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2年11月4日，第六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中国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布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根据这项协议，中国和东盟将用10年时间完成所有关税和非关税的削减，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与此同时，建立一个综合框架，包含市场一体化的一系列措施，如投资促进、贸易便利化以及和谐的贸易及投资规则与标准。
届时，将建成一个拥有18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按人口算，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将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由中国和东盟10国共创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这是一个将覆盖接近全球30%的人口，拥有大约世界40%的外汇储备，GDP和对外商品贸易额分别占世界总额的10%左右的令世界不可忽视的重要市场。据东盟测算，这个市场建立后，将为东盟国家和中国的GDP增长率分别贡献1和0.3个百分点，区内贸易总额到2010年将接近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水平。各成员国在自由贸易区内贸易比重将从目前的20%左右提高到30%以上。
而据2006年4月13日WTO发布的2005年世界贸易报告，世界货物贸易达到211462亿美元，进出口值均首次突破10 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值为103931亿美元，进口总值107531亿美元，均增长13%。中国、东盟对外贸易额共计14222亿美元，占世界贸易量的 6.7%。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东盟成员国进出口总额达1.226万亿美元，高于2004年的1.072万亿美元。据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的统计数据，2005年东盟成员国出口总额达到6460亿美元，比前年增长13.5%；进口总额达5797亿美元，比前年增长15.4%。数据显示，东盟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保持稳定，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24.3%和25%。
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表示，2005年以来，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贸易额达到1430亿美元，同比飙升了22%。世界银行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有可能成为亚太经济圈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中国方面认为，到2010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要达到2000亿美元，届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基本建成，双边互利合作将达到新的水平。
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持续、快速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双边贸易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关系呈现四大特点：
首先，双边贸易的增长速度快于总体的贸易发展。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90~2005年，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总额年均增长22%，比同期中国整体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高出4个百分点。根据东盟方面的统计，1993~2001年，东盟与中国贸易额年均增长达到23%，比同期东盟整体外贸年均增长高出17个百分点。
其次，双边贸易在各自的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当中的比重由上世纪70年代末的4%上升到2005年的9%；上世纪90年代初，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占东盟贸易总额的2%，到2005年已上升到11%。
第三，双边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不断发生变化，逐步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方向发展。2005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贸易额分别占中国和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和45%。
第四，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2000年，我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达到48亿美元，2005年逆差高达196亿美元，东盟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主要地区之一。
新、港、沪总部经济模式及理念的比较
新加坡与香港的总部经济竞争如火如荼。令两地敬畏的是，上海总部经济正在以后起之秀之势崛起。但是，比外在的竞争之势更为意味深长的是体现其理念的运作模式。
新加坡总部经济是在其天然优势基础上由市场力量作用下形成的，不可否认的是，新加坡政府在总部经济形成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加坡政府首先是总部经济的战略制定者。在新加坡金融和商业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为其制定出一项较制造业发展战略更为详细的发展战略。该发展战略始出于《1972年度预算报告》，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规划》（1981年）中有所完善，并且在80年代后期的《新加坡经济：新方向》（1986）中得到进一步具体化。
其次，新加坡政府制定和出台了吸引“总部”的差别性优惠政策。包括特准国际贸易计划（Approved International Trade Scheme，AITS）、商业总部（Business Head-Quarters Programme，BHQ）、营业总部地位（Operational Headquarter Status，OHS）和跨国营业总部奖励（Regional Operational HQS for MUCS）等。国际贸易占新加坡国民生产总值的3倍多，新加坡贸易发展局为继续保持和加强新加坡的竞争优势推出了《特准国际贸易计划》，以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来新加坡设立办事处，促进对外贸易及转口贸易的增长。对符合条件的公司每年只收10%的公司所得税。
第三，高效廉洁的新加坡政府进一步优化了“总部环境”。新加坡政府的高效行政和廉洁形象举世称道，是增加跨国公司投资的信任度和信心的重要砝码。为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入驻，发展总部经济提供了优质的制度软环境基础。新加坡政府创造了世界上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同时也创造了世界一流的行政工作效率。
香港如何保持总部经济优势？时至今日，香港的各种内部优势依然表现强势。首先，香港继续强化制度及运行机制的高效率。其次，香港继续活跃其在人脉与国际的关系，包括商业、文化、政治等的关系。第三，凭借法律、管理、物流等优势，进一步创造优良的总部经济环境。
良好的发展总部经济的内部优势特别是税收等制度优势，以及良好的国际化、市场化的经济体系外部优势，从中凸显的政府廉洁、服务高效的特征，使得香港总部经济具有相当明显的优越性。美国商会对在港美企的相关调查结果表明，超过八成的公司认为香港营商环境预期为良好或满意，对香港的地理位置、税收制度、通讯网络、自由港状况以及基础设施最为满意。
上海的未来突破
那么，与新加坡、香港相比，上海在发展总部经济方面，能够有多大作为？能否后来居上？按上海总部经济发展思路，未来5年上海吸引外资将重点在三个方面寻求突破，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外资和民间资本共同推动经济发展的格局。
首先是把利用外资纳入上海城市创新体系建设。上海将继续支持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鼓励外商转让关键和核心技术。其次是强化“总部经济”的功能效应，吸引国内大型企业的上市公司营运总部落户上海。第三，积极承接国际高端产业转移，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努力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据有利位置，鼓励外资参与基础设施运营和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上海政府正致力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结合上海的特点，继续大力吸引跨国公司全球总部和地区总部、投资性公司、研发中心、营运中心、金融结算中心、仓储和分拨中心、跨国采购中心等“总部经济”外资企业投资落户，细化并出台相关鼓励政策和法规。上海“总部经济”促进中心已经发布上海首张总部经济地图，“圈定”了16家将予以重点扶持的“总部经济”基地，勾画出上海市“花开四处”的“总部经济”战略。 “快鱼”理论
寓言故事引申出“快鱼”理论
这是一则现代寓言故事，但颇具关联意味：
太阳出来了，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开始了赛跑。狮子知道如果它跑不过速度最慢的羚羊，它就会饿死。而对羚羊来说，如果它跑不过狮子，就一定会被吃掉。这个无情的故事告诉我们的关联意味就是，现代竞争如此残酷。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变数并且竞争异常激烈的世界，跑得快不快，很可能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
这是又一则现代寓言故事，也蕴含着特殊的意味：
有两个人在树林里过夜。早上突然从树林里跑出一头大黑熊来，其中一人忙着穿球鞋，另一个人对他说：“你把球鞋穿上有什么用？我们反正跑不过熊啊！”忙着穿球鞋的人说：“我不是要跑得快过熊，我是要跑得快过你。”故事听起来有点无情，但现实有时就是如此残酷。美国思科公司总裁就说，新经济时代的竞争，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要成功实现“快鱼吃慢鱼”，首先要使自己成为“快鱼”。
今天位于中国广西的中信大锰就是这样一条“快鱼”。但你绝想不到短短几年前的大锰是完全不同的样子。在2007年春天和煦的下午，董事长李维健给我讲述几乎还在昨天难忘的一幕幕。
2000年以前，大锰只能算是一条“慢鱼”，而且，还是一条“小鱼”，是一家地方企业，规模只有三四千万。当时的大锰，度日如年：不仅时常发不出职工工资，当地百姓还常以山林土地纠纷为由上门纠缠，可谓内外交困。
“小鱼”变成“快鱼”，而且是迅速壮大的“快鱼”，李维健笑言：得益于两次改制、两种资源与市场。2001年6月，本着“优势产业向优势领域集中”的理念，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下文批准由广西大新锰矿改制成立国有独资的广西大锰锰业有限公司，并将广西天等锰矿、广西冶金锰矿工贸公司等的国有资产授权给广西大锰锰业有限公司，建立母子公司体系，一举把锰矿储量占有率提升到全国总量的22%，成为全国锰矿的老大，大锰跃居成为全球最大的硫酸锰生产企业，2005年，大锰的年产值迅速达到5亿元。
如果说，大锰实现5亿元的规模用了5年时间，第二个新增5亿元则仅仅用了1年时间。就在我与李维健侃侃而谈的时候，他颇为自信地告诉我，可以缩短到约6个月左右。换句话说，2006年中信大锰触及10亿元规模，2007年可望超过15亿元。
大锰的迅速跃起，与香港中信公司的股份制合作密切关联。同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中信结盟，大锰不仅解决了迅速扩张过程中带来的资金遭遇的瓶颈问题，还获得了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国内与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的新空间。
中信大锰已经在菲律宾、印尼等地成功拓展业务，并且在锰业基础上延伸了铬、镍等产业链。中信大锰在“十一五”期末的目标是达到50亿元的规模。
“大鳄”的思维加上“快鱼”的速度
李维健说，当初如果没有自治区政府的扶持，不可能形成足够的“块头”，没有足够的“块头”，大型公司也不会看上大锰。现在，李维健关注的是怎样让自己的企业具有类似“跨国公司”的“块头”。
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之初，往往惧怕一旦打开国门，跨国公司蜂拥而入，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本土企业由于体瘦孱弱，容易被跨国公司这些“大鳄”撕碎。中信大锰的成长表明，本土企业也可能成为“大鳄”。只是，李维健更为关注的是跨国公司的理念和运作模式。
速度是重要的，在许多情况下，速度因素可能是竞争的第一要素。但是，在复杂多元的区域市场竞争中，仅有速度是不够的，还需要讲究智慧，以智取胜。在今天的区域经济竞争中，跨国公司正在以其“智慧+速度”在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竞争的国际化，事实上更多的是“智慧+速度”的博弈。
在运作中所形成的总部运作模式，成为区域市场高度关注的“大鳄”现象。在今天的区域经济国际化的背景下，由于市场运作的主体是企业，企业中的顶级模式是跨国公司。研究“大鳄”的思维方式，加上“快鱼”的速度，可能是一条重要的制胜之道。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通过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吸引跨国公司和外埠大型企业集团总部入驻，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形成企业总部在本区域集群布局，生产加工基地通过各种形式安排在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或外地，从而形成合理的价值链分工的经济活动的统称。其表现形式类似于克鲁格曼于1991年提出的“核心—边缘”的关系(core-periphery，简称CP关系)。
总部经济一旦形成，就可以给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带来诸多外溢效应，比如税收供应效应、产业聚集效应、产业关联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就业乘数效应、资本放大效应等明显的外溢效应。
关注总部经济，龙永图先生更为关注的是它的聚集能力和聚集效应。他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已经形成了生产链、供应链。就像波音飞机，它并不是在一个国家制造，而是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生产。也就是说，在很多国家形成了很长的生产链。现在又形成了供应链的理论，即从一个产品的原料、零部件的供应，到资金的供应，到产品的设计、生产、运输、批发、零售，形成一个很长很长的跨国供应链或生产链。
龙永图说，形成了这些生产链和供应链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寻找那些在生产链和供应链中能形成龙头的企业，CBD就是要吸引或者是培育这样具有龙头作用的、能够整合资源的新企业。因为，现在的世界竞争已经不是企业和企业的竞争，而是生产链和生产链的竞争，是供应链和供应链的竞争。一个企业的实力不在于它有多少资源，而在于他能够整合多少资源。所以一个CBD如果能够成为整合资源的CBD，这个CBD才有活力和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