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2-06-20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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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
客观公正
项羽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