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6-11-30
关于他的一介绍，大部分是小说吧
希望对你有用，呵呵
见过荆歌的人都知道他是高个子，在江南人士中，算得上木秀于林，即便是放在盛产高个的连云港，大概也并无逊色。荆歌不仅高大而且瘦削，总是一副棱角清晰、爱憎分明的头脸，但这副头脸每每显示出其天真无邪的样子。据我观察，荆歌的天真无邪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段子声中开怀大笑，二是对女孩子大献殷情，三是在某个庄严的时刻和场合搞点小动作以破坏气氛。荆歌是个瘦子，可据他自己的一篇回忆文章说，小时候他是一个十足的胖子，他生于1960年，那是个饥饿的年份，他却长得肥肥胖胖，实在是不可思议，只能说是得天之佑。当然天意公平，让他在成年之后再也胖不起来。荆歌的一头秀发总是留得很长，很少看见短发顶在他的脑袋上，他对这头秀发如此爱护，竟然肯花150块钱来一次护理，差不多是我两三年里理发费用的总和。荆歌的精细不只是表现在头发这样有点装点门面的事情上，而是遍布于生活的各个细枝末节，单举他在“吃”上的讲究给你瞧：他只要在家，总是为妻子女儿安排食谱，一周里每天吃什么、怎么吃绝不雷同；他像一个老妈妈一样关注新的营养配方，一旦发现合意的，立刻采用，不厌其烦地买各种配料，又是煮又是炖的；他亲自下厨还不算，用餐之后必定花上四十分钟处理善后事宜，把个厨房料理得像是没用过一样。
日常生活中如此精细的荆歌，哪来的时间和精力写小说？而且写得那么快那么多，让朋友们读都来不及读。1998年以来，荆歌出版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有，《粉尘》、《漂移》、《枪毙》、《八月之旅》、《千古之爱》、《牙齿的尊严》、《爱你有多深》、《鸟巢》、《十夜谈》。也许就像陶文瑜说的那样：“荆歌是一棵长满小说的树”。除了小说，荆歌还为报纸写了许多的短文，那些短文很是耐读，亲切而富于趣味，可惜出版商们的眼光只盯着他的小说了。我想那些散文如果结集出版，荆歌的读者群可能会一下子倍增，并且会有一些结构性的变化。限于本文宗旨，荆歌的散文这里就不谈它了。
在小说的阅读中，我们的乐趣除了在于被叙说出的东西吸引，揣测着故事的走向，琢磨着故事的意趣，体味着语言带来的催眠般快感，还有一层就是探究叙述者背后的那个真实作家，感受他的独特个性，叩问他的动机。作家在给他的叙述人派定各种角色，将他们打扮成各种模样的时候，作家自己的真实面容也会随之浮现，当然其显现的程度会因人而异，有所不同。在我看来，荆歌的小说属于那种比较裸露的类型，它们并不刻意隐藏自己，随时展示性情的面影，尽管许多故事本身并不那么“自我”，可是依然会让你感到，“他人”故事的血管里流淌着作家自我经验的血液。
荆歌的小说很得小说之“小”的旨趣，专取小事，像牙齿呵、痒呵、咳嗽之类的摆不上桌面的小事，都会被他拿来敷衍成篇。新著《十夜谈》更是将“小”字发挥到极致，譬如第五夜的一则概要：“保姆是女主人的表姐，却与男主人勾搭上了。男主人在外头又有了女人，女主人不吃醋，保姆倒醋性大发，结果下了毒手。”又如第七夜的一则概要：“妻子是个大干部，丈夫处处受压抑。窝囊丈夫终于被逼得忍无可忍，开始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进行反抗。”诸如此类，简直是晚报上社会新闻的汇编，这当然是就它里面所说的“故事”而言，而不是指它对“故事”的讲述——关于这一层，我后面会提到。我跟一个报社的朋友说，这东西要是放到报纸上连载，社会新闻板块的面目将大为改观，会形成一个“夜谈”品牌，让读者们趋之若鹜。当然，如此激动人心的局面只能在我心里设计而无缘付诸实践的报纸上出现，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与《花城》、《收获》相比，荆歌的《十夜谈》更好的归宿是报纸。这没有贬低荆歌小说的意思，我认为现在文学如此堕落，很大的原因就是不与民众同呼吸共悲欢，即使是一些所谓反映农村问题、腐败问题、这个那个问题的小说或报告文学，骨子里依然是高高在上地俯视众生，而之所以能够如此往往是因为它们看准了时事和权力的风向牌。荆歌小说里叙述人的姿态与此截然不同，他就是将自己混同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在那些来自市井千奇百怪的故事的讲述中，或宣泄、或游戏、或讽喻、或针砭，让读者跟着感慨唏嘘一番、沉醉忘我一番。这不就是小说的真谛之所在吗？诚然，荆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的小说无法往眼下许多批评家和理论家们给出的“伟大”标准上靠。但是，很容易就能为荆歌想到的安慰（当然他不需要这样的安慰）是，我们应该记住，像冯梦龙、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之流当时一点也不伟大，后来却越来越伟大。
荆歌的小说专取“小事”来写，在我看来，有人生的真诚感受和真切体验存焉。小说集《八月之旅》中最后一个短篇《旧的李寒》，在整个荆歌的小说中也许并不那么起眼，可是却很有助于我们理解荆歌小说对“故事”或者说“素材”的选择。旧时的学友李寒了解到“我”在写小说，深怪他为什么不反映当年的师专生活，并且开列了值得一写的清单——如何组织排球队横扫全校，去部队学军，等等，甚至表示愿意将保存的日记中相关的部分捐献给“我”，但是“我”不愿意写这些，“我”想写的是自己内心里深藏的负疚——“我”曾经偷看了属于李寒的“绝对隐私”的情书。这类个体心灵中隐秘的、深埋的沙子，在经久的磨砺后，终于因缘际会地促生了叙述的冲动，在虚构的小说中成为熠熠生辉的珍珠。经由这些琐屑、鸡零狗碎的“故事”，我们在那些普普通通（我不想用底层这个词，因为这里寓含着某种与荆歌的小说精神相抵触的等级观念）人物所经历的人生中，体验到情绪的倏忽变幻、情感的瞬间状态、心理的间或冲突、灵魂深处的暗疾隐患，也可以想象到，这些东西对作家本人的心理压迫和刺激。《惊愕奏鸣曲》中的“我”渴望一种浪漫多变的生活，对钢琴演奏并不感兴趣，却被父亲逼着学了八年钢琴，最终竟然将舒曼令人断肠的《诗人之恋》弹得那样的轻松欢快，以致父亲退而求其次，让他做了调音师。这种父子间的冲突不仅在这个小说后面的展开中拖着一抹阴影，而且以各种形式的变奏回响在荆歌其他的小说中。至于小说中的苏阿姨终年只会弹奏《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个体经验的形态更是联系着如鲠在喉的时代记忆。
在荆歌小说中，单就故事而言，《枪毙》写的也许是最重大的题材了，它涉及到严酷年代和政治事件，但是它从政治性事件（“反标”）进入却避开了对政治的直接表达。在一段时间里，对政治的淡化、摆脱，曾经是文学反抗约束、表现自身的方式，继而成为文学自以为获得自由的表征。时至今日，在看起来自由得多（实际也许并非如此）的文学书写中，政治话语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下出现于我们的文学之中？我们是否以所谓的自由掩盖了真正的不自由，我们文学中曾经有过的所谓伤痕和反思不过是在特定的政治话语指令下完成的想象，我们尚未触及更深也更真实的存在便以空间的转换替代了时间的谛视，而我们曾经据以控诉那个时代的理念和标准，在更为迫近的历史更迭中一再地被视为不合时宜。我以为《枪毙》对政治话语的闪避，恰恰是以空缺的方式提示了上述真空的存在，而作者所秉持的态度，首先便是忠实于生活本身的原初状况和真切传达。你或许不满足于这一点，但是你无法要求太多，因为依然有某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譬如反标究竟是什么内容，什么样的语录打上了×，卫川临死前喊出了什么样的反动口号，或许这类细节本身就在喻示着政治话语必然以虚化的面目出现，追究它的实在成为一种徒劳。这里潜隐着的问题是：面对那段非常政治化的实在，我们的文学是否无力作出更为有力、更为真实的审视和更为自由的表达？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段历史乃至其延续的过程本身，已经在它所孕育的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意识中删除了进入的口令，淆乱了编码的程序，从而也就无法确立审度的标准和依据——我们能对一场梦控诉什么，当我们的魂魄被这场梦碾碎了的时候。
就此而言，这部小说的题名“枪毙”，是一个颇为恰切的隐喻。可以说，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少年生活中的游戏构件，这个带有暴力色彩的词语曾经那样地刺激着我们关于革命和暴力、正义战胜邪恶、大义凛然或者死有余辜之类的激情联想，给少年们苍白而贫乏的精神生活增添了如许的色彩，就像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孩子们对枪毙人的情景那么地向往，又那么地恐惧，那么地富有道德感，又那么地充满好奇心。也正因为如此，“枪毙”得以脱离具体的人事，其意义关联伸向了一代人的内心生活，指涉着他们普遍的精神夭折的状况——他们毙命于混乱的历史之枪。在这样的精神状况下，无论是被描述成悲剧还是正剧亦或喜剧，这段历史总像一个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伪诈地矗立在我们渺小的身躯面前，我们有许多话要说，可是不知所从谈起，我们的语言已经被“枪毙”。于是弥漫开来的虚无感和荒诞感成为对这段历史的报复。小说中有一处场景很是典型：当我们正在为二魂受审感到难过的时候，小说插进了姑妈被审讯的情景，它乍一看依然保持着严肃和紧张的气氛，但接踵而至的姑妈交代“情书”的过程一下子将那种气氛打破，令人忍俊不禁。正是这样的场景宣泄着一种对历史扮出鬼脸的冲动，其对庄严格调的叙事的破坏缓解了无以言说的焦虑。另一方面，小说坚持以荆歌的方式，叙写少年成长故事中极易为历史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的“小事”：像兄弟之间的关系，姑妈，卫川，大安，林老师，惠叔叔，玲宝，阿娆，阿田，阿舜等等人物的琐琐屑屑的生活，它们并不直接与政治灾难相关，即使有所关联，叙述也主要是聚焦于政治场景之外的日常生活。卫川父亲的偷情，卫川出于对父亲的行为的仇恨而纵火的行为，“我”对船女的屁股和乳房的观察，大安与两个姆妈的奇特感情以及他对生物体解剖的痴迷，母亲在父亲走后与惠叔叔的暧昧关系，主人公对阿娆的情感期待与实现，母亲对姑妈、对韦雅丽的情感态度，林老师孱弱的身体、幽居一般的生活，迟阳的秃顶“舅舅”与迟扬母亲的非法婚姻关系，阿田的妻子对“我”之童贞的剥夺……这当中既有美好清纯的少年情怀和人情冷暖，也有亲人之间的相互磨损、猜忌、仇视……小说展开这些叙事的时候，虽然在局部的故事处理上不乏戏剧化的演绎，依赖情节的设置和推进，但主要的是出之以绵密真切而迂曲缠绕的回忆性笔调，加之对水乡风情民俗和自然景观的出色表现，每每让人感受到其间的情动于衷，给人以五味俱全的亲切感。
与取材相比，荆歌的小说在“怎样说”上似乎更用心思。以《鸟巢》为例，我们可以看到，荆歌将看起来很朴素很简单的故事如何在非常口语化的叙述中达到了枝繁叶茂。
看到小说的名字，你可能像我一样，开始很关心“鸟巢”在哪里，但是渐渐地就忘了，直到最后看到照相机在鸟巢里，你才想起来，你读的是一部叫《鸟巢》的小说。这时候你几乎要说，这是一个照相机掉到鸟巢里的故事：十多年前照相机掉下山崖，十多年后，在高空缆车上，主人公发现照相机在鸟巢里。可是回头一想，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发现，还有许多说法可以归到这个长篇小说的身上：“我”的成长经历；一桩凶杀案（而且是老师杀学生）；“准同性恋”的故事或者说是关于两个同性友谊的故事，你想想，“我”居然在好友结婚的晚上，与新郎和新娘同卧一室，这该是超乎寻常的友谊吧；你还可以说是一部关于青春期性心理迷乱的小说，男性主人公在对女性的审美和对欲望的满足之间，在纯洁与堕落之间，难以平衡，倍受煎熬，等等。令人惊叹的是，小说将这么多事儿从容不迫、干净利落地娓娓道出。显然，拎出这些故事中的任何一部分，都能写出一部小说来，但是荆歌让它们都相对完整地出现在小说中，并且几乎是等量齐观，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这就是荆歌为这部小说找到的方式，他不想让主干、立意之类的东西牵住自己，也牵住读者，他要让你在阅读中自然地与各种经验相遇。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内心所想，无法按照规定好了的主题来呈现自身，等到我们能将一团乱麻似的生活或者心思里出个头绪来的时候，那生活或者心思已经离我们而去。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就好像从河中戏水起来，在岸上晾干了衣服，这时候要想再体验一下水里的感觉，有两种选择，一是在心中回味，然后用一些词语形容、描述一番，一是跳下水去，再来一次。荆歌选择的是后一种方式，他让我们随着小说主人公和他一起跳下河去，为往事的水流覆盖、冲刷、浸泡，被柔曼的水草抚摸、缠绕、划出一道道印痕。
不过，小说终究还是用语言来传达经验的，所谓跳下去只是语言制造的幻觉而已。荆歌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在小说中，叙述人——也就是主人公“我”不时地跳出来“间离”一下，将他的小说家身份叠合进“我”的角色中：告诉我们有些事是“我”视听范围之外的，是虚构，你不能较真；还请我们原谅小说讲述得颠三倒四；而在大段地转述小说中人物话语时，提醒我们转述是作了浓缩的。这种“间离”一度是小说中很另类的手法，但荆歌却让它回到了平时相互间谈话时的轻松与随意状态，增添了几分亲切，我们不知不觉地来到故事结尾的地方，心里生出几分期盼：再讲下去，再讲下去。
有时候让人感到，荆歌大概就是为小说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荆歌的小说在写法上花样繁多，就象他一周能够为妻子女儿做出每日不同的饭菜一样，大体上说来，他的本领在于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在别人也许没什么说的地方，他能够津津有味地说下去，譬如《八月之旅》、《革命家庭》；二是充满破坏性、颠覆性的叙述，这在他的《千古之爱》达到一个顶点；三是节外生枝地叙述，一个事件被他迂回曲折、绕来绕去一番，居然也有杂花生树的效果，如《再婚记》、《歌唱的年代》；四是很老实地叙述，如《爱你有多深》。他的近作《十夜谈》又在叙述手段上又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可谓竭尽叙述变化之能事。它将文人叙述者（这显然最接近荆歌本人的身份）很专业的叙述与非专业的叙述非常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些各不相同的叙述者不管是叙述别人的故事还是自己的故事，都带着各自的体温和口吻，带着特定场景的气息，使那些社会新闻版的故事的意味远远超出了题材的框限。
能做到这样，显然得靠扎实的语言功夫。在荆歌小说中，很多时候语言的本身似乎成为目的，叙述的快感大有淹没一切之势，它将幽默和忧伤、将欲哭无泪的悲伤和忍俊不禁的欢笑、将漫不经心的闲侃和“认真的叙事”（这是他的一篇小说的名字）等等揉合在一起，在芜杂中显出优美洗练，干净利落，哪怕是在写最不堪的事情。当然，荆歌小说的如此特质，很容易带来的指责是玩弄文字游戏，没有深刻思想，缺少终极关怀。我想，荆歌对这样的看法肯定也没有办法，也没有打算转变的意思，倒是在丰富繁华的文字背后常常袭来的虚无感，不时对荆歌有所刺激，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写作本身去缓释、去解决。
第2个回答 2006-11-30
荆歌
荆歌，1960年春生于古城苏州。在照相馆、中学、文化馆等单位工作过。20世纪9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枪毙》、《鸟巢》、《爱你有多深》和小说集《八月之旅》、《牙齿的尊严》等。现为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长期居住在苏州郊外小城吴江。
荆歌：1976年高中毕业后，到照相馆工作。1978年入苏州师专学习。1980年2月至1988年4月在吴江多所中学任教。1988年4月调至吴江市文化馆创作部工作。1982年写诗。90年代起从事小说创作，在《人民文学》、《收获》、《花城》等刊发表作品逾200万字。出版有诗集：《旋转之际》、《风笛》；散文集：《相看集》、《不惊阁随笔》；长篇小说：《漂移》、《粉尘》、《枪毙》，中短篇小说集《八月之旅》等
相关作品介绍：
长篇小说：《鸟巢》
在《鸟巢》中，围绕着照相和照相机，所有的人物命运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的是毁灭性的，例如大河马，他居然因为把照相机丢了，寻找照相机发现死尸而成为杀人嫌疑犯，他的生活几乎全部被照相机颠覆了。荆歌笔下的人物，在略微偏离生活边界的那个地带活动，他们显示出另类的姿态，显示出真正的超越存在的荒诞诗意。
长篇小说：《爱你有多深》
生活最后的品质从这部小说的思想背后凸现出来。小说故事的金黄，反衬出人物命运的灰暗。一个被损害的倒霉蛋如何倔强而绝望不绝地生活下去的无奈，逾越了读者心灵的体验和想象力的局限。 这是荆歌最好的一部小说。她集中了作家喜爱的题材，喜爱的叙述方式，使沉重和灵巧洋溢于字里行间，作者对当今的现实生活使用了一种充满悲怆和举重若轻的文笔，看似水滑的故事中翻卷出社会贫富悬殊越来越剧的黢黑内涵。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