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河湟拓边的利弊之争，其实是眼前利益和战略利益之争，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军事利益的政变。
宋神宗河湟开边在当时都引起朝臣的巨大争议，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两相辩论，也是在争论利弊。
一、宋神宗开拓河湟，首先是从军事角度出发，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
这里除了宋神宗本身欲大有作为，改变宋代军事不振，备受夷狄欺凌的主观因素外，军事上的战略意义是最终打动宋神宗最重要的原因。
而这也是支持者最重要的论点。
名将王韶给宋神宗献上《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收复河湟“以绝西夏右臂”，使“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
这和当时西汉对付匈奴先夺取河西走廊是一个道理。
而且河湟自古是产马的要地，大宋控制河湟，就可以保障马源，以增强武备。
战略意义，是战略家才能看出了，那些只顾眼前利益的反对者自然看不到这个战略意识，或者对此不屑一顾。
最终在王韶的主持下，收复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宕州、叠州，收复了河湟之地。
河湟开边一直断断续续到北宋末年，当时西夏处境已经极为困难，辽国也自顾不暇，若不是来了靖康之变，北宋拿下西夏从战略上可行的。
二、反对者拘泥于儒家文教，激辩军事行动“妄开边衅”，且耗费财力
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强调教化百姓，且重文轻武，这些都是反对者反对的重要依据。
在司马光等人的眼中，王韶收复河湟的壮举，不过是“徒以群羌散弱，乘俞龙珂内附之隙，徼幸以图功”。
此外，军事行动是靠经济支撑的，河湟开边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自然耗费了大量财富。
仅熙宁五年（1073年）一战，朝廷的军费开支的钱粮布绢就高达1200万贯匹，即使收复河湟六州后，朝廷每年仍需要向那里贴钱三百六十万万缗。
这也成为反对者攻击的口实，而且河湟之地毕竟荒凉，在他们看来也是鸡肋。
所以宋神宗去世后，司马光执政，曾一度提议放弃河湟，将所得之地归还西夏，好在有识之士反对，司马光才没有全部放弃河湟。
不是每一个官员都能称得上是政治家，有的人只能算是政客，官迷。
也不是每一个政治家都是战略家，有的人只能看到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拘泥于陈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