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初历》的制订。公元前104年，西汉王朝开始了制订《太初历》的工作，在制订《太初历》的过程中，以司马迁为代表的盖天学派同新出现的浑天学派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是浑天学派的重要人物落下闳“为汉孝武帝于地中转浑天，定时节，作《泰初历》。”[[13]] “转浑天”，可以理解成用浑仪测天，也可以理解成用浑象演示天象。我们倾向于理解成用浑仪测天，因为在当时的浑盖之争中，测量是大问题，司马迁在争论之初的“定东西，立晷仪，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于四方”[[14]]的做法，就是测量。盖天说的“立表正南北之中央，以绳系颠，……车辐引绳就中央之正以为毂”[[15]]的测量方法，对测量者所处位置有内在要求，不在地中进行的测量从理论上是不成立的。[[16]] 古人对此有深刻认识，唐代李淳风在引述西汉刘向《洪范传》所记“夏至影一尺五寸八分”时, 曾专门指出：“是时汉都长安, 而向不言测影处所。若在长安, 则非晷影之正也。”（[7]）浑天家落下闳跋山涉水，跑到远离西汉都城长安的地中阳城进行测量，既体现了其所得数据的权威性，又可以昭示盖天说测量方式在理论上的缺陷。也许正是落下闳在离长安千里之外的地中进行的测量，导致了浑天家提出的《太初历》方案在浑盖之争中占据了上风。退一步说，即使落下闳的“转浑天”是转动浑象来演示天象，那他也是千里迢迢特地前往地中做这件事的。在这里，地中概念在《太初历》的制订及由此开始的长达几百年的浑盖之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登封观星台作为地中概念的体现者与这一历史事件是联系在一起的。
唐开元年间的天文大地测量。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僧一行奉诏制订《大衍历》。为制订《大衍历》，首先要进行天文大地测量。据《新唐书·天文志》记载：“及一行作《大衍历》，诏太史测天下之晷，求其土中，以为定数。”土中即地中，可见这次测量一开始就与地中概念联系到了一起。开元年间的这次测量是由南宫说具体负责的，从公元721年开始，至725年结束。为进行这次测量，考察队人员从极平纬17.4°的林邑（在今越南中部的顺化附近）到40°的蔚州（在今山西北部灵丘附近），共设观测站9处，其中就包括阳城。各站沿着这条长达7973里（超过3500公里）的子午线，用传统的八尺之表同时进行了冬夏二至的影长和北极出地高度等因素的测量。在具体测量开始之前，为了凸现阳城的地位，纪念传统的地中学说，南宫说奉诏在阳城建立了周公测景台。具体过程上节已有论述。南宫说组织的这次测量，是世界上首次对子午线1°长度的实测，测量结果对一行制订《大衍历》发挥了重要作用。李约瑟博士（Dr Joseph Needham）评价说，“世界各地在中古代初期所进行的有组织的野外测量，以这一次最值得注意。”[[17]] 在这次测量中，阳城是一个重要观测点，而建于阳城的周公测景台则是古代地中概念的实物见证，也是一行和南宫说等人组织的唐代天文大地测量这一历史事件的标志性纪念物。一行在测量结束后编制《大衍历》时，多次以阳城测影所得之数据与其他测点之数据进行比较，这些比较凸现了阳城测影的重要性。
唐代以后，中国古人还进行了多次系统的恒星观测。仅北宋的一百多年间，就进行了五次系统的恒星观测，这些观测，无一不以周公测景台为重要观测点。特别是在元代初年的历法改革中，为了为制订历法提供准确的天文数据，郭守敬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四海测验”，观测范围从北纬15°的南海起，每隔10°设一个点，直到北纬65°的地方为止，建立了27个天文台和观测台，其涉及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观星台就是为进行这次观测而建造的，它是这次活动的中心观测台站。从当时留下来的记录看，在这27处观测台站中，采用高表测影的只有大都（今北京）和阳城（今登封告成，即登封观星台所在地）两处，而这两处中只有阳城为测影建起了高台，保留至今的测影建筑也只有登封观星台一处。在郭守敬组织这次测量时，河南登封既不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也不是经济中心，甚至连文化中心也算不上，在这种情况下，郭守敬之所以选择在登封建台测影，自然是由于登封是传统所认为的地中之所在地，在这里获得的结果，具有更大的权威性与可比较性。郭守敬建立的登封观星台遗留至今，它当之无愧成了郭守敬组织的元初天文大地测量的实物见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观星台台体和有关文物进行了加固维修。1961年﹐国务院规定登封观星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