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何文章,字端甫,号覆车余生。少时在家乡读私塾,后到北平读高等学堂,又到日本留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做过陕北宋家川税务局长、汉阴县税务局长。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七二年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父亲的学历及任职情况,先前我是不知道的。父亲生前从未向儿辈说及。改革开放后,我的一位堂兄何金声,积极收集何氏家族史料,编纂了一部《何氏族谱》。期间他与我沟通,向我传达信息,这才逐步了解到父亲的一些情况。舅父李栋材和堂兄何金相,前些年也给我提供了若干资料,使我对父亲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原来父亲读过新旧学堂,高学历,当过几任七八品的小官。
我的记忆,父亲淡泊名利。早在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就已经离开官场,赋闲在家。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时,父亲就已经离开西安,举家迁居乡村,耕读度日。我见到的父亲,是一位戴着一顶草帽,提了一篮茶饭,去田间给劳作者送饭的老人。那时四五十岁的人,在青少年眼中已经够老。我见到的父亲,是戴了一副老花镜,爬在小小桌子上,用毛笔一笔一划记他的日记,写他的笔记的老人。他,应该是一个具有晚清和民国时期一般风貌的民间知识分子。
父亲是我的第一位老师。他为我设计的第一项功课是识字。记得有过看图识字之类的小人书。还有一块一块的印刷方块字,一面是图画,一面是汉字。大概幼童的记忆力好,加上这些图文并茂的学习书籍和材料带有游戏性,我学得很快,学龄前就已识得近千个字。
父亲给我上的第二堂课是记日记。刚刚上小学,刚刚走进课堂,父亲就让我记日记。那时我完全不明白什么是“日记”,更不知道为什么要记日记和怎样记日记。父亲拿来一个比现在的特型大三十二开书籍还要大、还要高的日记本,黄黄的薄薄的软软的纸,印有绿色小方格,让我开始记我的日记。父亲说:就把你看到的、想到的、做过的事记下来。开始时,我的日记是流水账:“今天上午上课:语文、算术、美术。下午上课:体育、音乐。”还有天晴、天阴、下雨等天气情形。间或也有一些有趣的事,如街上有“镶牙补眼”的招牌,有人念白了,说成“让牙扑眼”。“万能脚”来省城表演,那人居然会用脚写字、吃饭等等。总之,开始时我的日记记得比较琐碎、比较单调。但是,父亲坚持要我记下来,一天也不许间断。有时生病卧床,实在记不了,过后还得补记。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我自己居然也会编一些文字,记下一天的见闻和感想了。那内容也慢慢地稍稍地丰富了些,文字也慢慢地悄悄地有了些变化,并且习惯成自然,不需要父亲督促,天天记了下来。到小学毕业,总共记了十二个日记簿,堆起来有一两尺多厚。其间应该也有些儿时的趣事,以及那个年代学校和社会的一些情况,从一个少年儿童眼中看到的。可惜,未能保存下来。
父亲还让我背诵少量古文。他从《古文观止》等书上选出几篇,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又用浆糊拓裱成厚厚的书页,交我阅读背诵。记得有《郑伯克段于鄢》、《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陋室铭》和《杂说四》等。他选取文章的标准之一,大约是短,这些古文多只几百字,少则几十个字,确实精悍。估计也有他理念上的取向。小时候我倒是都背过了的,后来已不能完全背出,但也还能记得若干句子。
后来回忆,父亲对我的学习,是很费了心思很下了功夫的。识字当然重要,这是读书学习的基础。记日记训练了我的思维能力,训练了我的写作能力,尤其是养成习惯,愿意思考,愿意写作。读点古文,背点古文,也是有益的。毕竟古文曾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古文中许多词汇和成语,至今仍然鲜活。
我记忆中的父亲和蔼可亲。我从来没有遭遇过父母的打骂,也没有看见过父母对我的弟妹的打骂。他教育子女的方针是:言传身教,顺其自然。他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思考,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在他的日记中,我看到他的反省,说是曾要我写文言文,这可能是不对的,还发出感慨说:时代不同了。
在乡里间,在亲友间,父亲有一个好名声:乐善好施。我还记得,在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间,我们在西安的家,曾经住过很多亲友。父亲兄弟三人,我三叔全家曾在我们于西安市大车家巷的那个大院的偏院住过。父亲在绥德结婚回来时,外婆和一个未成年的小舅舅跟着来了,外婆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四十年,一直到去世。小舅则在我们家长大成人,读完大学,结婚成家,方才离开。期间,我的几个舅舅,三舅,四舅,都曾全家长期和我们同住。三外婆的大女儿在关中工作,她带了小女儿前来投奔,不幸女儿、女婿相继去世,母女俩就在我家生活。三外婆去世我们负责安葬,又将我的小姨养大成人结婚。我还记得,时不时有些贫困乡亲到我家讨借,父亲就让母亲量几升玉米、小麦或面粉帮助,这种帮助从来不要还债的,更不要回报。
不过,对于这样的行为,也曾有过不同声音。有人认为父亲忠厚可欺,故意沾父亲的便宜。父亲常一笑置之,从未在人前人后评说提及。母亲对此不甚满意,说不应该吃亏。可父亲的信条却是“吃亏是福”。我那时已经读了鲁迅,战斗性增强,更不敢苟同,甚至写了篇短文,题目叫做《吃亏是福吗?》发表在西安一家报纸的副刊上。父亲看后在他的日记上写道:有愧于儿辈。我那篇短文早已不在手边,后来曾经找寻,没有找到。找寻时是感觉有愧于父亲了。活到六七十岁,忽然觉得,“吃亏是福”之说不是可以轻易否定的。无论如何,沾便宜是不能提倡的,沾别人便宜叫损人利己,沾国家便宜叫损公肥私。
长大后回忆起来,父亲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教我学习,教我做人,既有手把手的教练,更有以身作则的感染。我曾经想要向父亲学习这样的教育子女的方法,可惜学得不好。
父亲对我,对儿辈的疼爱无微不至。我上小学时曾患头疼,亲戚和老师说是用功过度所致,父亲便让我休学一年。还买了一个叫做“健脑器”的东西给我戴,好像是用一种轻型金属制成,有凉爽作用。休学期间,父母还带了我去易俗社看秦腔,让我放松,快乐。我是对不起父亲的,文化大革命时,我受到审查、批判,关牛棚、进干校,父亲也受到连累,造反派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西安郊区农村,父亲被叫到大队部,多次逼迫交代我的罪行,已经七十多岁的父亲回家时鼻涕眼泪一大把,痛苦不堪。对此我先前全然不知。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我也全然不知。
如今我已经活到八十岁,比父亲活得更多。我应该好好向父亲学习,学他的淡泊名利,吃亏是福,学他的以身作则,助人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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