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何文章，字端甫，号覆车余生。少时在家乡读私塾，后到北平读高等学堂，又到日本留学。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做过陕北宋家川税务局长、汉阴县税务局长。一八九五年生，一九七二年逝世，享年七十七岁。
父亲的学历及任职情况，先前我是不知道的。父亲生前从未向儿辈说及。改革开放后，我的一位堂兄何金声，积极收集何氏家族史料，编纂了一部《何氏族谱》。期间他与我沟通，向我传达信息，这才逐步了解到父亲的一些情况。舅父李栋材和堂兄何金相，前些年也给我提供了若干资料，使我对父亲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原来父亲读过新旧学堂，高学历，当过几任七八品的小官。
我的记忆，父亲淡泊名利。早在我读小学的时候，父亲就已经离开官场，赋闲在家。早在抗日战争爆发之时，父亲就已经离开西安，举家迁居乡村，耕读度日。我见到的父亲，是一位戴着一顶草帽，提了一篮茶饭，去田间给劳作者送饭的老人。那时四五十岁的人，在青少年眼中已经够老。我见到的父亲，是戴了一副老花镜，爬在小小桌子上，用毛笔一笔一划记他的日记，写他的笔记的老人。他，应该是一个具有晚清和民国时期一般风貌的民间知识分子。
父亲是我的第一位老师。他为我设计的第一项功课是识字。记得有过看图识字之类的小人书。还有一块一块的印刷方块字，一面是图画，一面是汉字。大概幼童的记忆力好，加上这些图文并茂的学习书籍和材料带有游戏性，我学得很快，学龄前就已识得近千个字。
父亲给我上的第二堂课是记日记。刚刚上小学，刚刚走进课堂，父亲就让我记日记。那时我完全不明白什么是“日记”，更不知道为什么要记日记和怎样记日记。父亲拿来一个比现在的特型大三十二开书籍还要大、还要高的日记本，黄黄的薄薄的软软的纸，印有绿色小方格，让我开始记我的日记。父亲说：就把你看到的、想到的、做过的事记下来。开始时，我的日记是流水账：“今天上午上课：语文、算术、美术。下午上课：体育、音乐。”还有天晴、天阴、下雨等天气情形。间或也有一些有趣的事，如街上有“镶牙补眼”的招牌，有人念白了，说成“让牙扑眼”。“万能脚”来省城表演，那人居然会用脚写字、吃饭等等。总之，开始时我的日记记得比较琐碎、比较单调。但是，父亲坚持要我记下来，一天也不许间断。有时生病卧床，实在记不了，过后还得补记。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我自己居然也会编一些文字，记下一天的见闻和感想了。那内容也慢慢地稍稍地丰富了些，文字也慢慢地悄悄地有了些变化，并且习惯成自然，不需要父亲督促，天天记了下来。到小学毕业，总共记了十二个日记簿，堆起来有一两尺多厚。其间应该也有些儿时的趣事，以及那个年代学校和社会的一些情况，从一个少年儿童眼中看到的。可惜，未能保存下来。
父亲还让我背诵少量古文。他从《古文观止》等书上选出几篇，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又用浆糊拓裱成厚厚的书页，交我阅读背诵。记得有《郑伯克段于鄢》、《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陋室铭》和《杂说四》等。他选取文章的标准之一，大约是短，这些古文多只几百字，少则几十个字，确实精悍。估计也有他理念上的取向。小时候我倒是都背过了的，后来已不能完全背出，但也还能记得若干句子。
后来回忆，父亲对我的学习，是很费了心思很下了功夫的。识字当然重要，这是读书学习的基础。记日记训练了我的思维能力，训练了我的写作能力，尤其是养成习惯，愿意思考，愿意写作。读点古文，背点古文，也是有益的。毕竟古文曾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古文中许多词汇和成语，至今仍然鲜活。
我记忆中的父亲和蔼可亲。我从来没有遭遇过父母的打骂，也没有看见过父母对我的弟妹的打骂。他教育子女的方针是：言传身教，顺其自然。他自己也在不断地学习思考，不断地改变着自己的不合时宜的观念。在他的日记中，我看到他的反省，说是曾要我写文言文，这可能是不对的，还发出感慨说：时代不同了。
在乡里间，在亲友间，父亲有一个好名声：乐善好施。我还记得，在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间，我们在西安的家，曾经住过很多亲友。父亲兄弟三人，我三叔全家曾在我们于西安市大车家巷的那个大院的偏院住过。父亲在绥德结婚回来时，外婆和一个未成年的小舅舅跟着来了，外婆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四十年，一直到去世。小舅则在我们家长大成人，读完大学，结婚成家，方才离开。期间，我的几个舅舅，三舅，四舅，都曾全家长期和我们同住。三外婆的大女儿在关中工作，她带了小女儿前来投奔，不幸女儿、女婿相继去世，母女俩就在我家生活。三外婆去世我们负责安葬，又将我的小姨养大成人结婚。我还记得，时不时有些贫困乡亲到我家讨借，父亲就让母亲量几升玉米、小麦或面粉帮助，这种帮助从来不要还债的，更不要回报。
不过，对于这样的行为，也曾有过不同声音。有人认为父亲忠厚可欺，故意沾父亲的便宜。父亲常一笑置之，从未在人前人后评说提及。母亲对此不甚满意，说不应该吃亏。可父亲的信条却是“吃亏是福”。我那时已经读了鲁迅，战斗性增强，更不敢苟同，甚至写了篇短文，题目叫做《吃亏是福吗？》发表在西安一家报纸的副刊上。父亲看后在他的日记上写道:有愧于儿辈。我那篇短文早已不在手边，后来曾经找寻，没有找到。找寻时是感觉有愧于父亲了。活到六七十岁，忽然觉得，“吃亏是福”之说不是可以轻易否定的。无论如何，沾便宜是不能提倡的，沾别人便宜叫损人利己，沾国家便宜叫损公肥私。
长大后回忆起来，父亲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教我学习，教我做人，既有手把手的教练，更有以身作则的感染。我曾经想要向父亲学习这样的教育子女的方法，可惜学得不好。
父亲对我，对儿辈的疼爱无微不至。我上小学时曾患头疼，亲戚和老师说是用功过度所致，父亲便让我休学一年。还买了一个叫做“健脑器”的东西给我戴，好像是用一种轻型金属制成，有凉爽作用。休学期间，父母还带了我去易俗社看秦腔，让我放松，快乐。我是对不起父亲的，文化大革命时，我受到审查、批判，关牛棚、进干校，父亲也受到连累，造反派千里迢迢从北京来到西安郊区农村，父亲被叫到大队部，多次逼迫交代我的罪行，已经七十多岁的父亲回家时鼻涕眼泪一大把，痛苦不堪。对此我先前全然不知。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我也全然不知。
如今我已经活到八十岁，比父亲活得更多。我应该好好向父亲学习，学他的淡泊名利，吃亏是福，学他的以身作则，助人为乐……
参考资料：http://bbs.hsw.cn/484567/viewspace-6086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