，颇多涉及功利，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长幼序、朋友信，这些说下去都势必涉及政治，所以儒学要想安身立命，那么在玄学研究中，就得避而不正面谈儒学，采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迂回策略，来与道学争斗，也就是从道家的作品入手来驳斥道家。在这对道学的上，儒学学者们......>>
问题九：刑偶欠子,一生清贵 什么意思 就是克配偶，难养子女。一生清苦但是命主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