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后,天津海禁开放,天津成通商港口,天津地毯业逐渐兴旺。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外国的资本家,在天津租界开办洋行经营地毯出口业务,使天津并很快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地毯生产和出口基地。20世纪30年代是天津地毯工业达到辉煌的时期,出口量占全国第一。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调查:1916年天津有地毯厂和作坊13家,织机398架,到1929年已发展到303家,织机2749架,工人11568人。为此,西方掀起了中国地毯热,对天津地毯的需求量剧增,使天津享有“地毯城”之美誉。
国内国外在天津开设工厂,其中“美古绅”地毯厂(即:今地毯五厂)是外商在天津开设较大的地毯厂。1925年,由亚美尼亚两个兄弟创建的A& M Karagheusian公司来到天津创办“美古绅”洋行,在坐落于法租界巴斯德路、威尔顿路和杜总领事路上建起了地毯厂,这几家地毯厂每年生产的中国地毯达一百万多平方英尺。“美古绅”地毯厂生产的凸纹图案地毯以皇家宝塔为标志,被世界各地的家庭视为珍品。该厂拥有2000多名工人,还有很多小厂为它加工。虽然“美古绅”地毯厂的总经理哈古浦·沙巴司在天津经营了20多年的时间,却成为那个年代国内最大、最早建起锅炉房和改用汽染色的地毯厂,在天津地毯工业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一提的是,华人在津办厂最早,规模最大的是“玉盛永”地毯厂。1913年,李秉彝在三义庄租房开办“玉盛永”地毯作坊,雇工50余人,赚了十几万元。在同一时期,先后出现的‘乾昌、协隆、大丰、义同、新新、和记、聚康、恒立成、玉兴成、协立、泰隆“等地毯厂家也在天津也颇有名气。 1926年我国出口的地毯为654.72万海关两,其中天津口岸出口638.01万海关两,占总出口额的97.45%。1929年天津地毯厂家达105家,为厂家织毯的小作坊遍布天津城。规模较大的有200多家,织机有2749台。1937年发展到300多家,出口产量达13591公担 。
民国时期,天津地毯工业采用一系列新工艺、新技术。1920年,天津利用酸性媒介染料和蒸汽染槽代替旧的植物染色工艺;1924年,天津创造了拉绞过纬新工艺,增加了地毯栽绒密度和弹性;1930年,随着地毯织作润色和作凸工艺的出现,天津又发明了用剪刀雕琢花纹的剪片工艺,突出花纹的清晰层次和立体感,使天津地毯花如浮雕,令人叹为观止。1935年前后,天津地毯首创水洗丝光工艺;在地毯图案设计方面,著名的京式、美术、彩花、素凸,以及后来的敦煌、古典等图案多为天津艺人所创作,并通过不断的研究、改造而赋予新的活力。天津地毯经过历史的传承与酿造,以其“厚密牢固、图案瑰丽、剪片浮雕、水洗丝光、规格齐全”等五大特点扬名海内外。
解放前,天津地毯工人常年受中外资本家的层层盘剥,生活极为困苦。特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天津后,其施行的种种经济“统制”,资本家又全部转嫁到工人头上。地毯工人的生活每况愈下。1939年特大水灾的发生和瘟疫的流行,物资奇缺,经济萧条,物价飞涨,以及中外资本家借口随便解雇工人等,使得地毯工人的生活朝不保夕,在难忍难熬的死亡线上挣扎。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和1941年12月8日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由于海运封锁,造成羊毛资源紧缺,迫使许多地毯厂停工和关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地毯生产逐渐恢复,但由于连年内战,物价飞涨,原料来源奇缺,使天津地毯从此一蹶不振,到解放前夕,天津地毯行业已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解放军解放天津以后,天津地毯业开始复兴。解放前,天津地毯图案只有“京式”、“美术”、“彩花”、“素凸”四个类式。1953年设计出“敦煌式”,1956年又设计出“东方式”。同时为了便于工人织做,开始将小稿放成大稿。1964年初,天津地毯公司成立工艺美术研究室,1972年全行业专业设计人员达到130多人,又创制了有“青铜、汉画、蔓草、花鸟、锦绣”等古典式120道图案的新品种。投产后,已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名牌产品。进入八十年代后,天津地毯工业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变化,坚持“继承中发展,移植中创新”的原则,积极组织广大设计人员对传统地毯图案进行挖掘、整理,并吸取现代绘画、印染、雕刻等艺术手法,创新设计了“古典式、古纹式、京美式、园林式、敦煌式”等一大批不失传统韵味,又能适应现代人情趣的地毯新图案,使天津地毯图案日趋多样化、系列化。特别是天津市地毯研究所采用微机辅助设计后,使每幅地毯图案设计工效提高近千倍,使天津地毯门类也明显增加,产品由16个,增加到72个。特别是通过市场调研,研制出采用新材料的牦牛毛地毯、黄麻地毯、棕毛合织地毯、针刺化纤地毯;采用新工艺的“津环毯、宇环毯、盘金毯”;具有多功能的羊毛阻燃地毯、仿古旧地毯、折叠拼接地毯、旅游毯、礼品毯等一批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