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定良（1894年1月—1969年3月24日），字均一，曾用名士华。人类学家、教育家。中国人类学的主要奠基人。生前曾经创刊并主编《中国人类学志》，与欧阳翥、卢于道等人发起创立“中国人类学学会”。
个人经历
1894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
1924年南京高等教育学堂毕业，留校当助教。
192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学习。
1927年—1934年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学习，先后获统计学博士学位与人类学博士学位。
1934年—1935年瑞士楚列须大学人类学院从事研究。
1935年—1942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组主任。
1942年—1945年任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
1946年—1947年任浙江大学史地学系教授。
1946年—1948年兼任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1947年—1952年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1952年—1969年任复旦大学生物学系教授、人类学教研组主任。
1969年3月24日病逝。
吴定良，1893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的一个地主家庭。 父为当地著名中医，长于喉科。生子二人，女三人吴定良排行第五，幼年丧母。继母不贤，不准其进学校，关在家中帮做家务。后在父亲力争下，得以进私塾读国文，另找人为其补英文、算术，欲培养他继承己业，当一名中医。12岁时，父病故。继母更恶，不得已离家独立生活。他自幼勤奋好学，没有母爱的艰难童年和少年期更养成了他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
1916年吴定良以同等学历考入江苏扬州省立第五师范学校，1920年毕业。同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后改名为东南大学）教育心理学系。1924年毕业后留校当助教。1926年，江苏省招收“乡村教育”和“教育行政”官费留学生各一名，他考取了“乡村教育”的名额。同年8月，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在心理学系攻读统计学。次年，转学到英国伦敦大学文学院，继续攻读统计学，师从英国著名的统计学与人类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教授。学习期间，发表了“相关率显著性查表”等多篇统计学方面的论文。他踏实严谨的学风、刻苦钻研的精神，深得导师和同事们的赞扬。1928年获统计学博士学位。1930年，经英国统计学家O．U．耶尔（Yule）教授介绍，在荷兰，由全体学社员大会投票选举通过，吴定良成为“国际统计学社”第一个中国社员。同年，参加在波兰举行的年会。
1929年，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化石头盖骨，英国泰晤士报等均以大号标题作了报道，使当时在皮尔逊教授主持的“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工作的吴定良十分兴奋与自豪，同时也为自己国家的宝藏却要由外国人来主持研究而深感遗憾，由此下了钻研人类学的决心。他申请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补助费，继续留在英国，跟随皮尔逊教授学习人类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习人类学的留学生。当时，“生物测量与优生学实验馆”是国际上研究生物学与人类学的中心。在英国著名的“Bio-metrika”杂志“Philosophical Transacsion and Proceeding of Royal Society”杂志以及剑桥大学的“Philosophical Magazine”上，吴定良与导师皮尔逊合作，或与著名人类学家G．M．莫兰特（Morant）合作，或自己单独发表统计学和人类学方面的论文50余篇，并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1934年由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J．L．马斯（Myess）介绍加入“国际人类学社”，同年，参加在伦敦举行的年会。因为瑞士有大量头骨标本，1934年夏，吴定良到瑞士楚列须大学从事埃及9世纪头骨的研究。
1935年夏，吴定良回国，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专任研究员。同年，与刚从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毕业、留校当助教的史久庄女士结婚。怀着创立与发展中国人类学壮志的吴定良，在设备差、助手少的困难条件下，终年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作体质调查，同时积极着手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任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主任。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吴定良发表了10余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并创刊和主编了“人类学集刊”，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吴定良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任该校史地系教授，开设普通人类学及统计学课。在他的努力下，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他任系主任兼所长。在1946年到11948年期间，他还兼任国立暨南大学人类学系的教授。他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的科研人员与师资力量。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0年5月，吴定良与卢于道、欧阳翥、刘咸等在杭州发起组织中国人类学学会、他当选为理事。
1952年、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与暨南大学人类学系均并入复旦大学生物系，吴定良任人类学教研室主任，为全系学生开设人体解剖学课。1957年，生物系设立人类学专业。20世纪50年代是吴定良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一个丰收期，研究内容很广，涉及到人类进化、现代人体质、测量仪器的改进等诸方面，并开始了对人类工效学这一新领域的探索。他在搞科研、带研究生的同时，承担了体质人类学、古人类学、人体形态学、生物统计学等多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 。
吴定良一生生活俭朴，勤奋工作，在晚年冠心病已相当严重的情况下，仍不肯养病休息，而是继续埋首于繁重的教学、科研和行政工作之中。1961年，为了解决上海水产学院缺乏师资的困难，他不顾自己的病痛及已超负荷的工作量，慨然允诺去讲授统计学课。1962年，吴定良终于积劳成疾，患中风半身瘫痪，卧床不起。但他在病榻上并未静心休养，还指导研究生和操心教研组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坚持整理自己的科研资料。
“文化大革命”中，吴定良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在病榻上受围斗。几次抄家，家中略有价值的物品连所有书籍均被收缴一空，工资被停发，只留下一点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生活费”，一向生活淡泊的吴定良漠然承受了这些打击。
在1969年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吴定良家再次遭劫。他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凝结着一生心血装订成册的论文集（包括全部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100多篇论文）以及他的计算机、直脚规、弯脚规等科研工具都被拿走时，不禁在病床上痛心疾呼，号陶大哭。当晚，病情转沉重，于第二天凌晨，即1969年3月24日，怀着满腹的疑问与悲愤与世长辞。“文化大革命”后，1979年6月召开追悼会为吴定良平反昭雪，中共复旦大学生物系总支郑重宣布：“对吴（定良）所加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恢复名誉”。
文革期间在病榻上遭受围斗，在1969年3月的清查中书籍、论文集、科研工具再次遭劫，1969年3月24日在迫害中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