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患止于危行言逊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解释道：危，高峻也；逊，卑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国家政治清明时，做人应该言谈正直，行为端正；当国家政治黑暗时，行为也要端正，但言谈要谨慎，避免惹祸上身。
由此看来，“危行”不是指像暴力革命或是以恶对恶的报复行为，而是君子不随波媚俗的高洁品行。而“言逊”也并不是怯懦，只是为了保持“危行”而采用委婉的、卑顺的措辞和表达。因此，“危言”和“言逊”的区别主要在说话的表达方式和态度上。
孔子讲这句话，旨在阐述不同时期的“为臣”之道。在古代那种君臣关系严厉而又分明的社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规范言行的模式，是非常有远见的。如今理解“危言”和“言逊”，其意向应该转向“讲求言语表达技巧”这一点上。现代社会是个讲求个性解放，倡导自由的社会，是一个需要说的社会。但是，现实如此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危言危行”是行不通的，通常会让人碰壁，甚至终生抑郁不得志；“危行言逊”才是规范自身言行、明哲保身的可取之道。
所以，论及为人处世之道的时候，南怀瑾先生一再强调要危行言逊，即言语表达要婉转、卑顺，行为举止要谨慎、如履薄冰。
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诸葛亮不仅因其才智谋略而得以被重用，他在言行上的“卑顺”和“谨慎”也是他得以为两朝君主所器重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南先生以能进能退的郭子仪为例，对他的危行言逊，也深表赞同和钦佩。
据史料记载，中唐时期，郭子仪位高权重，功不可没。但是，也正因此，一直被朝中谗臣视为眼中钉。
郭子仪心里也非常明白，自己功劳越大，奸人就越嫉妒，越容易被人谗害，麻烦就越大。所以他处处谨慎小心，以求保身。
每次代宗给他加官晋爵，他都恳辞再三，实在推辞不掉，才勉强接受，并且对皇恩感激涕零。
广德二年，代宗要授他“尚书令”一职。郭子仪拒不接受，发自肺腑地说：“臣实在不敢当！当年太宗皇帝即位之前，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基于对太皇的尊敬，后来几位先皇从未把这个官衔授给臣子过，皇上您偏爱老臣，实乃老臣的福气。但是这样，皇上您就乱了祖上的规矩，老臣不能让皇上您蒙受这样的罪名。况且，臣才疏德浅，已累受皇恩，岂敢再受此重封呢？”
代宗一听，觉得有理，于是也不好强求，只得作罢，另寻奖赏郭子仪的方式。
仔细观察郭子仪的言行，可见，他是深谙“危行言逊”之道的。因为郭子仪能始终用“危行言逊”为臣、为人、处世，所以他才能做到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不忌，位极人臣而众不及；所以他才能一生德高望重，备受恩宠和器重，所以他面对众多谗害能化险为夷。因此，提到郭子仪，南先生总是深表佩服，给予高度的赞扬。
南先生一再提倡，在言行上我们要做到要谨小慎微，但是他所强调的谨小慎微与小气不同。为此，南先生说：“人谨慎可以，但绝对不能器量窄小。”
这也正是南先生的明智之处。生活中，我们不能因为坚持言行谨慎，实现“危行言逊”而过于谨小慎微。凡事有个度，避免祸患，危行言逊地为人处世，也要把握好度，所谓“过犹不及”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祸从口出。因此，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要谨言慎行。正如古人所说，小心行得万年船。危行言逊，我们不但不吃亏，而且能如南先生所赞许的郭子仪一样，一生得志，化险为夷。而危言危行，就可能会得罪人，得罪君子可能是小事，但是得罪了小人，便惹祸上身，甚至难以摆脱了。对于聪明的人来说，这样的事情是很少甚至不会发生的，因为他们能谨言慎行，做到危行言逊。
生活中，坚持做一个“危行言逊”的人吧，让祸患在你身上没有任何下手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