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法律移植方面的做法，尤其在初期，似乎显得较为直接和仓促，如对德国民事诉讼法的大量翻译。江藤新平急于引进法国民法典的行为，尽管在当时背景下情有可原，但仍需理解其局限性。在引进外国法的过程中，遇到与本国国情不符或冲突的情况是常态，日本的“法典论争”就是一个例证。如何理解和处理所谓的“国情”，以及对传统习俗如一夫多妻、封建义务的评价，如清朝末期的缠足与长辫，都曾引发过争议。在日本民法制定过程中，家制问题长期成为焦点，如穗积陈重认为家制是日本的优越之处，而牧野英一在二战后则反对废除家制，这些都反映出在法律移植中的复杂性与教训。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性，所以在引进外国法律时，识别自身的特性至关重要。盲目照搬或拒绝接受先进法律都是不可取的。日本在民法中，如收养制度，起初借鉴西方，后来又调整为“特别收养”，反映了其在学习中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过程。在民事诉讼法中，日本曾引入德国程序，后发现不适合，予以调整，再次证明了灵活对待和适时修改的重要性。
日本在接受外国法律后，并非止步于表面，而是深入研究其理论基础，如北川善太郎倡导的“理论继受”。通过理论研究，日本能够使外国法本土化，从中筛选出适合本国国情的部分，并进行修正，使之更加适应日本社会。这种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日本民法典》是世界上重要的民法典之一。日本于1890年制定了旧民法典；1898年制定新民法典。其基本内容：①总则；②物权；③债权。日本民法典属于大陆法系，注重结果而忽视判例法和程序法，而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罗马法，并且是以1800年《法国民法典》和1907年《德国民法典》为主要渊源的基础上形成的法律。日本民法典对中国也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