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的真义(上)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22-07-08
 

读过《大学》的人知道,《大学》含经与传两部分,经文的内容朱熹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文后面是传文,也就是后儒对经文的解释与发挥。朱熹认为传文的作者是曾子。应该说,传文的解释与发挥,未必完全符合经文原义,但对读者理解经文还是大有帮助。由于其思想的深邃,传文本身也成了经典的一部分。可是,稍微细心一点的读者会发现,《大学》原文里八条目中的“诚意”“正心”“修身”以及再后面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传文,而排在前面最要紧的两条即“格物”“致知”却没有传文。今天人们看到的传文是宋儒朱熹在作《四书集注》时补作的。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说“格物”“致知”是“最要紧的两条”呢?

仔细看一下经文就会明白: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里明确告诉人们,外王以内圣为基础,修身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修然后才有家齐国治天下平。而要修身,必须有正心诚意的功夫,但要做到意诚心正,根本在于格物致知。格物致知的重要性,或者说作者对格扮致知的注重,可以说是再突出不过了。所以我们说“格物”“致知”是“最要紧的两条”。

但恰恰是这“最要紧的两条”,没有传文,没有相关的解释与论述,而其他条目却一个不拉都有。

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人推测,“格物致知”没有传文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断简。古代的书是由一片片的竹简组成,在流传过程中一旦贯穿竹简的绳子断掉,竹简散落,丢失,一些文字就丢失了。这就是所谓“断简”。

但这种推测不能解释我们上面的提问,就是为什么丢掉的正好是最为要紧的两条,而不是别的?

我认为,“断简”之说大概率只是一种臆断,与实际并不相符。

实际情况应该是,“格物致知”原本就没有传文,没有解释。

原因是两个字:保密。

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认识。传统文化之所以叫传统文化,就是因为它是从古代传承下来的,是经过漫长的历史,由一代又一代的人悉心保护、继承才得以存续不绝,从而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财富。这种传承是怎样实现的?为什么一些传统文化能穿越时空、历经千年而不绝?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可以用三个定律来加以说明:第一个定律我们叫它“需要定律”。我们知道,一种商品,要受到人们的欢迎,首先它必须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帮助人们解决某些问题,一旦丧失这种功能,人们便不再需要它,它便会“寿终正寝”。一种技术也是这样,比如说过去传下来的补锅补碗的技术,现在没有人再需要,便自然消失了。不同形式的文化也不能例外。第二个定律我们叫它“势能定律”。比如说,长江黄河,为什么源远流长?因为它们发源于青藏高原,从那么高的海拔由西向东流注下来,具有强大的势能,所以滚滚滔滔,势不可挡。好像一套输水系统,它有很高的水塔,或者足够大的压力,所以能把水送到远处,高处。同样,那些能传之久远的文化,必定具有强大的势能。比如中国的儒道释三教,从古至今一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的起点很高,三教的创始人都是人类的顶极代表,他们的智慧与道德远远超出普通大众,所以能受到世世代代无数人的景仰,因此他们的教化也自然流播久远。但仅仅这两条还不够,古代圣者的思想、学术,特别是他们的道统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泽被后世,必须有一个管道,一个现实的系统才行。我们再拿输水系统做比,假如要把某水源的水输送到远方,除了水源要够高,压力要够大,还要有什么?要有合理铺设的管道,而且管道必须很好的衔接,不能让水随便跑漏,到处漫流,否则,水都浪费了,远方的人根本用不上。同样,高等级的文化、智慧要传之久远,必须有相应的传承系统,一旦系统故障,传承断绝,这种文化便会僵化,脑死亡。我们把这个定律叫它“管道定律”。这种传承的管道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精心维护,接续,古人是怎样做的呢?

为了保证文化的延续,古代的学派大都是封闭式运作,就是说他们都有自己的秘密传承,并不是什么都对外公开。传承的核心内容一般来说包括特定的方法以及口诀,传承的方式是由本门一代又一代的掌门人向下一代口传,只对门内,不对门外。比方说同仁堂这样的百年老店,它之所以能兴旺发达,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缘,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它有自己的绝活,某些方药,从配方比例到炮制,都是独家特有的,“关键技术,密不外传”。这是古代的专利保护机制。古人虽然没有专利法,但保护专利的意识早就有了。

这种秘密传承一方面有保护专利的意义,但又不仅仅是为了保护专利,对于象儒家道家这样的学派而言,秘密传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保护道统的神圣性与纯洁性,避免它遭到轻视与亵渎,防止它受到污染与破坏。因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人是不会珍重的;而随意传播的信息很容易走样变形。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无;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所以真正的道,不是满大街随便叫卖的东西,它只能给适当的人才有意义。好比国家机密,不可以随便放在网络上,报纸上。

所以从古到今,有许多学派,他们都有严格的传承规矩,入门者都会被要求作出神圣的承诺,遵守规矩,保守秘密,决不“传之匪人”。“匪人”就是不合乎条件的、未入门的人,主要是指品行不端,不能持守戒律,不尊师重道的人,这样的人不允许进入团队,成为门徒。比如在佛陀时代,你要成为佛陀的入门弟子,就必须皈依三宝,持守戒律。在许多学派中,还有重要的一条是,为了保密,“关键技术”与“口诀”禁止形诸文字,只可内部口传,不可外泄。

我们知道有的家族有“祖传秘方”,世代传承,为了保护专利,甚至规定只传儿媳不传女儿。我们也听说禅宗有“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规矩。在《坛经》中,我们看到五祖对六祖半夜传法,要用袈裟遮上窗户。

所有这些,都在向我们提示,传统文化是如何运作的。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格物致知”为什么没有传文。

但作《四书集注》的朱熹显然并不这么认为,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如今天的许多学者一样,他们以为,只要有足够的学问,通过说文解字,就能读懂古人的经典。这也难怪,有些书也确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朱熹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就是给“格物致知”做一个补传。

         

人们知道,《大学》《中庸》原来是《礼记》中的两篇,到了宋代,才被二程从《礼记》中抽取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编一处,做为教材。到了南宋,朱熹作《四书集注》,从此才有“四书”之名。朱熹的这个注在当时就广为流传,从现象看,对儒学的弘扬是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了元代,《四书集注》成为各级学校的必读书,也成了士子求取功名利禄的考试书,一直到明代,前后近六百年间,这部书被无数的读书人朝夕诵读,其影响之深远可以想见。

但朱熹到底是儒家的功臣还是相反?《四书集注》到底是加深了人们对儒家的理解还是误解?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朱熹补作的“格物致知”的传文: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格物,此谓知之至也。”

以朱熹的意思,“格物”就是穷究事物之理,“致知”是穷究事物之理后获得知识。通过对种种事物的透彻理解与认识,最后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就是格物致知。朱熹说:“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在一般人看来好象这没有什么不对,大家不是都这样认为吗?

殊不知,我们今天之所以这样认为,就是因为朱熹的这个解释,千百年来,代代相传,大家都被洗脑,习非成是,再也不觉得它有什么不对了。

那有人会问,朱熹的解释到底哪里不对?

我们知道,孔子说过:“吾道一以贯之”。一以贯之意思是大道至简,不是支离破碎,它有一个根本的东西。所以孔子说过“吾少也贱,多能鄙事。”自己小时候穷困,所以学会许多小技能。然后他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意思是君子并不是一定要学各种知识和技能。孔子还说种庄稼我不如老农,种菜我不如老圃。

可是,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这谈何容易?世间的事物无穷无尽,知识也无穷无尽,哪里是个尽头?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无涯,以有涯随无涯,则殆矣。”人生不过百年,七十已经是古来稀了,太小还不懂事,长大又要养家糊口,人一生能学多少东西?哪能把天下的事事物物表里精粗都搞明白?

再者,泛泛地去研究事事物物,怎么能达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考察,这两者之间都不能说是因果关系,甚至根本就南辕北辙。因为研究事事物物,是外求法,而要体认心的本体,则必须反身内求,断没有向外驰求而能明心见性的道理。所以,这样的“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修身完全不在一条道上!

《大学》经文里分明说,“欲修其⾝者,先正其⼼;欲正其⼼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后知⾄,知⾄⽽后意诚,意诚⽽后⼼正,⼼正⽽后⾝修”。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之间有密切的逻辑关系,就是通过格物才能致知,通过致知才能诚意,通过诚意,才能正心,修身…一环扣一环。诚意的意思《大学》传文解释为毋自欺,如讨厌恶臭,如喜欢美色。许多人会在这里发蒙,因为理不顺上下文的逻辑关系。实际上诚意的核心是让自己的心专注,专一,不散乱,不是整天东想西想,这和“知止而后能定”的定是一致的。所以《中庸》说“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正心是纠正自己的心,让它光明正大,没有偏私,邪曲,乖戾,悖谬。如果把格物泛泛理解为研究事事物物,把致知理解为研究事事物物之后获得知识,那在这里就讲不通。我们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都可以体会到,一般世间的知识对于诚意正心并没有多少作用,古今中外都不乏这样的人:他们很聪明,而且论学问可谓渊博,论知识堪称丰富,但就是心术不正,这种人祸国殃民的能量比普通的街头无赖不知要大多少倍。

所以说,朱熹的解释不符合《大学》的精神,那样的治学路线不是“大人之学”,不是内圣之道。

朱熹的这个补传,属于典型的望文生义,胆大妄为。(这样不是对人,只是对事)。自古以来,孔孟之道代表着一种崇高伟大神圣的人生境界,可是被朱熹这么一解释,一下子从九千六百米的高空拉到了地面的烂泥塘中。孔孟之道不再是孔孟之道,变成了程朱理学,儒家只剩了一个神圣的外壳,内部却被彻底世俗化了。

所以朱熹的思想在当时就遭到陆九渊的批评。陆九渊认为,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是教人“先立乎其大者”,“发明本心”,而不是去没完没了的研究事事物物,或寻章琢句。他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和他的哥哥陆九龄与朱熹曾在江西鹅湖会面,就彼此在学术上的分歧展开讨论,这就是儒学史上有名的“鹅湖之会”,会上一个重要议题是“为学之道,教人之法”。陆九渊门人朱亨道有一段记载这样说:“论及教人,元晦(即朱熹)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在这次会上,陆九龄曾作诗一首表示自己的观点:

“墟墓生哀宗庙钦,斯人千古最灵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拳石崇成太华岑。

简易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古今。”

    全诗的意涵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展开讨论。我们只看第三联,即五六两句,诗中的“易简功夫”正是陆氏兄弟强调的治学要领,这是《易传》中的古圣心法,也是《大学》“格物致知”的精神;而“支离事业”,则是直指朱熹治学思想的痛点。

  今天有不少学者认为,朱熹与陆氏兄弟两种不同的治学思想各有道理,不必是此非彼。这样说似乎很公允,中道,实则脱离了问题的背景。要知道,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儒家学说的根本在哪里,换言之,是在讨论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大学之道的关键如何把握。或者干脆说,就是如何才能破迷开悟,超凡入圣。《大学》巳经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是朱熹把“格物致知”作了那样的解释,与内圣外王可谓驴唇不对马嘴。

但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朱熹对《大学》乃至整个儒学的误解,不是因为他学问不够好,更不是他有意曲解古人,而是因为儒家的道统断绝已久,如韩愈所说,孟子死后,儒家的道统就失传了。朱熹没有得到真正的传承,他得到的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而“道”从来就不在书本中。庄子说:圣人的书,也只是圣人留下的糟粕。因为如果没有传承,人们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圣人的书。

到了明代,王阳明接过陆九渊的心学旗帜,继续批判朱熹的治学思想。因为朱熹人虽然死了,但他的思想却深深地影响着当时的每一个读书人,《四书集注》是国家指定的教材,是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孔孟之道被程朱理学悄悄的取代了。王阳明知道,要复兴真正的儒学,就必须让人们认识到朱熹的问题。而“格物致知”就是突破口。

对于格物致知,王阳明一开始是相信朱熹的解释的,他“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并亲身实践格物之说,据说他曾“亭前格竹”,就是坐在亭子里一整天观察竹子,但最终一无所获,所以王阳明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产生了怀疑。这或许仅仅是一种戏剧化的表达。王阳明思想的形成,肯定不会是这么简单。王阳明是怎么理解格物致知的呢?他说“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之所在谓之物”,他把“物”界定为心意所关注的对象、事物,它们与私欲及不正当的念头相互关联,蒙蔽了人心的良知,而“格物”中的“格”王阳明认为是革除、去除的意思,这样一来,“格物”便有了格除私欲妄想的意思。“致知”在朱熹看来是获取知识,而王阳明则认为是“致良知”,就是回复人本来具有的良知良能。良知良能一旦恢复,做子女的,自然懂得孝敬父母,做臣子的自然懂得忠于君主,为国效力,面对不同的情况,人都能作出应有的适当的回应,这就是“致知”,“致良知”意义。

我们必须承认,王阳明比朱熹进了一大步,他把注意的焦点从外在的事事物物转向了内在的心体,抓住了修学的主脑。这样一来,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就搭上了关系,从逻辑上看顺当多了。

但是,王阳明所理解的“格物”之“物”,还是泛泛的,不确定的,私欲也好,妄念也罢,世间的每个人,除非大圣高贤,都很难没有,而且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如果把格除物欲做为修学的起点,实施起来谈何容易。因为欲望的力量常常大于理性,好比驯服一匹野马,野马的力量比人大得多,如果一味与野马对抗,人哪里是野马的对手?这样格物,有几个人能成功?

不过,话说回来,人的根器不同,如果是上根利器,一旦认识到心的重要性,明白吉凶祸福的关键,提起正念,念念不忘,这样的人,也是有的。禅宗里神秀的“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正是这样的理念。继神秀之后,郭庵的《十牛图》,湛愚老人的《心灯录》,叫人认识“心牛”,认识“此我”,然后时时保任,直到“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也不失为一条走向觉醒的路。

但是,这种路向,就是《大学》格物致知的真义吗?

(待续)

请看《格物致知的真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