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7-02-12
秦晖：在中国怎样当一个合格的左右派
2016-11-02 15:04:08
来源：凤凰评论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在此过程中，体用之争一度成为政治正确的关键选项。时至今日，中国仍处在现代化的转型之中，中西比较是转型讨论的常规话题。中西之不同到底在哪里？如何看待西方价值？在中国怎样当一个合格的左右派？近日，著名学者秦晖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读。此为系列之三，之一为《中西之别在问题意识，而非价值观》，之二为《晚清出了一批“毕福剑”》。
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在中西交往中要注意的，不是价值观差异，而是问题意识。中西方的问题意识存在差异，若混为一谈会导致极大的误区。
问题意识和价值观没有关系。比如我们都有主张自由的价值观，但在争取自由时，各自面对不同的问题。以前中国人对婚姻不满意，问题在于要从父母手里争取自由。因此在五四时代，很多人认为反爹反妈代表个性解放，这就是一种问题意识。即使价值观相同，不同的环境和状态也导致问题意识的差异。
中西交流有两大误区，一是以价值观不同为理由，认为我们要跟西方有价值观的区隔，二是忽视了问题意识的不同，把西方人的问题当作我们的问题。
现在有很多人谈论左派、右派，常有人说左派主张大政府，比如西方的左派欣赏福利国家；右派，比如自由派，喜欢政府少管事。有一句名言是，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他在思想方面对现在的左右派影响都很大，而且左派和右派都喜欢引用他的著作。在美国思想史上有一个长期争论，即杰弗逊到底是左派还是右派。曾经传言，“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是杰弗逊说的，甚至西方权威的工具书《大英百科全书》也如是说。这句名言影响了一代代的美国人，但杰弗逊说这句话的出处一直没有找到。后来发现，最早讲这句话其实是约翰·欧苏利文，一个杰粉，他经常把自己的观点说成杰弗逊的。1837年，他在美国《民主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杰弗逊说，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于是这句话就一直流传下来。
据我所知，这个考证在美国并没有人反驳。但是，杰弗逊是否讲过这句话是一回事，有没有小政府的想法是另一回事。有些人说他有，并举例说，在费城辩论时他担任驻外大使，给国内写了很多信，其中有一些说欧洲没有一个政府是好东西，不管是法国大革命建立的革命政府还是传统的王朝政府。还说欧洲人在这些政府下的生活很不幸，还不如美国的印第安人，而美国的印第安人是没有政府的原始民族。这些话似乎说明杰弗逊有小政府思想。杰弗逊曾说，在政府和报纸之间（他讲的报纸是指自由的舆论），宁可没有政府而有报纸，但绝不能没有报纸而有政府。这句话也被当做杰弗逊有小政府主张的证明。
后来美国有另一些人反驳，这种反驳都是和现实政治有关的，说杰弗逊主张小政府的都是共和党人，说杰弗逊主张大政府的都是民主党人。不管民主党或共和党，甚至美国共产党，都把杰弗逊当做自己的祖宗。美共在40年代的党章中明确指出，美国共产党的思想来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杰弗逊、林肯。原因有二，第一，在当时美国的政治流派中，杰弗逊被认为是代表草根的，与他作对的联邦党人如汉密尔顿是代表富人的，这使得民主派认为杰弗逊是他们的祖宗。第二，在当时的美国的政治争论中，杰弗逊是一个彻底的反联邦主义者。他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力太大很有意见，而联邦党人主张强化联邦权力。
真正的困惑在于，公认是富人代表的汉密尔顿主张大政府，代表穷人的杰弗逊主张小政府。但是，现在美国人一般都认为，同情穷人应该赞成大政府，增加税收和福利；同情富人应该赞成小政府，自由放任，不征税也不搞福利。杰弗逊却既被认为代表穷人，又主张小政府。这就把现在的美国人给搞糊涂了。有些人说杰弗逊主张小政府，另外一些人说杰弗逊就是天然的左派，主张大政府，这些人的争论有各自的理由。
美国人被杰弗逊的左右派别搞糊涂了
有人注意到杰弗逊曾在一封信中提到：美国人现在在大政府和小政府之间摇摆，就像一个钟摆一样，但是我相信钟摆最终会停止在中间状态。并据此说杰弗逊反对小政府，他主张的是一个适度的政府，既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另外一些人说杰弗逊主张大政府，提出以下理由：杰弗逊一个朋友乔治·梅森，也是他的战友、同党和同乡。他有一句名言，最好的政府是能够为人民提供最多服务的政府。尽管这句话并不出自杰弗逊本人，但乔治·梅森是杰弗逊一派的发言人，所以他的这句话代表了杰弗逊关于大政府的主张。
这些事情曾经把美国人搞的很糊涂，罗斯福就是其中之一。按照美国的观点，罗斯福是很左的人，他的新政改变了美国自由资本主义不干预的原则。美国不是一个高福利国家，但也搞了一些福利，这些福利主要来自杰弗逊和肯尼迪，他们都提倡“反对贫困”。罗斯福主张的自由，其中有一个是避免匮乏的自由，即不当穷人的自由。现在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不赞成这个说法，认为政府保障投票权和财产权都是可以的，但政府怎么能保障你不当穷人呢？要保障不当穷人，那就要搞再分配，这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反对的。
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就是推行福利政策保护弱势群体的左派总统，基本上都出身大富豪家庭，包括罗斯福、肯尼迪；美国最右的总统都是平民子弟，最典型的是里根。罗斯福从小就视杰弗逊为偶像，经常引杰弗逊的话，因为罗斯福认为自己代表穷人，杰弗逊也代表穷人。罗斯福有一句名言：站在杰弗逊后面的是美国穷人和劳动者，站在汉密尔顿后面的是工商业老板。他说，经过120多年以后，我们现在看到过太多的汉密尔顿，但是我们能不能再找一个杰弗逊呢？这个话的意思是，他要当杰弗逊。罗斯福的政策被认为是大政府的政策，他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干预的做法，有人认为是凯恩斯主义，有人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在一些人甚至说罗斯福在学苏联，奥巴马在学毛泽东。
在美国凡是这样说的人都是极右派，都是为了骂罗斯福和奥巴马，从来没有一个人正面说，罗斯福真的是学斯大林。但罗斯福上台以后，确实改变了美国自由放任的政策。第二次当选时，他说“现在美国面临很多问题，大家都看着政府，但是政府却调过脸去，就是不理会大家（他指自由放任的胡佛政府），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用最好的政府就是最不管事政府的胡言乱语来糊弄大家，我们能容忍吗？”当时这句话还公认是杰弗逊说的，于是舆论就哗然。自认为是杰弗逊信徒的人，怎么会这么攻击杰弗逊的名言呢？这就把罗斯福置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罗斯福崇拜杰弗逊，是因为杰弗逊代表穷人，但罗斯福代表穷人的方式，又是要搞再分配、搞福利国家，和杰弗逊的主张很不一样。
我能理解杰弗逊，那个时代的杰弗逊和现在美国人面对的问题有很大区别的。当时杰弗逊等人从事的是反英事业，他们对英国的不满意有两条，一是当时的英王以暴政统治北美。他们认为，英王有很多不该有的权力，比如在北美征税。波士顿茶党反对茶叶税，但英国不经过授权就征税，这是英王不该享有的权力。第二，他们认为，虽然税收繁重，但英王没有给北美殖民地人民提供应该提供的服务。英王垄断了和印第安人买毛皮等货物的交易，赚了很多钱，因此不让白人去骚扰他们。而殖民地的白人是开拓者，他们要开拓就会跟当地的印第安人产生纠纷，他们认为英王政府保护白人不够，是不负责任的政府。
福利国家的民众，也没理由感恩政府
说杰弗逊是小政府的主张者是有道理的，因为他非常害怕政府权力太大；说他是一个大政府的主张者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很害怕政府的责任太小。这两种说法都出现过。比如说“政府应该给老百姓提供最多的服务”，就是大政府的言论。罗斯福新政时期，罗斯福在解释杰弗逊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麻烦。
罗斯福的朋友李普曼，是美国很有名的政论家，他曾指出：“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这完全正确；但同样正确的是，最好的政府也是提供服务最多的政府。”如果这两句话讲到极端就会变成，最好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权力最小、让自由得到最多保障的政府，同时又是一个责任最大、让我们得到最多福利的政府。
在财政上它应该是一个不征税，但提供高福利的政府，但是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能在两者中做出选择。可以选择权力大、责任也大的政府，或者权力小责任也小的政府，但不能指望一个权力非常小，责任又非常大的政府，也不能指望一个不征税的政府提供高福利，这是现在西方人面临的问题。政府权力无穷大，责任无穷小，既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同时又没有给老百姓提供任何服务，如果面对这样的政府，同时要求既限制它的权力，又追问它的责任，索要更多的福利，这是矛盾的吗？当然不是矛盾的。
所谓大政府、小政府之争，前提是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对应。大政府，是权力和责任都大的政府；小政府，是权力和责任都小的政府。这是一种契约政府，权力由人们赋予。我们给它权力，是为了让它给我们承担服务责任。想让它多负点责，就多给它一点权力；如果害怕它的权力太大，就不能要求它给我们承担太大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大政府小政府、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的争论。
可是杰弗逊那个时代的人们，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杰弗逊时代的人们，乃至所有前宪政时代的人们，包括美国和欧洲，都没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欧洲人当时面临的是国王，国王天然既希望横征暴敛，又不对臣民承担责任。虽然国王会为臣民做一些事，但这不叫责任。国王为做了事，那是大恩大德，如果他不做，也不能向国王问责。所以，福利国家千奇百怪，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凡是福利国家，都听不到老百姓感谢政府。包括从摇篮到坟墓都由政府负责的瑞典，也没有哪个瑞典人感谢社会党。因为他们认为，政府搞福利是我们要求他们负责任，如果不搞了，你就下台；搞得好，就让你执政，人们没有感谢政府的必要。
凡是要感谢，那就证明没办法对它进行问责，它给你一点，你要感恩，它不给你，政府是没有任何责任的。所谓没有责任，不是说它不干事，而是说他干这个事只是它的爱好，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在瑞典搞福利并不是政府的爱好，瑞典也有不想搞福利的右派上台，但是它当选了就得干。因为瑞典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要不干就得改法律，改法律在议会上是通不过的。在契约政府，不管左派右派，只根据契约实现权责对应。
假如不是权责对应，问题就大了。如果国王的权力不是你授予的，也不为你干事，只是想为自己干事，他横征暴敛是为了养三千佳丽，建十里宫阙、万顷林苑，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怪他搞福利太多吗？当然不会。面对这样的状态，所有的人都会像杰弗逊那样，一方面埋怨政府不负责任，要求强化政府的责任，即追求一种大责任的政府；另一方面又要限制政府权力，即追求一种权力意义上的小政府。这个追求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人们问题意识改变，就会把这些东西忘记。
说秦始皇时代是小政府太荒谬
我在美国曾经跟一些朋友说，看了美国人关于杰弗逊问题的争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似乎比美国人更了解杰弗逊，不是因为受美国文化的影响或者我英语讲得好，或者我看杰弗逊的书比他们看的还多，而是我们的问题意识更接近杰弗逊时代。现在很多美国人不能理解杰弗逊的问题意识，不是因为他们价值观跟杰弗逊的有多大的不同，他们不能理解杰弗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在暴政中的日子太久了，已经把宪政当做不言自明的前提。他们讨论这些问题，根本就不讨论这些前提。现在西方衡量一个国家的福利标准，通行的是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百分之多少，认为高税收是福利国家，低税收国家是自由放任。国内一位著名学者就说，中国已经成为高福利国家，因为中国税收水平已经很高了，这能成立吗？
一个有趣的右派经济自由主义者，曾经在报纸上写文章，说秦始皇时代的政府是一个小政府。因为它不搞义务教育，也不搞公费医疗，尽管他可以随意杀头或者诛九族，因此他说秦始皇的政府是一个小政府。秦始皇搞诛连九族是有道理的，因为可以降低大政府的危险。正常的政府，要实现控制，就要养一大堆警察，就会变成大政府。秦始皇发明一种办法，让老百姓互相监督，互相告发。如果你讲了反政府的话，但我不检举你，就把我们一块杀。这样的话全民当特务，互相监督，政府就可以不养那么多警察，就实现小政府了。
可以随意诛人九族那还是小政府吗？他认为，小政府就是现在西方人讲的不搞福利的政府。按照这个标准，秦始皇绝对是小政府，瑞典绝对是大政府。但哪一个自由主义者愿意生活在秦始皇那个时代，而不愿意生活在瑞典呢？大概他们在瑞典待得不愉快，但是他们绝对不会认为在秦始皇统治下他们会待得更愉快。
统治者往往希望尽量扩大权力，而尽量减少责任；与此相反，没有一个老百姓不希望统治者的权力最小，责任最大，既为百姓办事，又不收钱。宪法治理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两种主张都是不行的。前一种主张可以实现，但不应该有，那就需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达成一个契约，权力和责任对应。但是老百姓对此有不同意见，有些人喜欢多一点服务，就愿意多给一点权力，有些人害怕政府权力大，也不指望它提供太多服务，于是就产生了多党制和左右派的争论。最后达成的是一个多数人的意见，权力和责任据此安排。
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难道不应该要求限制它的权力吗？政府对民众不负责任，难道不能要求追问它的责任吗？这两者并没有矛盾。要求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行的。可是面对一个既吃山珍海味又不愿意跑的马，我们既要求它吃得少一点，又要求它跑得多一点，不存在任何问题。
马克思那一代左派也不认同国家管制
左派支持福利国家，只是20世纪的现象，在19世纪不是这样，马克思时代也不是这样。列宁在1895年俄国社会民主党起草《党纲》的时候，加进了一段如今会被认为是极右的言论。当时，很多人说沙皇的政府强大可以保护工人，压制资本家。列宁当时就写了一段话：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对工人解放是最大的不利，工人的解放不能依靠一个强大的政府和它的官僚。恰恰相反，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及其官僚是工人解放最危险的敌人。工人的解放是自己的事，我们只能自己解放自己，不能指望所谓的强大政府。
这段话会让人认为，列宁指的是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府？资产阶级的政府强大了以后是对工人不利，但是列宁讲了，这个政府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府，而是资产阶级也要反对的专制政府。当资产阶级起来反对专制政府的时候，无产阶级应该跟资产阶级联手。一个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既会侵犯资产阶级，也会侵犯无产阶级，它是资产阶级和物产阶级都不能接受的。这实际上属于所谓的自由派言论。
不光是列宁，在马克思这一派人的思想话语中，对自由放任的经济主张有是批评的。比如说马克思对亚当·斯密是有批评的，但是他对亚当·斯密在历史上的意义基本上是肯定的。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这也是教科书的说法。在马克思那一代左派看来，凡是国家管制的主张都比自由放任更糟糕。在17世纪，主张自由放任的奎奈，得到了马克思很高的评价，与他相反的主张国家管制的重商主义者都被马克思骂。
到了18、19世纪这个时代，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是马克思愿意批判继承的。与亚当·斯密对立的主张国家管制的，比如李斯特，他现在被中国一些左派捧的很高，是所谓的历史主义学派，马恩对历史学派没有一句好话。现在很多人公认，福利国家的老祖宗是俾斯麦，但他搞福利的时候，德国左派是反对的，支持俾斯麦的是比自由派还要右的右派。但是同样在德国，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就变成是左派赞成提高福利，右派反对提高福利。福利国家都是以民主国家为前提的，在民主国家之前的专制时代，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的问题是伪问题，因为那时候基本处于既没有福利也没有自由的状态。
假如我们能把政府的权力大小和责任大小，用一个坐标系来划分的话，就会看到当代西方的政府其实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权力比较大、责任也比较大的政府，在经济上就实行高税收，高福利。这种政府是左派政府，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另一种是权力小，责任也小的政府，提供最多的自由，但是不会给太多福利，这种政府是古典自由政府。这两种政府是现在的西方人或者说20世纪的西方人面临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一左一右，但也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权力和责任对应。
除了这两种可能以外，有没有其他可能呢？比方，权力很小但是责任很大。西方人对现状还不满足，于是开始追求这么一种政府。像希腊，说它是左派吧，它收税很少，说它是右派吧，它的福利又很多。当然，这个问题也是与时俱进的，以前并不存，它是全球化以后开始严重起来了。
在中国如何当左右派
如果今天要在中国支持某一个派别，有没有可能呢？如果做左派，主张大政府，需要明确你主张的是大责任政府还是大政府。在西方不用提这个问题，但在中国就要提。在波兰，大责任政府的主张者，就是团结工会（波兰的工人组织），团结工整天向政府问责——为什么牛奶买不到了？为什么暖气不够？这些都要找政府算账。不追问责任，但为它扩大权力，则是另一种当左派的方式，他们会认为政府就是应该多收税。
当右派也可以有两种当法，比如可以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不能随便抓人，不能想征税就征税等。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有媒体登了一篇七学者指责西方福利国家的文章，说西方现在的问题都是福利国家造成的。这些人是左派，但左派这样讲很奇怪，右派这样讲大家才觉得理所应当，因为西方的右派就是这样讲的。
可是西方的右派可以这样讲，中国的右派能这样讲吗？用一个左派当税务局长，多收税，再用一个右派当民政局长，什么都不管，把钱全部省下来为政府服务，那当然不行。
我不主张让政府负责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但是如果政府权力无所不包，我们从摇篮到坟墓都应该问责于政府，这是无可非议的，而且不影响自由主义的立场。反过来讲，如果我是一个左派，在现代政治条件下是愿意高税收的，因为只有高税收才能高福利，但如果我在秦始皇那个时代，我是左派就该为它横征暴敛背书吗？左派反对专制者的横征暴敛，这不是比比皆是吗？反对横征暴敛怎会违背左派的立场呢？在这种问题上，真正使我们产生误区的不是什么价值观，甚至不是我们太左还是太右了，而是我们的问题意识有了很大的误区，而且这个问题不仅中国存在，西方也同样存在。
民主制度比较容易产生赤字
提问：怎样才能让政府权力最小，让民众得到最大的福利？
秦晖：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是不行的。但是这种诉求作为一种谈判要价，是必须要有的。当政府既想推卸责任，又想扩张权力的时候，必须奋起而行之，强调相反的东西。政府主张横征暴敛，但是什么都不给你办，你就要针锋相对地提出，你征一分钱的税都是不合法的，而且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我都可以向你要。在提的过程中，政府那种可恶的想法就不能实现了，你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也不能实现，最终大家就会签订一个契约，谈出一个结果——马到底吃多少草？走多少路？
民主国家的宪政史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凡是不通过暴力革命实现宪政的，甚至由于变革引起暴力革命的，最初的切入点都是财政问题——导致变革的问题都是赤字。什么叫赤字呢？就是政府收钱收不来，或者收不到它认为应该收到的，而有些花费又不能不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第一步就会有真正的财政公开，预算透明了。现在很多人说和平过渡的一个途径，就是首先从预算做起。从预算做起，就要让当选者能够亮账本。如果他的钱无穷多，但是又不愿意给民众花，他愿意亮账本吗？就算亮了，肯定也是两本帐，亮出来的是假的。
在什么情况下政府才愿意亮账本呢？只有政府想收钱收不来，民众又逼它不停花钱，赤字多得受不了，政府就拿账本给大家看看：我只收了这么多钱，可怜可怜我吧，要么让我少办点事，要么少收点钱。于是就讨价还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讨价还价成功了，权力和责任对应起来了，政府的权力是民众认可的，是民众可以追诉的；还有一种，讨价还价谈不成，于是出现了国会和国王的斗争。当年英国、法国的宪政，就是因为财政赤字搞起来的，如果没有财政赤字，国王可以不开国会。国王开国会，不是因为他有民主意识，而是他没钱用了，赤字多到他受不了，遂要跟纳税人商量。
除了受西德因素影响的东德以外，在东欧最早发生变革的，如波兰和匈牙利，都是东欧国家当中赤字最多的。反过来说也一样，民主制度比较容易产生赤字——布坎南等人也都说过。这很容易理解，他们政府向老百姓收钱，老百姓不喜欢交，反而逼政府多花钱，这样政府就容易产生赤字了。
因此虽然你所说的做不到，但是我们必须做，因为讨价还价是走向现代政治必须要做的。当然，现在希腊人既不想交税，又要搞福利，本来是不可能的，但他们可以吃欧洲，这么下去把欧洲都要吃垮了，最终还是不行的，这是一个国家民主制度面临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原来只是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但是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个国家的财政问题，往往超出国家的范围，因为它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透支，把原来一个国家玩不成的游戏，变得好像可以玩得成了，在这个情况下，对希腊人的要求就要反过来，不能对政府问责太厉害，也不能对政府限权太厉害，应该让政府多收点税，少干点福利，因为他们已经欠了一屁股债了。可是在我们这里这样讲，就没有天地良心了，不同问题意识的条件下，诉求是不一样的。
提问：如果社会帮政府承担责任，进而对它的权力有一些制约，这种转化机制是否可行？
秦晖：我恰恰认为这个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不承担责任的权力，是谁都不愿意放弃的，要限制它的权力只能追问它的责任，当这个责任大到它承担不起的时候，它就会愿意限制权力了。就像当年的波兰执政党，团结工会向它提出那么多的要求，它满足不了，只好开圆桌会议，让出部分权力。假如老百姓饿死了都不会向波兰的统治者问责，波兰能够出现变化吗？
所以无论是限权还是问责，都应该是逐步的。比如孙志刚事件以前，可以随便抓盲流，孙志刚事件以后，这种事情就少了，这就是限制政府权力，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一方面逐步限权，一方面逐步问责。
你刚才讲民间替政府承担责任，凭什么？搞慈善不是为了给政府卸责，是认为我们有参与公益的权利。给农民工办学校，是认为我们有权利办教育，而不是说政府可以不给农民工搞义务教育，这两者完全可以同时进行。现在情况是倒过来的，政府为农民工提供教育的门坎很高，农民工要满足各种条件，政府才对他承担义务。还是那句话，当权力不受约束时，不能为它推卸责任；当责任不可追问时，不能给它扩大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