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随着解放全中国的前景已经明朗，一位曾经做过印刷工的解放军战士杨琦，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 任务性质属于绝密，内容就是设计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套人民币 。
当时的中国，除了国民政府发行的币制以外，流通的还有法币、银元，在广大解放区流通的货币数量更是众多，几乎每个解放区都有自己的货币， 例如华中币、江淮币、山东当时的北海币等等。 而解决统一的币制，是每个新生政权首要面临的问题，2000年前的秦始皇也是如此。
于是在1948年3月底， 中央委派由时任华北政府主席的董必武牵头开始 ，研制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套人民币，董必武则找到了时任北海银行行长的杨秉超，最终由杨秉超将具体任务交给了杨琦。
刚接到任务后杨琦说钱币的图案、尺寸等都要区别于旧时代，而且要符合当时的环境，因此难度极大。他最终又找到了曾学过雕刻的一个同志翟英。很难想象这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竟然能承担起这么重要的工作。而最终杨琦和翟英也作为人民代表，把自己的照片永久地印在了第一套人民币上。
1925年杨琦出生在上海宝山地区， 1932年日军就发动了针对上海的1.28侵略，也就是第一次松沪会战的开始，时年7岁的杨琦被父母背着，和全村的人一起，疯狂地向上海市区的外国租界里面逃亡。一路上和他们逆行而过的就是我们的19路军正在奔赴前线。
杨琦说：他对19路军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在无数的行军队伍里，虽然19路军的着装也是破破烂烂， 但每个人都背着统一的斗笠，十分年轻的同时精神也相当饱满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杨琦有了从军的渴望， 但是7岁的他并不知道当时这个国家和人民到底发生了什么 。
1937年秋天，时年12岁的杨琦一家一直在租界里乞讨为生。虽然相对远离了战火，但也是颠沛流离。 同年9月中美日报在上海发行 ，杨琦很幸运地在里面找到了一个学徒的工作。也就是从这份所谓的工作开始，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一生。进入中美日报学习排版以后，杨琦认识了同单位的几个地下党同志， 彼时的杨琦虽然只有12岁，但已经懂得了什么是家仇国恨。
在结识了地下党同志后，他不断地要求地下党的同志将他送到队伍上去，最终杨琦也如愿的来到了距离上海200多公里外的 沙家浜抗日根据地 。但是年少的他却担心母亲不同意，而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这一次的分别后他再次见到母亲则是1949年的春天。杨琦说：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没有那么多毅然决然奔向战场的热血男儿，中国人就只能够沦为亡国奴了 。
但是杨琦来到了沙家浜后，却没有能够站上战场打敌人 ，彼时的苏南解放区正在发行一份大众报的报纸，组织上给杨琦安排的工作，就是接着印报纸。由于担心日伪的破坏，他们的印制工作一直都是在阳澄湖的船上进行。 1941年3月驻苏州的日军开始对阳澄湖地区发动扫荡 ，用来隐藏根据地和出版设备的芦苇荡，被日军用大火烧了净光。报社的30多名同志被困，只逃出了10多个人， 这其中就有杨琦 。在逃命的路上杨琦遇到了一个几百人的队伍，率领部队的正是时任 新四军6师师长的谭震林 。
杨琦才知道这些人是来解救他们的，最终新四军把被困的30多名同志救出来了25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杨琦又和报社的同志来到了无锡继续工作。但仅仅3个月后，又经历了日军的扫荡， 社长带领杨琦他们烧毁了设备和宣传材料，然后分散突围 。突围的路上由于杨琦年纪尚小，社长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但很不幸最终在一处桑树地里，杨琦他们被日军包围。社长也被日军发现抓走。杨琦说：他还记得社长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 不要吭声，天黑再走。 最终杨琦再次见到社长的时候， 社长的头颅被割了下来挂在了无锡的城门楼子 。这一幕让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无数次被梦到。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一个女红军来到了无锡，代表组织准备将杨琦等比较小的同志送回老家。但此举遭到了杨琦的激烈反抗，杨琦说我如果怕死，当初就不会离家。 他要活着为社长报仇 。后来他才得知这个女红军是刘少奇同志在长征时期的妻子谢飞。也是时任苏南地区的宣传部部长。
最终在杨琦的坚持下，他被组织安排去苏北的根据地负责党报的印刷。但在路过长江的时候他又一次被日军包围，情急之下被一个村的老大娘救下，最终冒充成大娘的孙子又逃过一劫。 解放胜利后杨琦专门来到了这个大娘的家里，给已经去世的老人磕了几个响头 。经过辗转后的杨琦最终到达了苏北根据地开始工作，1941年杨琦的梦想终于来了，由于任务需要苏北根据地成立了一个保卫团，杨琦成了保卫团的一名班长，这个班的名字就叫小鬼班，成员全是14、5岁的孩子， 全班9个人，只发了3根枪总计9发子弹， 另外还有50多枚土制的手榴弹。
杨琦说他当时带着班里的战士，整天梦想着上战场杀鬼子，可领导最后却交待说，他们的任务只是巡逻放哨。这样的安排让杨琦和班里的小战士十分不解， 于是1941年10月 ，在一次日军围攻江苏如皋大陆庄的战斗中，杨琦带领本班战士偷偷的跟随部队冲了上去，没人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鬼班，竟然在战斗结束后打死了7名日军、活捉了两名日军俘虏。当然杨琦的左腿也被打进了一颗子弹，直到2010年才被取出。
那场战斗后，领导看到了小鬼班的战力，在此后几次的反扫荡中小鬼班也都取得了不错的战果，且人人都分到了枪支。就在杨琦计划着要更进一步时，上级的一纸命令彻底结束了他短暂的战斗生涯。 1943年江淮造币厂在苏北建设分厂 ，杨琦由于会排版雕刻和印刷的手艺，被安排进造币厂工作。当然杨琦对于命令十分不解，并拒绝接受，为此闹了不少情绪一度影响了正常工作，最终时任华中局组织部长的曾山亲自来做了杨琦的工作，曾山表示我们这里团级干部成百上千，但雕刻师就你一个，你的责任比天还大。最终这些话打动了杨琦。
至此以后杨琦就彻底断了再上战场的念头。安安心心地投入到了这项特殊的工作之中。从1943年到1946年之间，杨琦就在战争环境当中断断续续地学习和练习着雕刻制版技术。并为当时的华东局提供了宝贵的钱财支持。1946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原新四军各部从苏北向山东撤退，杨琦所在的印钞厂拥有当时的解放区，最好和最宝贵的印钞设备及材料，他们必须迅速全部撤离并且确保安全。
在转移的时候由于人员众多设备太重，是走海上还是陆路的问题上大家争执不下。杨琦说： 走陆路便于人员在遇到袭击的时候是分散逃跑，但设备却难于运输 ， 走海路便于船只运送设备，但茫茫大海都是国民党的舰船，万一遇到那只能是连人带物，死路一条 。最终印钞厂决定，兵分两路，人员走陆路、设备走海路。分别向延安和东北进发。可与此同时上级又命令，在转移途中印钞厂还要保证货币的印制，所以杨琦等部分同志带领一套设备、走陆路通过肩扛人拉的方式从山路出发。一路上负责护送杨琦小队的同志，死伤100多个，而整个印钞厂转移途中 光是牺牲的团级干部就达到了7人 ，印钞厂的同志也是从出发时的120多人，最终只剩下了约70个左右。可以说在转移的道路上，每一步都在死人。 没有人知道在这条后方的战场上，同样有那么多人在为共同的目标做着伟大的牺牲。
1947年3月，在历经约7个月的时间后，杨琦小队最终到达了东北根据地，1948年又来到了山东的北海银行工作，直到同年3月份接受到制造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的任务。当接到任务后，他和翟英两个人来到山东省五莲县红凝镇的一个小山村里面，秘密开始了这项制版工作。经过为期4个月的工作后，印钞用的模板基本完成，但钞票上的人物根据当时的安排却一直没有定好。最终杨琦决定先用自己和翟英的头像做一个样版。作为军人杨琦给自己设计了扛枪的造型，给农民出身的翟英设计了肩扛锄头的样子，并由董必武题写了中国人民银行的书法字体，最终制做了出来。
当第一张十元的样品纸币送到华北局后，得到了如下的答复： 这不是革命宣传画、不适合用慷慨激昂的标语、此外和平后钞票经流通到国际，上边也不适合再出现枪支。 拿到整改建议后，杨琦两人又开始了重新的排版设计，去掉了革命时期的特殊的宣传标志，把枪支换成了农具， 从他们居住房屋的一张年画上得到灵感 ，在钞票的四周绘又制上了代表吉祥的中国结，以及玉如意造型。
1948年9月份，虽然解放战争还在轰轰烈烈地举行，但国内群众已经知道了国民党的下场， 也知道了今后的首都将是北京 ，所以杨琦他们在设计一百元及二百元的纸币时，把颐和园和长城的标志设计到了纸币上，可让人意外的是杨琦和翟英，虽然制做好了模具，但都没去过北京。颐和园和长城的样子也是他们俩根据书上的图画完成的，1948年底杨琦和翟英一共制作好了四套纸币，分别是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和两百元。但迟迟没有再次上交审查的原因则是，其余的三张纸币正面都是风景照，唯独十元纸币上是杨琦和翟英的头像。而关于十元纸币上最终画上什么，华北局也拿不定主意。
随着三大战役的全面铺开。建国的时间也迫在眉睫，最终由华北局董必武主席将四张纸币样品上报给了中央定夺。据杨琦回忆说： 毛主席看完后只说了一句，用农民的头像非常合适。人民才是主人！ 至此杨琦和翟英两个人的头像，就永久地停留在了第一套十元纸币上。
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杨琦仍止不住地激动，他表示在网上经常能看到一些人，对第一套人民币主人公的胡乱报道。用隐晦的文字揣测纸币上的人物是有某种特殊关系。杨琦说这种人的行为着实令人气愤， 他也希望通过报道能以正视听。 新中国成立以后，杨琦也娶妻生子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但直到2010年做腿部手术时他才将这些故事告诉自己的家人和妻子，这是因为当年制造纸币时，他接到的任务时绝密。但是却一直没有人告诉他解密的时间。如同电影集结号里的谷子地一样， 一个60年前下达的任务，他保密了半个世纪 。
就这样第一套人民币在战场上诞生，并随着和平的脚步迅速走向了全国。虽然1955年这套版本就完成了它的 历史 使命，但是那些在印钞战线上为自由和理想而奋斗，并为此献出过青春和热血的人们，将同样被 历史 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