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
1935年春，他从泉州来到上海，以“剑庐”为笔名，写一些与中国戏曲有关的短文，发表于各种小报。当时无固定职业，生活颇为困苦，谈不上系统研究。7月，获中华全国海员工会之职，生活稍为安定，便利用工作之暇，着手写作《中国戏剧史略》和《中国剧场史》。其写作动机主要是：就场上的、立体的、综合性的视角来论中国戏剧的历史——“往昔论剧者，审音校律，所论几皆为曲而非剧”，其实“中国之有戏剧，固远在未有曲体之前”；“戏剧本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是则场上重于案头，不言而喻”①。这两本小书于1936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先父称：二书出版后“虽能并行，然已离案头与场上为二，昧厥初心，不无耿耿”②——他始终想要写一部更为全面、更为完善的中国戏剧史。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海员工会南迁，先父留居法租界。在从事抗日救亡文艺和话剧创作的同时，开始重新编写史著，定名《中国戏剧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大约在1939年初，基本完成大纲。40年代，戏剧史上的重要文献《脉望馆藏钞校本古今杂剧》被发现，《孤本元明杂剧》出版问世。先父当时蛰居无锡，对已完成的初稿作了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大约在1947年左右，完成了长达40余万字的全稿。1950年底，先父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任教，再作整理。至此，稿凡三易，经田汉推荐编入“人民戏剧丛书”，于1953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③。后来，这部著作于1957年秋再次修订，改名《中国戏剧史长编》，1960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专著的撰写，从1937年秋开始着手，至1960年的修订为《长编》，前后经历了20余年。戏剧史的编写，需要长期的、丰富的经验积累和资料积累。先父回忆青年时代的实践时称：“湖南这一地方，自清代末叶起，便酝酿着革命，如哥老会起事，及长沙闹粮荒而烧抚台衙门。接着便是辛亥革命，简直没有宁静过。值此之故，湖南戏曲的发展根本谈不到，只有闭关自守地停留在19世纪阶段。”④ “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因为军阀混战，湖南成为南北战争的军事要冲，各地戏曲事业都随之一落千丈”。⑤“我是长沙人，自幼便看湘戏。因为极端爱好它，也曾习唱过几句，并且常在戏园或庙场的后台走走，颇认识几个当时有名伶工。”⑥他的父亲是湘剧高腔的票友。他自己幼年练过武功，17岁在长沙“社会教育新剧团”（文明戏班）习演丑角，后又随班进入“豫园京剧班”习演武戏一年多。京剧班解散，他又与伙伴加入“樊锦山马戏团”，在湖南的常德、沅江、岳阳、湘阴一带流动演出了两年。这段长达4年的舞台生涯和流浪生活，对他毕生从事戏剧事业和戏剧史研究至关重要。此后，在上海地区的话剧和电影创作生涯，又使他不断接受民主文艺思潮和西方戏剧形态，在实践中形成了新的戏剧观念。
30——40年代，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公共图书馆，更缺乏专门的研究机构，学者治学大都属于个人奋斗。先父的藏书在这一时期不断增加。主要有赖于话剧、电影创作的稿酬，几乎全部投入购买书籍和相关资料。大部头的史籍、类书、辞书，如箱装二十四史、线装《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缀白裘》，以及戏曲、笔记、小说的善本、原本、小唱本、手抄本等等，大部分购集于这一时期，其中不乏罕见的珍贵资料。有的资料如清初李玉的剧作《清忠谱》等甚至是他自己手抄的。
除了书籍以外，为了聆听戏曲的有声资料，他特地购置了一台当时堪称奢侈品的手摇落地式唱机和多达几十箱的戏曲曲艺唱片。为了全方位把握戏剧的文化习俗和戏剧造型，凡相关图片、剧照、文物、工艺品，乃至年画、香烟画片、海报、说明书、剪报等等无不搜集。为此，不得不节衣缩食，减少家庭开支。在《中国戏剧史》“自序”中，他曾经透露过当时的困境，如：获悉明抄本脉望馆杂剧被发现，“原本仍为私人枕秘，不容问津。辗转数月，始钞得目录一纸，而内容何似，仍属茫然。迨孤本元明杂剧出版，方得据以补正。”“寒斋书本不多，旁徵博采，不免藉助他山。一瓻往来，无间雨雪，历经虽艰，不以为苦。”“中经敌伪搜查，几被抄没。……方其严刑逼拷，目睹死者累累，自分不及见本书之刊出矣。”后一句，指的是他1942年六、七月间在上海遭日本宪兵队搜捕，以及1943年随中国旅行剧团到北京演出时遭日伪当局逮捕的险恶经历。
先父在解放前便有从教的阅历。1947年，《中国戏剧史》作为专业课程，曾在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戏剧教育系讲授。1952年秋，建成不久的中央戏剧学院开设《中国戏剧史》，由先父主讲，同时培养助教。此后，他陆续为歌剧系、戏剧文学系、戏剧编导班和中国戏曲学校（现中国戏曲学院）的高级班、上海戏剧学院的编导班讲授过这门课程。1957年5月至7月，为了培养新中国的戏剧理论工作者，他又在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了10次专题讲座，整理为《中国戏剧史讲座》一书。50——60年代，因为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有了比较优越的教学科研条件，他无比欣喜，专心于史论研究，著述颇丰。尽管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里，他的《中国戏剧史》曾受到批评，甚至遭到批判，但是他并不意气用事。在接受合理意见的同时，依然多方面搜集史料，特别是新发现的文物资料和民间戏剧资料。他尤其注意从场上艺术、综合艺术、民间艺术的视角爬罗剔抉、条分缕析，试图找到过去文人不曾注意、文献缺载而实际存在的立体、综合的中国戏剧发展规律，特别是民间戏剧艺术的发展历史及规律。1967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在“自我检查”中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当初写三卷本《中国戏剧史》，“认为只要把一些现象的经过说明，就可以算是历史”，没有作原因和实质的分析。“因此，我后来把此书改作《长编》时，便想到必须重新写过。以后编写讲义便另名《纲要》，……以民间艺术为主流”，并且“广泛地联系到京剧、梆子以外的各地方剧种”——他最后的一部中国戏剧史专著，就是1979年作为遗著出版的《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先父的最后十几年，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剥夺了教学、科研、写作的权利。这一时期他留下的，只是没完没了的检查和“交代”材料，大约有十几万字。在这些零零星星的交待材料里，他没有失去作为史学家的道德和良心。尽管被抄了家，却始终不为当年戏剧界的同仁们附加任何诬蔑不实之词，有意无意中，却留下了早期话剧电影探索的珍贵的史料。
40年代末，他与戏剧家欧阳予倩同在香港某电影公司任职。欧阳曾为他写过两首诗，概括了他的前半生，没想到也道中了他的后半生。句云：
“帽子横飞不用慌，先生尔已设重防。
寄情千载分前后，大胆摊书尽古装。”
“择仁不为严刑改，嫉俗翻惊恶梦长。
只有坚贞堪自傲，湘山湘水意偏长。”
注：
① 当时的写作动机，在中华书局1953年版《中国戏剧史》“自序”中涉及。
② 同上注。
③ 1967年，先父在文革交待材料中写道：“在对日抗战时期，我就着手搜集资料，写出了一个大纲。在我到香港之前（1948年），基本上已写成40多万字的全稿。当时曾送到商务、世界、开明等书店，都未接受。直到解放后，才由中华书局予以排印。这就是那个三卷本的《中国戏剧史》。”
④ 周贻白《湘剧漫谈》，1952年。
⑤ 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辛亥革命前后的各地方戏曲”章，1961年撰。
⑥ 同注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