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审评高~~~~

如题所述

第1个回答  2011-05-14
《刘勰传》(评审稿)概述

 

刘勰(467——538),字彦和,东莞莒县人,南朝齐梁时期杰出的思想家。
刘勰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汉城阳王后裔。城阳王都莒二百余年,传九世十王,其子孙先后封侯者计五十四人。王莽篡权后,刘章后裔皆削爵,至晋永嘉时期五胡乱华,刘章后裔随琅琊王举家渡江南迁,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祖上的仕宦情况,今查到史料的有六世祖刘抚为彭城内史,五世祖刘爽为山阴令,四世祖刘仲道为余姚令,祖灵真,史料未记官职,其父刘尚为越骑校尉。刘勰从祖父刘秀之为宋司空。刘勰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僚世家。
刘勰出身世代官宦人家,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曾产生过前程似锦的幻想,以至于“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但好景不长,由于父亲在宋元徽二年(474年)的建康平叛战役中牺牲,而使刘勰早孤家贫。家庭的不幸变故,并没有使刘勰意志消沉,而是“笃志好学”,勤于读书,立志“摛 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聘绩”。在贫苦中求学,与母亲相依为命,不幸的是母亲也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因积劳成疾去世了。刘勰为母亲守丧三年后,已逾时俗的婚龄,以至于终身未婚。永明八年(490年),齐武帝下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随才受职,进得其人,受登贤之赏,荐非其才,获滥举之罪”。这使处于苦闷中的刘勰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抱着被举荐的欲望,离开家乡,奔走于建康城内的亲友故旧之间。但茫茫人海,谁会举荐一个孤儿呢? 此时定林寺僧侣与皇室关系密切,刘勰认为定林寺是个可去的地方,退可以有一个读书吃饭的地方,还可以避役;进可以有机会见到政要,或许遇到“伯乐”。于是去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十余年。十余年的寺院生活,并没有使刘勰成为一名佛徒,只是在寺院作为帮工,助祐校经。时僧祐已是著名的佛教律师,不仅来往于皇室,而且也出没于名山寺院,生平所得布施,皆投入定林寺和建初寺两寺的基本建设上,所得经书、卷轴皆藏于定林寺,定林寺为当时全国两大藏经处之一。僧祐把整理经藏的任务交由刘勰担当,刘勰实际上成了定林寺佛教古籍整理的执行主编。由于刘勰博通经论,因而定林寺经藏均由刘勰区别部类,录而叙之,整理而成。据研究,今传世的佛典目录《出三藏记集》虽署名僧佑,实出刘勰手笔。
刘勰因学问高深,又能写一手好文章,受到京师朝野士人和名僧的器重。于是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刘勰制文。齐永明十年(492年),定林寺高僧超辩圆寂,由刘勰为其撰写碑文。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年)定林寺高僧僧柔圆寂,沙门僧祐为之立碑,碑文亦由刘勰撰写。
由于刘勰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烈的仕途欲望使他身居佛门,心系仕宦,成名成家的思想使他不能安于现状。他认为“君子处世,树德建言”,也就是说,要么从政当官,恩及于百姓,要么著书立说,以垂后世。在充分估量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之后,认为只有著书立说是可以做到的。他想到为经书作注,以阐释圣人的旨趣,但又想到马融和郑玄在注经方面已做得相当出色,自己纵有深解,也难自成一家。但是,文章对于安邦治国却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切政务要靠它来实施;君臣之业,要靠它来发扬光大。但是时下之文风淫糜,文章体制逐渐败坏。有些作家只注意追求辞藻华丽而忽视文章内容,以至于“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为了纠正这种不正文风,遂遵“尼父陈训”,“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刘勰充分利用助祐校经的一切业余时间,费时约四、五年于梁天监元年春夏期间写成一部“论古今文体”的千古奇书——《文心雕龙》。书成之后,虽曾在文人间传开,但并未为时流所重,然而刘勰却深知其书的学术价值。于是决计取定于文坛领袖沈约。由于沈约贵盛,刘勰无由自达。于是便背上他的书扮作货郎,等候在沈约常来往的路上。当沈约车辆到来之时,他上前献书,沈约便命仆人取来试读。沈约被文章打动,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随时研读。
由于沈约对刘勰文才的褒扬,不久刘勰被任命为奉朝请。奉朝请一职,既无实权,又无属员,只是奉朝会请召而已。但这却是刘勰走向仕宦的第一步。
天监三年(504年),临川王萧宏为中军将军,遂引刘勰为记室。离开定林寺,开始了仕宦生涯。天监七年十一月,刘勰奉敕入定林寺与僧曼等三十人一起抄经,到八年(509年)四月抄毕,凡八十八卷。此时中军临川王萧宏已为司空,车骑将军王茂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遂调刘勰为车骑仓曹参军。天监九年(510年),刘勰出为太末县令,三年届满,吏部考评,“政有清绩”。遂调入仁威将军南康王府为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天监十五年(516年),由僧祐主持的剡县石城寺弥勒佛石像工程峻工,请刘勰前往撰写了《梁建安王造石城寺石像碑铭》。
自从梁武帝于天监三年(504年)舍道事佛以后,佛教成为国教,道教受到打击,佛道斗争日趋激烈。于天监十六年,武帝下诏宗庙祭祀改用蔬果,敕太医不得以生灵为药,并敕天下道观、道士皆还俗。刘勰抓住机遇上表建议二效农社祭祀应如七庙同改。武帝诏付尚书省讨论,得以通过,照刘勰建议行事。同时,刘勰也于本年撰写了《天惑论》—文,反驳道士对于佛教的攻击。一系列的护佛工作,取得了梁武帝的欢心,于是迁步兵校尉,兼通事舍人如故。天监十七年(518年),僧祐法师在建初寺圆寂,葬于开善路西定林寺之旧墓地,弟子正度立碑,刘勰制碑文。天监十八年(519年),刘勰免步兵校尉职,有敕与沙门慧震人定林寺撰经。普通三年(522年)梁武帝下诏,要求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对民间疾苦上报朝廷。在这一政治气氛下,刘勰抓紧完成了他的政论之作《刘子》一书。刘勰与慧震在定林寺自天监十八年(519年)至梁大同三年止,共撰经约七千五百余卷。待完成撰经任务,自己已是古稀之人,看眼下形影相吊,瞻念前程,一切皆为梦幻,一股悲凉和愤恨涌上心头,出家为僧的念头占了上风。于是先燔发自誓,遂上书皇帝付命并启求出家。武帝应允,赐法名慧地。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出家后,末期而卒。但也有人认为并未去世,而是潜回了故乡莒县,并创立了浮来山定林寺。
据《梁书·刘勰传》说刘勰有文集行于世,但在《隋书》中就已不见记载了,现在能找到的刘勰著作有《文心雕龙》、《刘子新论》(或称《刘子》)、《灭惑论》、《梁建安王造石城寺石像碑铭》,其余几篇碑文只见存目,不见文字。
刘勰作为一位思想家,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思想领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从修身养性,还是治国安邦都有独到的见解,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法学、军事学、人才学、社会管理学等诸多方面。
在哲学方面,尽管《梁书·刘勰传》中说刘勰“为文长于佛理”,但他的世界观基本是唯物的。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乾》《坤》两位,独制《文言》”。“太极”一词,出自《易·系辞上》,一般指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状态。阮籍在《通老论》里说:“《易》之‘太极’,《春秋》谓‘元’,《老子》谓之‘道’,‘道”是什么?何晏《无名论》说:“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这里的“太极”、“道”和“自然”是一个意思,因而“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也就是人文原于自然。这说明刘勰的世界观既不是客观唯心主义,也不是主观唯心主义,而是朴素唯物主义的。
刘勰的著作中还处处充满了辩证法。《文心雕龙·时序》篇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这就是说文学是社会的反映,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刘子·惜时》篇说:“夫停灯于缸,先焰非后焰,而明者不能见;藏山于泽今形非作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则时时灭,山则时时移矣”。《刘子·诫盈》篇说:“四时之序,节满则谢,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阳极则降,阴极则升,日中则昃,月盈而亏,此天下之常道也。势积则损,财聚则散,年盛则衰,乐极还悲,此人之恒情也。”这些都说明,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在不停地运行变化之中,而且都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活动,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循道,不能违抗。
民本主义的清明政治思想是刘勰政治思想的主要成份。《刘子·爱民》中说“天生万民则立之君,君则民之天也。天养万物以治阴阳为本,君之化民,以政教为务”“善为政治,必以仁爱为本,不以苛酷为先。”同时主张行政者要立法,做到“赏平罚当”,实行法治。
荐贤举能,均任适才的人才思想是刘勰政治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总之,刘勰主张建立一个丰衣足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怀自励的社会。
在社会经济上,刘勰主张以农为本。指出:“衣食者,民之本也;女工害,则寒之源也。”并主张国家要有一定的储蓄,以备荒年应急之用。
刘勰基本的文学思想是主张文章要“衔毕佩实”,“质文并重”。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反对“诡奇”、“淫糜”等为争一句之奇而穷思力索,主张“夸饰有节,饰而不诬”的写作原则。认为文章的写作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文学的任务是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于起到“顺美匡恶”。因而反对“无所匡正”、“无益时用”的文学。
以往的学者多谈刘勰的文学思想,忽视刘勰在军事方面的成就。一部《文心雕龙》的字里行间,无不以兵学思想贯穿于中。晚年著作的《刘子》一书,设专章谈兵论武。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谋略,这在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家中是少见的。
在《梁书·刘勰传》中,虽然说他“为文长于佛理”,但从他现有佛学著作看,多言他人所已言,未见有什么创新。
刘勰作为一位中世纪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复杂的,有些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例如,在《文心雕龙·养气》篇,主张形神一体,形在神在,形死神灭。在《灭惑论》中却主张通过佛法练神的一系列步骤,可以使神脱离形体而长在。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O七年起至二OO一年止,已公开发表论文三干余篇,出版专著二百余部,文心雕龙学已成为世界显学。有许多学者因研究文心雕龙学而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刘勰的文学理论已成为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其治国安邦学说被唐太宗编人《帝范》,被武则天编入《臣规》中。一千多年来,《刘子》一书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精神食粮,从政当官的良师益友。
为了纪念刘勰这位中世纪的杰出思想家,在他的祖籍莒县有他的大型立身石雕像,莒县城内的一条东西大街被命为“文心路”。在山东省设有刘勰文学评论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在刘勰的出生地江苏省镇江市建有“文苑”,以纪念其不朽之业绩,镇江市图书馆设立了《文心雕龙》研究资料中心。刘勰正在从学者的书斋走向人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