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时代的手工业遗址，如河南鹤壁市发现的北宋晚期煤矿遗址，河北邢台、安徽繁昌和福建同安等地发现的宋代冶铁遗址，都作过调查和发掘。数量最多的是分布于20个省、市、自治区的宋元明时代的瓷窑遗址，经详细调查或正式发掘的重要窑址有浙江的龙泉窑，江西的景德镇窑、吉州窑，福建的建窑、德化窑和泉州窑，河南禹县的钧窑，陕西的耀州窑，河北的定窑和磁州窑等。
塔基的发掘为这个时期的佛教考古提供了资料，如河北定县北宋塔基、北京房山辽代塔基和浙江金华北宋万佛塔塔基都是较重要的发现。另外，还发现了一些窖藏，如湖北黄石南宋铜钱窖藏、四川德阳宋代银器窖藏、河北保定和定兴元代瓷器窖藏、安徽合肥和江苏金坛元代银器窖藏，也是重要的发现。 按朝代区分为宋、辽、金、元、明5个时期,西夏、大理和西藏不包括在5个朝代之内,它们在地区和时代上都自成一个系统。
宋代考古可分为 3期，前期自北宋统一至英宗时期(960～1068);中期自英宗以后至北宋亡(1068～1127)；后期为南宋时期(1127～1279)。也有先分为中原、江浙皖、湖广和川贵4区,然后再进行分期的。中原地区只限于北宋，分为前、后两期，北宋亡后，中原地区则被金所取代。
辽代考古可分为前、后两期，两期的分界线在重熙时期（即1030年左右）。辽代前期应包括自 907年辽太祖阿保机建国的契丹时期,这个时期的考古遗迹较少,到951年辽穆宗以后才逐渐丰富起来。近年来,关于契丹早期遗迹遗物的探索是颇引人注目的问题。辽代考古的分区问题，也是近年才提出来的，辽上京和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辽代北部地区和燕云十六州的辽代南部地区，是有区别的。
金代考古分前、后两期，前期自金太祖建国至海陵王正隆五年(1115～1160)，后期自金世宗大定元年至金亡(1161～1234)。
元代考古也分前、后两期，前期自元太祖建国至元世祖至元十六年统一全国(1206～1279)，绝大部分是蒙古时期。后期从至元十七年至元亡(1280～1368)，是元代统一全国的时期。
明代考古因为文献资料多，而考古工作做得少，一般不再分期。 宋元明时代的城市遗迹
宋元明时代城市考古的特点 宋元明时代的城市考古有两个新情况,一是宋元明时代中原和南方的城市,大部分在原地延续至今，即今天的城市压在宋元明时代的城市上面。这种情况不利于开展考古工作，对这些古代城市应如何进行考古，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二是宋元时代编纂地方志的风气渐盛，明代基本上已普及到府、县志的编纂。地方志中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宋元明旧城的遗迹，有的并画出了相对位置比较准确的城市街巷示意图，这为复原宋元明时代的城市平面提供了重要依据。
古今重叠的城市的考古工作，元大都的勘察即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探索。元大都城址约三分之二被明清北京城所沿用。钻探和发掘证明，今天北京内城（亦即明清北京内城）的许多街道胡同，仍保持着元大都街道的布局,说明一个古代城市的街道布局形成以后,是很难作全局性的改变的，这个规律对进行古今重叠类型的城市考古有重要意义。充分利用文献和旧图所提供的资料，以现存遗迹建筑为点，以可以肯定的旧街道为线，排除后代改建的变异，是可以基本上复原宋元明时代旧城的平面布局的。
都城规划的发展和变化
宋元明时代与隋唐时代都城规划的最大变化是封闭式的坊制被开放式的街巷所代替，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是一次巨大的变革，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后期阶段。对开封汴梁城的详细平面布局虽尚待考古勘测复原，但封闭式的坊制已被开放式的街巷所代替，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目前所知最典型的开放式街巷是元大都的街道,在南北大街(纵街)两侧对称地等距离地排列着东西向的平行胡同,这些规整的街巷一直沿用至今。
宋元明都城规划的另一个变化是宫城位置的改变。
从汴梁城开始,宫城皆居全城的中央,皇城（或内城）包围着宫城,其外再设大城,形成了以宫城为中心的重城式的布局。这与隋唐都城的宫城居全城北部、宫城前设皇城的布局相比较，宫城的地位在全城之中更加突出。宫城地位的加强还表现在对中轴线两侧建置的安排上。明代初年的南京城和凤阳明中都城表现得尤其明显，宫城前左为太庙,右为社稷坛；皇城前左侧为中央官署,右侧为五军都督府。明代北京宫城和皇城前中轴大路两侧的建置完全按南京的规制。礼制建筑和中央的军政官署集中在宫城前中轴大路两侧，是皇权至上的思想在都城规划中的反映。对全城中轴线在通过宫城后的终止点，也有意识地作了安排。元大都的中轴线终止在万宁寺的中心阁上，到明永乐时北京城的中轴线则终止在鼓楼和钟楼上，充分发挥了这两座高层建筑在全城中的稳定作用，这在都市规划上是成功的设计（见明北京城）。
辽金都城与宋元都城不同，以辽上京和金上京为例，它们都分南北二城。辽上京的北城为皇城，是宫殿之所在,南城为汉城,是工匠和被俘虏的汉人所居之处。金上京南城西北部为宫殿区，北城为居民和工商业区。辽金都城的南北城之制，是辽金初期奴隶制残余的产物，随着封建化（汉化）的加深，则又出现了摹仿北宋都城制度的辽中京和金中都。至于元上都，它是一座离宫式的城市，规划布局自有其特殊的形式。 辽代墓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契丹贵族墓葬,多分布在辽代的上京和中京道内,东京道的西北部分也有发现，即在今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以及辽宁西北部地区。第二类是汉族官吏或地主的墓葬，多集中在辽代的南京、西京和东京附近，即今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大同和辽宁西部。这两类墓葬由于民族和葬俗不同，在墓葬形制、随葬品和葬式上都有区别。契丹人的墓或为砖室，或用石板堆砌，内壁围柏木板（椁室）。多殓以木棺，或将尸体直接陈于棺床上，流行在尸体上戴铜面具和穿铜丝网络或铜丝手套，以随葬马具和鸡冠壶为其特征。汉人墓多沿宋墓旧制，盛行火葬，用小型石棺装骨灰，随葬品以各种小型的日用器具模型等陶明器为主。 辽墓可分为3期，第一期自穆宗应历八年 (958)至圣宗太平十一年(1031)，第二期为兴宗重熙时期(1032～1055)，第三期自道宗清宁元年(1055)至辽亡(1125)。
金元墓和明墓 目前发现的金代初年墓葬较少，吉林扶余发现的石椁墓，随葬大量铁工具，可能是早期女真贵族墓。 河北新城时立爱父子墓和河北井陉柿庄6号墓，均为壁画墓，是金代初年的汉人墓。大定以后的金代墓葬发现较多，黑龙江绥滨县的墓葬，用羊距骨和桦皮桶随葬，尚保持着地方的民族习俗。中原和北方的金墓在不同的地区也各有特点。北京、朝阳和大同等地金墓多为石椁火葬，时有精美瓷器出土。河面焦作、武陟等地金墓以嵌伎乐庖厨人物雕砖为其特色。山西南部的新绛、侯马金墓则以雕饰繁缛的仿木建筑和雕砖而著称，如侯马董氏墓为此类墓葬的典型。这种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在山西中部和河北西部、河南、山东、陕西、甘肃等地均有发现。
元代早期墓葬主要是指从金贞年间南迁以后，即成吉思八年(1213)至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之间的蒙古时期的墓葬，较重要的有山西芮城永乐宫全真教道士宋德方和潘德冲墓、山西大同龙翔观道士冯道真墓，前者有满刻线画的石椁，后者墓室有壁画和衣物、木器、钧釉瓷器等随葬品。至元十七年统一全国后的元代墓葬，在陕西发现的多方形砖室墓，随葬品以陶制家具、家畜模型及大量黑色陶俑为主。四川元墓仍沿袭南宋墓的习俗，随葬三彩俑。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主要发现于山西，多画金银线帛斛斗库和饲养六畜，以及孝子故事等壁画，但是雕砖装饰简化，说明此类墓葬发展到元代已逐渐退化。南方的元墓沿南宋旧制，多砖室券顶，夫妇合葬仍为“同坟而异葬”的双室并列的砖室墓，特别注意尸体防腐，盛行厚葬，多用金银器皿随葬。苏州发现的至正二十五年(1365)吴王张士诚母曹氏墓，仿南宋诸陵攒宫石藏子的作法，在方形墓坑内的石壁、厢壁和石圹之间，用三合土灰浆浇灌，使整个墓圹结为一体，非常坚固。
明定陵是迄今发掘的唯一未被盗过的帝陵。另外，在各地还发掘了很多明代朱姓诸王和异姓王侯的墓，使我们对明代亲王陵墓制度的变化有所了解。一般官吏地主的墓葬,多为简单的长方形砖圹,但都更讲究棺椁密封与尸体防腐措施。明墓的随葬品多以生前遗物入葬，种类繁杂，出土了很多贵重的瓷器、漆器、金银器，甚至有些书画也被埋入墓中。有些王侯的墓中还出土了大量成组的仪仗釉陶俑或木俑，有的墓中还流行用铅锡制成的各种明器模型随葬。
明朝墓葬制度
明代帝陵以十三陵为主，另有南京明孝陵等。
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在明都城南京，即为明孝陵。明孝陵的墓道因其地质结构影响，设计偏离中轴线至明楼之下，出口被开在明楼上。但这种墓道偏离中轴线的葬制被后面的皇帝继承。明帝陵中唯一一座已被发掘的墓葬为十三陵中的定陵，其葬制与明孝陵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