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3-11-25
明末清初朱舜水带着明亡的遗恨东渡日本，开始他后半生中的讲学生涯，在清政权的统治范围之外，以保持言说的自由和民族的精神。他的忠君爱国思想和高尚严峻的人格曾一度感化日本知识界，激励并影响着后世进步青年从事反抗异族侵略、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爱国活动。他孤忠大节的人格正是明清之际“天崩地解”时期下士大夫儒学精神的写照。 清兵入关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剧烈的变动，“易代”所引起的社会震荡，使不少士大夫（他们或被称为明遗民）热血丹心，坚守志节。为了明耻慎节，他们或身处海滨，自甘穷寂，不仕新朝；或遁隐山林，自耕为食；或从事讲学，撰述学说；在社会所能容忍的极限上保持着最大的距离。以遗民自居而从事哲学研究者如刘宗周、孙奇逢、李颙、陈确、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朱舜水等，在哲学上，他们坚持夷夏之辨、正僭之说，视满清为外夷入侵，悼明亡为华夏陆沉，延续宋明以来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和深入研究，深刻反思明亡的历史教训，呼唤士人增强现实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文学上他们抒表“遗民情结”——对昔日君主、朝廷以及故国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坚定执著、无时或释的怀恋之情。 这里我们提到的是一位在日本备受推崇的名儒，他就是带着明亡遗恨东渡日本的朱舜水(1600－1682)，在复国无望的情况下，他断绝了归路，以保存民族正气。二十余年来他以积极传播儒学思想和中华文化为己任，广收门徒，被日本学者私谥文恭先生。 他的道德理想、爱国精神和人格风范塑造了中、晚明以来儒士的精神脊梁，他的渊博学识、务实学风对当时日本的文化思想和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论他：“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贯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有力的导师。” [1]当代日本著名史学家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 1980年)说过：“给日本精神文化以最大影响的是明朝遗臣朱舜水。……凡当代的学者无不直接、间接受到他的感化，给日本儒学界以极大的影响。”朱舜水还将中国当时先进的农业、医药、工程建筑、手工工艺、从图样到制法，传授给日本民众，亲自加以指导和实践。朱舜水还根据西湖和庐山的风景特色，替德川光国设计了为他祝寿的园林“后乐园”，还以他设计的《学宫图说》，建造了东京的“圣堂”。朱舜水以自己的崇高品格和渊博学识，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后来的日本学者评价说：“天佑以还，儒学以经世治民为要道，不务空理虚论，皆舜水所赐也……不惟后来明治维新受此良好之影响，即于朱氏学说本身发扬而光大之，其功亦伟矣！”梁启超在评论朱舜水时也说：“中国儒学化为日本道德基础，也可以说由舜水造其端。”“舜水人格极为高尚严峻，所以日本知识阶层受其感化最深。” 朱舜水孤忠大节的人格正是明清之际“天崩地解”时期下士大夫儒学精神的写照，下面予以从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悲天悯人、责任承担的忧患意识 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少时拜朱永佑、张肯堂和吴仲峦为师，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世谓“文武全才第一人”。然而明清之际中国社会正处于“天崩地解”的历史时期：世道日坏，国是日非。他虽然“有识者期以公辅”，却慨然绝仕进之路，先后十二次谢绝朝廷诏征和官员荐举，不与奸党相为朋比，为此一度被台省以“无人臣礼”论劾。为恐遭通缉，他被迫逃往舟山，辗转于日本、交趾等地。 朱舜水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强烈而深沉的忧患意识、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忧患意识是对于国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关怀，是对个体和整个人类生命存在的命运、未来变化的责任和使命意识的表征，它包涵悲天悯人和责任承担两层意义。 所谓悲天悯人即当现实的苦困缠绕个人与众生之际，当天人合一的境界和人我和谐的秩序被打破之时，志士仁人自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深沉的悲情悲愿和无限的同情之心。[2]孟子称之为“不忍人之心”。责任承担即是在悲天悯人的基础上所引发的提升自我道德和谋求江山社稷长治久安的意识。 朱舜水虽拒绝当官，但忠君爱国和“匡时济世”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自觉地投入到救亡复国的战斗中。他说：“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民生之不遂。至于一身之荣瘁，禄食之厚薄，则漠不关心，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3] 当清兵南下烧杀掳掠，制造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屠城血案，朱舜水毅然出山，投笔从戎，奔走在浙东沿海，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击侵略的武装斗争中。他东往日本，南下越南，四处图谋借兵。顺治七年（1650）五十一岁的朱舜水在去日本途中被清兵发现，清兵白刃合围，逼迫他髡发投降，他谈笑自若、视死如归。刘文高等被他的义烈所感动，偷偷驾舟将他送回舟山。正如他后来回忆所说，“仆事事不如人，独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似可无愧于古圣先贤万分之一。一身亲历之事，固与士子纸上空谈者异也.此后他与浙江兵部侍郎王珝结为知己，共居四明山寨，以舟山为基地共谋反清大计。但1650年清兵攻陷了四明山寨，王珝被俘，朱舜水只得亡命辗转、乞师于日本、安南(今越南)、交趾(广西境内)、暹逻(泰国)等地，以图将满清逐出中原。 在路过安南国时，他被差官俘捕。在国王面前，他面无怯色，神态自若，不卑不亢，直立不跪。差官命他做诗写字，他慷慨陈词：“虏氛末灭，国难难归，溃耄尤焚作诗无取。”（同[3]第15页）。国王老羞成怒，喝令刀斧手把他押出西行，朱舜水大义凛然，挥手便走，挺身情刑。自此，安南人都知道朱舜水忠勇义烈，不可侵犯，于是把他释放，对他更为敬重。 顺治十五年（1658）应郑成功之招，朱舜水赴厦门与郑成功、张煌言会师北伐。次年他亲历行阵收复瓜洲，攻克镇江。但北伐壮举惨遭失败，张煌言被俘，郑成功败走台湾，朱舜水悲痛地说：“藩台(郑成功)似谓虏在目中，徒使英雄顿足耳！”[4] 当时清政府力行“留发不留头”，壮志未酬的朱舜水已经“饮泣十七载，鸡骨支离；十年呕血，形容毁瘠，面目枯黄。”（《朱舜水集》第13页），他誓死不剃法，不食清禄，不做顺民，毅然决然断绝归路，流寓日本做异域孤臣，在清政权的统治范围之外保持言说的自由和民族的精神。 二、致力儒学、教育为本的启蒙思想 朱舜水初到日本时，正是德川幕府锁国时期。他以教学德行受到日本学者安东守约的礼遇和尊敬，安东守约称他“远避胡尘来海东，凛然节出鲁连雄”， [5]拿出自己的一半俸禄供朱舜水生活。感于安东守约的诚意，朱舜水在长崎住了七年，努力传播中国儒学，他的声誉很快传遍日本各州。 明遗民一旦变为亡国奴，他们就会对明王朝的土崩瓦解作出深刻的反省，以儒学的忧患意识和主张变革现实的救世精神，解救社会。这类代表如前所言，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朱舜水等，“实学思潮”由此而起。梁启超称“他们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他们许多人都是把半生涯送在悲惨困苦的政治活动中，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生活。”（同[1]第14页）作为明遗民朱舜水仍有一种承担文明道统的责任感，并未因改朝换代而中断。在他看来，应当承担起以学术更新文明的使命。“藩篱之蜿鷃之不足与量天地之高且大也。一则不知圣人之心，一则不谙天下国家之故。”（《朱舜水集》第315页） 朱舜水少即有学名，喜读史，也擅兵法。除了日讲程、朱之学外，诸凡天文、数理、历史、传记、文物、鸟兽花草等问题，他都能解答。1664年江户 (东京)首相德川光国专派使臣来到长崎，备厚礼聘请朱舜水为师。后半生中他以收徒讲学、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和最大乐趣，一面为学问而努力,一面为民族而奋斗，他成为了讲学东瀛、誉满扶桑的教育家。 对于历代儒学的传承学者，朱舜水作了精辟的阐释和总结。他在孔门弟子颜回和曾参《像赞》中称“颜渊躬上圣之资，裕不改之乐”，“孔门不可胜数，而曾氏子独得其宗。其传‘明德’、‘新民’、‘止至善’也，使尧、汤、文、武之道光于日月。”（《朱舜水集》第561页），并高度赞扬他们对儒学的贡献。他推崇孟子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的仁政学说，指出统治者要“常怀一点爱民之心”，关心解决民众疾苦。“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是他人皆当爱，皆当敬也。”（《朱舜水集》第342页） 为学重实际效用和事功，反对"专在理学研究"；强调知识应从生活实践中求得；重视史学，认为"经简而史明，经深而史实，经远则史近"，“得之史而求之经，亦下学而上达也”。与黄宗羲、顾炎武相似。其教育理论除一般儒者所谈"性"、"经世致用"外，具有爱国与睦邻相结合特点，朱舜水的教育思想与自己立志反清复明、光图基业的政治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主张选贤举能、启民才智的教育要同光复大明、除弊兴利的社会改革相结合，认为国家的盛衰与教育的兴亡密切相关,认为教育作用在于培养人才，改变社会风气，为国家持久繁荣昌盛创造条件。其学术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后来明治维新有很大影响。朱舜水和黄宗羲、王船山、顾炎武、颜元一起，被人称为清初我国五大学者。他在日本抱着“仆之视贵国同为一体，未尝有少异于中国也”的精神，以中国的治学之方，简牍之式，科试之制，用字之法，通过讲学，大力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他在哲学上反对唯心史观的理学，提倡“知行合一”，针对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崇尚儒法、空谈佛理的僧侣主义倾向，反对“专在理学穷研”，说：“宋儒辨析毫厘，不曾做得一事。”强调知识应从日常生活实践中求得。他的学术思想对日本有很大的 多响，听他讲学的都说：“前皆做昏梦，今日始知耳。”他指出，“敬教劝学，建国之大业；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朱舜水集》第501页）。对于学校教育的作用，他专门写了一篇《学校议》，系统地阐释了学校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学校是一个国家一日不可缺少的命脉，学校本体的存在并不举足轻重，关键在于有学校就有教育。大凡至衰世末俗，事事废驰，贤才湮没，民风偷薄，弱肉强食，多为不重教化；进而指出教育关系着国家的兴衰、人才的培养，关系着政权的存绝，只有兴教劝学才能使人材辈出，民风淳茂，国运灵长。他说：“建学立师乃所以习长幼上下之礼，申孝弟之义，忠君爱国而移风易俗也。”（《朱舜水集》第 74页）他指出日本崇信佛教，圣（儒）教未兴，存在问题。依他看来，日本建国的大本在于敬教劝学，施政方面当务之急在于兴贤育才。对待学生和求教者，朱舜水始终是满腔热忱、诚心相传，并做到有问必答。他说，“独是诲人不倦之心，则于孔子无少问也。是故随事随物，则必惓惓恳恳，乐与言说，而学者漠然听受，过耳辄忘，介介独恶是耳。”（《朱舜水集》第272页）。他从诗书经史、典章制度、修身处世、山川风物、农田播种，到学问之方、简牍之式、器具之制、用字之法等事无大小，无不尽其全力给予耐心的讲解和详细的回答。就在他流寓日本的最后几年里，由于年老体衰，他常常手颤头昏，但仍抽暇或趁精神稍好的情况下，批阅文章，回复书信，答疑问难。他的风尚赢得了学生对他的崇敬，得到了日本学界的高度赞誉。 三、躬行实践、知行合一的治学态度 在治学上朱舜水更是一个实践力行的典范。 他深刻地总结了明朝覆灭的历史教训，猛烈抨击明末的腐朽教育制度：八股文取土脱离现实，丧风败俗，亡国乱政。他尖锐地揭露理学末流的空疏弊端，痛斥空谈性命、雕文刻镂、竞新斗奇脱离实际的学问，着力倡导以“实用”、“实功”、“实行”为核心的启蒙思想。他说：“学问之道，贵在实行”，“圣贤之学，俱在践履。”（《朱舜水集》第369页），指出传统儒学的圣贤之道，其核心在于关注社会人生，切近人伦日用，贵在实行实用，重在有功于世。 日本的文化思想的传播主要来自于僧侣，自南宋时日本僧侣从中国带回融合于禅味的朱子学，所以当时日本上层人士出现了崇尚脱离实际、空谈佛理的僧侣主义倾向。出于对明亡的切肤之痛，他对此空疏之风深感忧虑：“嘘佛之气，足以飘我；濡佛之沫，足以溺我。”（《朱舜水集》第268页）。他主张学术为政治和社会服务，批评宋儒虽于义理辨析毫厘却不曾做得一事。反对空谈，反对坐而论道，要求那些巨儒鸿士应以康济时艰为己任。认为真正有用的鸿儒不是空谈性命义理、徒守章句训诂的儒者，而是能够解决政治、经济实际问题的人才。 这种实学思想虽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讲究实用，带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色彩，曾一度影响了当时日本学者的学风，对于促进水户派学术的发展和政治的改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科学技术在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得不到重视，在一些只知读“圣贤”书，一心追求功名人的眼中，往往被视为“奇技淫巧。”而朱舜水则不然，他对一些华而不实专供观赏玩好的工艺技术不感兴趣，他认为“昔有良工能于棘端刻沐猴，耳目口鼻苑然，毛发咸具，此天下古今之巧匠也。……工虽巧无益于世用也。”（《朱舜水集》第160页）。但对有关国家经济，有关民生日用的知识，无不关心，对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非常重视且颇有研究。他“格物穷理，志虑精纯，古今礼义而下，虽农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利，审其法度，穷其精巧，识考服其多能。”（《朱舜水集》第624页）。并将中国当时先进的农业、医药、工程建筑、手工工艺、从图样到制法，亲自加以指导和实践，传授给日本民众，给中日文化的交流增添了更多的内容。 四、注重操守、以身许国的人格理想 朱舜水出身在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家境的破落，身世的曲折，使朱舜水自少养成了一种耿直抗争、傲骨铮铮的秉性。他37岁时，朱氏宗人修家谱，想要附会为朱文公(朱熹)的后代，朱舜水当即查阅了家谱，发现基本相符，只有一世不明。他严肃指出：“一世不明，其不足据便在于此。且子孙若能自立，何必文公？如其不肖，虽以尧、舜为父，只得丹朱、商均耳。”（《朱舜水集》第348页））足见他不肯依草附木的风骨。 对于他的操守：监国鲁王许之以“矫矫不折”之士，黄黎洲目之为“异人”（《两异人传》），日本学者安东守约则评：“质性刚毅，以诚为本，一生不伪。”（《朱舜水集》第724页）。 在文学上，明遗民的诗通常有三大基本主题：抒发故国之思、复国之志；击刺暴戾高压的政治；赞美高洁的操守和贞节的人格，这三方面主题交织在朱舜水的诗文中。 《漫兴》：“流水去无尽，故人何日逢？乡书经岁达，离恨转重重。”表达国破家亡的不平与伤感。 《钱塘》：“天际银幡立，鸱夷怒未消；定知千载上，江水不生潮。”诉说对故国始终不谕的思念。 “汉土西看白日昏，伤心胡虏据中原。衣冠谁有先朝制？东海翻然认故园。”“廿年家国今何在？又报东胡设伪官。起看汉家天子气，横刀大海夜漫漫。”这两首《避地日本感赋》仿佛令人见到他站在东海岸，向西遥望、忠愤义烈的孤影，抒发内心茕茕孑立、郁郁寡欢的爱国悲情。 当他闻及王翊战败被擒不屈而死，于是终废中秋赏月，并前后写祭文三篇。他说：“天之所以生人，气为精而形为粗。臣之所以事君，忠为上而功为次。先生既已得其精者上者，而又何病哉！异日者倘可得也，必不因此言而忽也；必不可得也，亦不必端以此为恨也！”（《朱舜水集》祭王侍郎文三），并以正义浩气作精神的号召。至于平日他 “平居不妄言笑，惟以邦雠未复为憾。”（《朱舜水集》第631页）。他自制耐久不朽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言称“我既老在异邦，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也。” 舜水是他在日本取的号，意为“舜水者敝邑之水名也”，以抒发亡国痛楚，不忘故国故土之情。他参与设计的 “小石川后乐园”的命名也寄予了深广的忧患意识，取自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以警世诲人。 鉴于山河易色，他寄信给家乡的子孙，告诫他们要坚持民族气节，不要为清朝的科举功名利禄所诱惑；倡导为了生活，可以为农为工，甚至为佣工，但不得应科举，做清朝官吏。 他说，“汝辈既贫窘，能闭户读书为上；农圃渔樵，孝养二亲，亦上也。百工技艺，自食其力者，次之；万不得已，佣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虏官不可为耳。”（《朱舜水集》第46页）。 在异域他从不因为身居他国而献媚于人，而是始终注意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他批评日本人士“量窄意偏”，他说：“贵国习为骄贵，未知下贤之礼。……”（《朱舜水集》第220页）。虽然德川光国尽心供养，但他还是蔬食饮水，过着清苦的生活。德川光国想为他建造起居第，他再三推辞说：“吾祖宗坟墓，久为发掘，每念及此，五内惨烈。若丰屋而安居，岂我志乎？”（《清史稿》朱之瑜列传）。德川光国三番几次地劝他纳妾以便于侍奉，他总是婉言拒绝。他淡泊宁静的气度，忠信笃敬的教诲，使得他周围的人无不敬仰。 在流亡日本的二十三年中，他抗清的意志至死不衰，复明的决心始终不变，直至1682年病逝。简要概括朱舜水的人生轨迹是：明末，拒绝征召，坚持做隐者；明亡，义无返顾地投入到反清复明的武装斗争中去；大势已去，东渡日本，传播文化；最后客死扶桑，做大明的遗民。他的八十三年漫长的年月，是一部国破、家亡、流离、病苦的痛史。我们今天甚至可以用“忠”与“孤”两个大字来概括他的生涯：“忠”是他一生的信仰与灵魂，“孤”是他终身的生活与遭遇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