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6月，肖永银出生在河南省新县箭厂河乡肖家湾，原名肖永寅。他5岁时母亲就去世了，13岁时父亲肖治学参加革命，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误杀害。1930年4月，肖永银参加了红军，被编入红一军第一师三大队任勤务员，后任军部司号连班长。第二年春，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推行“左”倾错误路线，肖永银被捕入狱 。1932年9月，红四方面军反“围剿”失利，西征川陕，肖永银被罚进“苦工队”。他随队走完了三千里征程。1933年6月，他被释放，任红四军十一师三十三团司号员。在反四川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时，三十三团损失惨重，营、连指挥员也大多牺牲。团长张吉厚急得直嚷嚷。这时，肖永银走上前说：“团长，给我两个连，我以攻为守打下去，打不退川军，杀我的头！”
张吉厚看看机灵的小号兵，点头答应。肖永银挥起手枪，带着两个连队跃出战壕冲进敌群，来回几次拼杀，犹入无人之境，大有万军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张吉厚在山上见此高兴得跳了起来，挥部反击。川军先是惊愕，后是动摇、溃败，并一溃30余里。肖永银率部追击。突然，一颗冷弹击穿了他的前后胸，肺部被打了一个手指粗的洞，随着呼吸直冒血水。他被简单包扎一下抬上了担架。
部队要转移了，根据方面军总部的规定，重伤员就地安排。就地安排，意味着等待死亡。张吉厚实在舍不得这个小号兵，站在担架前拿不定主意。这时，红四军军长许世友走了过来，看到张吉厚为难的样子，问道：“怎么回事？”
“这小鬼太可爱了，实在舍不得。”
许世友挥挥大手：“舍不得抬上走嘛！
建国后，身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肖永银与司令员许世友谈及这段往事，许世友感慨地说：“没想到那小鬼就是你。”从此，两人成为生死之交。 1946年1月，春节即将来临，肖永银乘坐着在焦作战役中缴获的吉普车风尘仆仆赶往师部。邓小平政委一见面就说：“我和司令员有事现在就走，有什么意见就跟参谋长说。”
肖永银目送刘邓首长出门尚未反应过来，参谋长李达却在打车的主意，拐弯抹角地说：“唉！司令员年龄大了，眼睛也不好，也不能常骑马呦，到邢台治眼睛，也是坐牛车。”
肖永银十分机灵，早已明白了参谋长的意思，爽快地说：“好吧！我把车和驾驶员都留下了。”
肖永银搭乘秦基伟的邮车赶到永年走马上任。肖永银任十八旅旅长、李震任政委。 1947年4月，刘邓首长发起豫北战役。豫北重镇汤阴因出了民族英雄岳飞而蜚声海内外。此时，蛰伏在汤阴城里的不是抗日功臣，而是盗挖东陵的巨盗、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官孙殿英。孙已纠集部卒万余人，且多是些土匪、汉奸、兵痞，苦心经营汤阴多年，构筑了五道防线。
一个月过去了，仍没有破城，而且据悉蒋介石正在调兵增援。刘邓首长也着急了，下达了强攻的命令：“限三日之内破城！”
4月30日，强攻开始了，野战军集中所有重武器铺天盖地开始轰击。李德生指挥战士抱着高粱秆儿填平了壕沟，跃上了城墙。就在大炮轰击之时，孙殿英钻地道逃跑，被十八旅五十四团活捉。
旅长肖永银传达了刘邓首长的命令：“要活的，不准虐待。”当孙殿英被押进旅部，战士们看稀奇似地围了上来，“你就是孙大麻子？”
“兄弟多年了，兄弟多年了。”孙殿英四面鞠躬。肖永银白了说话的战士一眼。五十四团政委上前介绍说：“这是我们肖旅长。”孙殿英又连连哈腰：“久仰！久仰！”
孙殿英的卫兵提着两口大箱子，形影不离。肖永银让战士把他们带下去。这时刘邓首长来电话说：“孙殿英有两件宝贝，马上送到野司，这是国家文物！”
肖永银马上追到门外，叫回了孙殿英：“孙总司令，听说你有俩宝贝？”孙殿英圆胖的肉脸扭曲了：“兄弟献宝，只要不杀我。”
打开箱子，掀开一层层的丝绸，肖永银和战士们都惊呆了：传说中的玉石西瓜烁烁生辉，皮为绿玉，墨绿欲滴；瓤为红玉，鲜红可爱；籽为墨玉，粒粒可数，浑然一体，仿佛刚切开的西瓜，简直可以以假乱真。另一口木箱中躺着一柄青铜古剑，剑身灰黑，发出铜绿色光，可以看出年代十分久远。孙殿英擦着脸上的汗珠，结结巴巴地介绍说：“这两件是稀世珍宝，每一件的价值都无可估量。这西瓜是外番进贡的贡品。这柄剑是三国时期名将赵子龙的佩剑，赵子龙凭它出入万军，过关斩将。这都是我从西太后墓中拿出来的。为了它，我也是几次险些丢命啊！” 1967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接到驻在无锡的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的一个电话：“老肖，你好啊？你到我们这里玩玩吧？我们这里蛮不错哟！”他知道，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正在无锡“避难”，尤太忠打电话叫他去玩，肯定是许司令员有事找他。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果然，一到无锡，尤太忠一见他就说：“许司令找你！”许世友劈头就说：“抓部队！把部队稳住！”肖永银告诉他，坦克师稳如磐石，许世友粗黑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但眉心明显郁结着忧愁。肖永银耐心等待着，知道他“秘密召见”，必然有“特殊使命”。东拉西扯一阵后，许世友像是漫不经心地说道：“陶勇的孩子到处流浪呀，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起来呀？”
尤太忠和肖永银两人会意地相互看了一眼。海军中将陶勇，原名张道庸。陈毅爱其骁勇善战，为其更名“陶勇”。中国海军建立之初，陶勇受命指挥中国三大舰队之一——东海舰队。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铁腕”之下，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文化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在被“打倒”之后不久，突然溺水身亡。陶勇的夫人也在劫难逃，以施“美人计”和进行敌特活动等罪名被关押起来，后屈打成招，跳楼自杀。“陶宅”被查封，东海舰队司令的儿女们被逐出家门，流浪露宿于上海街头……陶勇的孩子们流浪街头，深深地刺痛着许世友的心，许世友于“避难”中关注着东海舰队司令的遗孤（东海舰队归南京军区建制）。
听到许世友这么一问，肖永银和尤太忠像当年并肩攻城略地一样，相当严肃认真地商量起来。最后商定，由离上海近的尤太忠派人把陶勇的孩子收起来，再转送南京肖永银处，由肖永银安排。
肖永银回到南京，很快，东海舰队司令的3个遗孤由尤太忠秘密转送给他。孩子们从大到小排成一排站在他面前，衣衫褴褛，面色蜡黄，最小的才13岁。肖永银鼻子一酸，摸着陶勇幼子的头说：“当兵吧。”
由陶勇的孩子开始，便发生了以后被人称作“招兵买马”的事件。各地被“打倒”的军队干部，很快便获悉了这么一块净土，于是从四面八方送来了自己已力不能保的爱子娇儿：被“火烧”的云南军区后勤部长的儿子，官贬河南某农场、原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的几个孩子，乘火车的，坐轮船的，步行的，纷纷投奔而来。肖永银无法拒绝这些昔日战场上的“战神”们的后代，下了一道命令：“男的，只要是军队上、地方上干部的子弟，家庭不行的，就收起来。”于是南京军区装甲兵的营房，倏忽间来了许多“娃娃兵”，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十三四岁。
然而，尽管收容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造反派们仍旧嗅到了蛛丝马迹，通过内线情报传递，弄清了“狗崽子们”的藏身之地，几个造反派组织准备联合行动，到南京军区装甲兵军营去抓人。这些将军的后代听到消息后，个个摩拳擦掌，准备与来犯者拼个你死我活！
肖永银眉头紧锁。他必须制止这场流血，他是受他们父辈之托保护这些孩子们的，他必须对得起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他打算连夜秘密把孩子们送过江去，在长江以北，有一片荒野山地，是装甲兵的训练基地，对外属军事禁地，一旦转移到那里，孩子们也就进入了安全之境。
“给我两条船，夜晚用一下。”他进了军区作战部，开门见山地说。对方怪异地看着他：“船么？一条也不能给！非军事目的不能随便动用。”装甲司令火了，一拍桌子：“我渡长江时，百万雄师就是坐木船来的！不给船，照样能过江去！”当晚，肖永银派人找了两条民用小木船，把孩子们送到了装甲兵训练基地。
第二天，造反派们意外顺利地长驱直入，然而兵营里已经没有了一个小孩子。造反派恼羞成怒，一状告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
几天以后，一个长途电话打到了南京军区，总理办公室查问有无此事。军区其他负责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就此问题做出“是”与“否”的回答。有人忿忿地说：“找肖永银来！祸是他惹的，兵是他招的，让他自己来回答。”
肖永银应召而来。听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内容，他却轻松地笑笑：“总理问嘛，如实报告情况！我签名！如果总理找我去，当着群众的面，发脾气，甚至打我两耳光，我没意见！总理那么忙，我不应该给总理找麻烦！可是，如果我们两个人，门一关，我就要说：‘总理啊，这是后代哟！’”说完，肖永银草拟了一份电报，如实地向总理报告了“招兵买马”的情况。
周总理似乎默许了装甲司令的“招兵买马”，此后再未过问此事。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一天，在军区司令部里，一位首长脸上带着不冷不热的表情扔下一句话：“我到了北京，上级问我收了多少兵，我说不知道。”炮兵司令扯扯肖永银的袖子，不解地问道：“他这是什么意思？”肖永银心里明白，首长是反对这件事，他微微一笑，话里有话地对蒙在鼓里的炮兵司令员大声说道：“他的意思就是那么个意思。”炮兵司令摇摇头，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哑迷。这时，又有一个领导说话了：“不像样子！收的兵不够格，弄几百小孩子，干脆办‘儿童团’算了！”会后，某领导就此事发电报上告，副总参谋长亲自过问此事。总参谋部来电：你们装甲兵招了多少新兵？查查。够格的留下，不够格的清退回去。
“肖司令，我看事情难办呐，”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满面愁容地说，“即使我们想留，怕也不能全留下。真可惜，这些娃娃有的是太小了”
“娃娃嘛，总会长大。我们这么大的装甲兵，养几百个娃娃算什么？过几年就是一条六尺男儿。要当兵并不是反革命，红军时代得一个兵不易呢！不能清退回去，退回去，他们好多人家已经没有了。”
“可怎么办呢？”参谋长拍拍桌子上的电报。
肖永银一字字，一行行，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嗨，有了！你来看，核心是不是这几个字？”他用手点着“够格”“不够格”：“我们全都合格，不就完了！”
装甲兵很快起草了一个报告：共招新兵多少名，经过半年的严格训练，考试及格多少名，在此期间，共发展党员多少名，团员多少名，多少名经过训练已补充部队，多少名还在继续训练。报告有鼻子有眼，完整详尽，无懈可击。果然，上面在接到这份报告以后，再没有“继续追查”。
“黑兵”风波过去一段时间后，许世友从大别山回到了南京。“哎呀，许司令，真难呀！我死顶呀！”肖永银一见许世友，连连跌足长叹。许世友哈哈一笑：“你顶，就顶住啦！”
1968年初的一天，在南京的肖永银接待了两位特殊客人。客人来自河南，上前递上一张盖有大红印鉴的介绍信：河南项城县农场革命委员会，要求外调“走资派”王近山的问题。
肖永银突然感到心头一阵酸楚。王近山是他的老首长，两人同年加入红四方面军，又同时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王近山是六纵的司令员，肖永银是六纵第十八旅旅长，后来，王近山是十二军军长，肖永银是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解放战争后期，王近山家庭闹“改组”，喜欢上了自己妻子的嫡亲二妹，闹起了离婚，兵团政治部查下来，肖永银作为唯一在家的军领导参加了陪审大会，没想到两人因此产生误会，远在川东受到“缺席审判”的王近山以为这一切都是肖永银让他难堪，此后的20年内两人一直疙疙瘩瘩，一切都公事公办，形同路人。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两人就再也没见过面，但是肖永银还是听说了王近山的一些事情：“改组”事件最后闹到毛主席那里，王近山由中将降为大校，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降为河南某农场副场长。外调人员开口便说：“王近山是我们农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希望你能揭发他的历史问题。”
肖永银勃然大怒，嘿嘿冷笑两声：“你那个农场，万把人吧？王近山当个副场长，你们觉得官儿够大了吧？要我看来，王近山是解甲归田了！王近山政治上无错误，历史上从不反党反毛主席，你们没有理由去揪他，斗他！”
那些造反派在当时的小报上刊登了《访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一文，落魄中的王近山看了大恸，随即让二儿子来看望肖永银。王近山的二儿子对肖永银说：“肖叔，我有两件事：一是我想当兵，二是父亲的问题能否向上反映一下，重新处理。”肖永银当即表态：“你当兵没有问题，这个我可以想办法解决。”对于第二个问题，肖永银沉思了一会儿，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你回去，替我带三句话给你爸。第一句话，我问候他；第二句话，叫他不要参加造反派，要是参加了，将来新账旧账一起算，对他不利；第三句话，他的问题是中央定的，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靠中央，等时机成熟，直接致书毛泽东。”至于给毛主席信的内容，肖永银出主意道：“第一，自己有错误应该检讨；第二，没有的问题要讲清楚；第三，说一说想法，自己年龄不大，还想为党工作，请批准回部队继续作点贡献。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恰是一个好机会，信可由许世友司令直接面呈毛主席。”二儿子回去把肖永银的嘱咐说了，王近山听了，也信了。
1969年春，中共中央“九大”即将在京举行，王近山写了3封信，让人捎给肖永银。一封给毛泽东，一封给许世友，一封给肖永银。3封内容一样的信掂在肖永银的手中，第一句话是：“我叫王近山，今年53……”肖永银拿着信就去找许世友：“许司令，王近山给你写了封信，另一封是给毛主席的，只有你能见到主席。”许世友立刻说：“好，我把它直接交给毛主席。”许世友没有食言，王近山的信没有经过“二传手”直接到了毛泽东手里。
“九大”会议期间，一天休息时，毛泽东心情极佳，面带着微笑把许世友召到自己身边：“许世友哇，你不是要王近山吗？”许世友立即点头称是：“是哇，我要，如果主席同意的话。”毛主席爽快地说：“那就把王近山给你吧！”就在这谈笑声中，挥手之间，王近山的命运决定了。
远在河南农场的王近山闻知详情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连数日，他喃喃自语：“党中央毛主席，还有这么好的老战友，都没有忘记我‘王疯子’啊！”
一个月后，南京火车站。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穿褪色军装、像是进城走亲戚的乡下夫妇。年老的丈夫一手拎着旧皮箱，一手拎着竹篮子，竹篮子里装着几只老母鸡和地瓜、玉米等杂物。年轻一些的妻子一手抱着一个孩子，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可他们一下车，3名军职干部就已躬身迎候在站台上。他们是27军军长尤太忠、60军军长李德生、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老部下们见到这位老农装束的老头，立即“啪”地一下敬礼。这位老农装束的人正是原六纵主帅王近山。
王近山看到了肖永银等人，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他拉着肖永银的手，说：“过去，我错怪你了！”肖永银一听，眼泪也跟着出来了。他扶着王近山找了个地方坐下，很动情地说：“不要再提过去，你清楚就行了。你现在的问题，首先不是当官，是解决党籍。我已经给你想好了，你先到江苏建设兵团去，当个副参谋长，那儿上上下下我都打招呼了，你在那儿恢复党籍。”按照肖永银的安排，几个月后，重新恢复党籍的王近山回到了南京军区，任副参谋长。此时，肖永银已调任军区参谋长，成了老上级的直接上级。 1971年9月13日夜，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事，那就是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林彪叛逃。许世友在半夜用电话叫醒了得力助手肖永银。许世友的大门永远为肖永银敞开。除此，谁也不行，并规定了联络暗号，只有警卫战士知道。
许世友听到汽车喇叭声，快步走出卧室迎接：“刚才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中央跑了个大飞机，要我们严密监视。所有的飞机不准上天，所有的军舰不准出港！今晚我俩值班。”
肖永银望望年老的许司令：“你休息，我值班！”军舰不出港好办，一个人开不走，需集体作业。飞机可不保险，那是一个人的事。于是他抓起电话要通了所有的飞机场，都是一个命令：“所有机场派驻一个步兵营，把汽车都放在跑道上！”他又要通了所有的军港：“把军舰全部控制起来！”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也就是14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亲自要通了许世友卧室的红色专用电话。一番密谈后，许世友走出来对肖永银说：“林彪跑了，那个飞机摔在了温都尔汗！”
善后事宜比较麻烦，林彪的死党大多在上海，且手握兵权，于是擒拿他们的重任落在了许、肖的肩上。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密召许世友入京，并关切地指示他弃飞机而乘专用火车。凌晨两点，许世友又回到南京，一切都是在极为秘密中进行。十几分钟后，肖永银已坐在了许世友的卧室。“主席叫我们把‘三国四方’抓起来。你愿带谁去就带谁，立即行动！”
肖永银只带了5个人：军区保卫部长、保卫科长、保卫干事、秘书、警卫员。当天就乘火车抵达上海。
“三国”是指南京、上海、杭州，“四方”是指空军政治部副主任江腾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周建平。
肖永银一行6人便衣抵达上海。清晨，肖永银要通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的电话，讲得很简单：“我来了，派个破吉普车，不要好车！调两个师进来，把上海控制起来，不准空四军通行！立即调一个连来，占领延安饭店。如果有进攻，至少给我抵抗四个小时！”
当时在上海的警备力量有3个师，林彪死党控制了一个师约5000多人。
上午10点，上海市革委会主任王洪文也接到中央的通知：找肖副司令联系。两人商量好在锦江饭店解决！
于是，王洪文抓起电话要通了王维国：“中央有个指示，请你到锦江饭店10楼来看一下。”王维国走进10楼，王洪文迎了上去。王维国一步跨进门，看到屋子正中端坐的肖永银，惊呆了。与此同时，保卫部长、科长的两支枪同时抵住了他的腰。王维国束手就擒。
刚刚抓获王维国，许世友的电话就来了：“你不要到杭州去了，去不得！他们连主席的专列都敢炸，何况你一个副司令，他们会把你扣起来！你想办法让陈励耘到上海来嘛！”
擒陈励耘颇费了一点周折。当时二十军政委南萍兼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陈励耘兼第二书记，如果仅通知陈到上海会引起怀疑，因此也通知南萍，让南萍陪同前来。谁知南萍的夫人也要到上海来，走进饭店，南夫人一眼望到保卫科长的背影就瘫在地上差点叫出声。保卫科长原是许世友的警卫战士，她认识。只听肖永银冷冷地宣布：“陈励耘！你被捕了！”而后向南萍作了解释。顺利地解决了王维国、陈励耘，王洪文算是开了眼，领教了肖永银的机智和指挥才能。因此，他提议由上海作东，请肖副司令吃饭。庆贺完毕，肖永银向许世友报告：“那两个东西都搞到手了。”回南京时，王洪文为肖永银派了两部好车，外加南京路上好八连护驾。
回到南京，他来不及休息就让秘书要通了军区空军司令部的电话：“周副司令吗？肖副司令让你来一下，有事找你！”
周建平来到了设在原国民党国防部旧址的军区大院。对周建平，肖永银比较客气，煮熟的鸭子飞不了，另外也都是熟人。周建平走进屋内，肖永银客气地点点头：“老周啊，请坐！”
“老周，我问你个事。听说上海巨鹿路有个小型会议，你参加了没有？“
周建平犹如五雷轰顶，顿时傻了眼，知道事情已经暴露，双手抱头痛哭流涕。肖永银摆摆手，周建平被押了下去。
肖永银“平三国，灭四方”已经几天没有睡觉，劳苦功高。因此，许世友特设家宴招待这位得力的助手和老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