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02-18
后金素来“恶文龙蹑于后”，对其产生牵制作用，此次出八万重兵是志在必得的表现，反映了皇太极要彻底拔除东江镇毛文龙这个威胁的决心。后金主力尽出导致后方空虚，《太宗实录》和《东华录》中的都记录了后金沈阳一线兵力薄弱的情况，但当后金进攻朝鲜和毛文龙之时，袁崇焕为了加紧修筑锦州城不愿意出兵策应，朝廷两次催促他才敷衍了事没有形成策应。《明史》记载：“（袁）遣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将精卒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制之势，而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诸将乃还。”这里的“三岔河”在孙承宗分析宁远防卫时出现过：“……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可见这“三岔河”有多么接近宁远实在一目了然。袁崇焕的九千人才走到三岔河就听说“朝鲜已为大清所服”，而那时候没有电报，一路都是马步舟船递送消息，所以消息在时间上必然滞后许多，朝鲜妥协应该还在更早的时候。
阿敏是正月出师，四月初回师渡鸭绿江，十七日才回到沈阳的，其中时间之长远非有人以讹传讹的所谓朝鲜才顶了半个月就不行了，这种说法实在是荒唐，而袁大人在这么漫长的时间里才派人走到三岔河，其中还经历了朝廷两次催促和他自己的一次抗辩，可见袁大人为了修筑锦州城，完全采取了牺牲朝鲜和东江镇的策略。关宁军才走到三岔河就得到朝鲜妥协的消息返回，只能说明袁崇焕出兵之晚，而所谓“为牵制之势”完全是敷衍了事。在袁大人看来：“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但可悲的事实是，皇太极在朝鲜取得了进展以后，在义州、辽南等地部署重兵防备毛文龙后立刻亲率大军来击锦州，其中不过两三个月时间。许多人都认为皇太极没有攻下锦州、宁远，袁崇焕取得了“宁锦大捷”，其实不尽然。皇太极虽然没有攻下“宁、锦”但却捣毁了周边的城池，把锦州、宁远打成了残废。后金军先轻取明军修筑未完的大凌河、右屯卫两城，在攻宁远之时候又占领了塔山等地，撤退之时一并毁之。袁崇焕虽然守住了“宁、锦”，但他用“议和”拖延时间争取修筑的城池几乎都报废了，且还牺牲朝鲜和东江镇。袁崇焕所谓“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袁崇焕所谓：“倘城不完而敌至，势必撤还，是弃垂成功也”倒是成为了现实，而“故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成为了一大败笔，皇太极根本没有议和的诚意，反倒是先把袁大人的兵给“缓了”，攻打东江、朝鲜后马上就来袭击锦州、宁远。袁崇焕牺牲了东江镇和朝鲜也没有换来城池修筑的完成。其实，此刻袁崇焕手里剩下的是残破的锦州和宁远，甚至还不及孙承宗时期，那时候毕竟宁远还完好，锦州只是进驻而已。此刻，回想起孙承宗的谨慎是否感觉并不是没有道理？袁大人这位“奇男子伟丈夫”，放弃了盟友和友军，最后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实在是悲哀。不过，更应该让袁大人脸红的还是东江镇毛帅的作为。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阿敏以八万之众侵略朝鲜，史称“丁卯之役”。阿敏兵分两路,一路由济尔哈朗率军五万攻铁山,自带三万余骑兵攻义州，两地被同时攻克，东江镇当时在铁山仅有屯田军一万，多是老弱和家属，后金重兵围攻之下很快失陷，东江镇屯田军伤亡惨重，毛文龙家属三百七十余口被屠杀。此时毛文龙的主力尚在皮岛，虽然铁山失陷但损失不大，毛文龙不顾后金的重兵压境、精锐尽出，军力明显超过自己许多而毅然反攻，先集中兵力在各地搜杀后金军，又出击辽东半岛取得了瓶山大捷，一度收复铁山、昌城，后又在鸭绿江实施水陆并进截杀返回沈阳的阿敏主力取得一些胜利。《明史纪事本末遗补》卷4“毛帅东江”里有记载，曰：“五战而五胜，……皆令人舌咋心惊，色飞神动”。但由于军力悬殊，毛文龙虽取得的局部胜利终究不能阻止后金劫掠朝鲜。随着战事的推延，后金主力攻陷平壤，挺进到黄州，逼近汉城，朝鲜在苦战数月后支撑不了而求和并达成“兄弟之盟”驱逐毛文龙。毛文龙失去了在朝鲜的屯田和军械物资供应，招收辽民也出现了暂时的困难，和阿敏几番大战以后主力也有所消耗，前方损失不大，大后方几乎全部丢失了，在缺乏粮草、军械、马匹、物资又被后金重兵防范的情况下，当两个多月后宁远、锦州遭到后金军攻击时，毛文龙毅然出击攻打辽阳策应袁大人，迫使皇太极不得不从宁锦前线撤退，为此袁大人为毛帅表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至此，毛帅和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丁卯之役”中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丁卯之役”中毛帅奋力反击阿敏，并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等地取得“五战而五胜”，而中袁大人却在宁、锦“观望养敌”、“消极策应”、“敷衍了事”，导致盟友朝鲜向后金妥协而驱逐毛帅。在两个多月以后的“宁锦大战”中毛帅不顾东江镇已经十分艰危，毅然出击策应袁大人，连自己都挂彩了。“宁锦大捷”中袁大人自己提出的“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化为了泡影但却“胜”了，而毛帅“丁卯之役”中的“五战而五胜”却在以后被袁大人加上了：“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
、“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等罪名……这也真可谓一奇观了。
熊廷弼最为著名的谋略就是“三方布置策”
这个方略的核心是固守广宁，由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出击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战时可让后金首尾不能相顾，守时可多个方向威胁后金达到钳制其行动的目的。后来熊廷弼又提出要争取朝鲜策应，要派人在义州调度协调，收留辽东不愿意受后金压迫的流民编练成军，作为和登、莱方向的组成部分，扩大了对后金实行战略包围。实际上后来毛文龙开创东江镇，与后金大战辽南、抄袭辽阳、偷袭辉发、赫图阿拉、策反辽南边民和官吏，驻军皮岛并接受朝鲜的粮饷物资支持，接收辽东流民在朝鲜屯田，已经实现了“三方布置策”里“争取朝鲜策应”的设想，天津、登、莱从海上配合也不成问题，只是广宁给王化贞丢了。虽然明朝失去了广宁，但却引来了蒙古林丹汗，在熊廷弼指挥撤退中断后的不是王化贞，而是蒙古军队。明朝通过外交手段让蒙古和后金开始对立，这样蒙古代替广宁的明军对后金形成牵制，力量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此时变成了“四方布置策”——蒙古代替广宁方向的明军队牵制后金；山海关的明朝主力依然存在且关门稳如泰山并封锁关内粮食运入后金的通道；天津、登、莱方向从海路援助毛文龙的东江镇，在辽南给予后金袭扰；朝鲜也参与到对后金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之中，后金获得粮食的最后一道门被关死了。后金虽然获得了城池，但怎么说也就在辽东，大旱和严寒是躲不过去的，坐吃山空会饿死，出来劫掠面对的则是赤地千里和四面受敌。熊廷弼看似“溃败”的战略撤退其实是要逼迫后金入死地。熊廷弼如此的安排，既没有开销巨额的军费到辽东、辽西去驻军，也不用去修筑什么城池，还成功的阻止了后金掳掠辽民，而辽民在关内屯田不仅减轻了朝廷运送粮食接济辽民的费用，还可以让朝廷增加一点税收，比每年空耗几百万两银子强多了，而代替广宁方向明军的是蒙古林丹汗的军队战力有增无减，在朝鲜的东江镇还是朝鲜负担费用，让不堪重负的朝廷财政不再在辽事上有过多的负担。熊廷弼此谋略可谓功在社稷、造福黎民，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军民，只是太对不起自己了，因为“丧师失地”的罪名死于党争迫害，冤死狱中，传首九边……
其实，熊大人的这番布局还隐隐透着凶悍凌厉的杀机，若是后金真的犯傻来冲击山海关关门，势必精锐尽出，明朝在此地和后金决战，各方兵力聚集，且依托山海关雄关天险，够后金啃半年也说不定。且不说后金补给线延长，粮草接济必然困难，本来就是出来抢粮食的，结果变成了耗粮食，这首先就事与愿违了，时间稍微一长，对峙后两厢消耗起来后金就凄惨了……而最要命的则是隐藏在从沈阳到山海关路上的杀机。沈阳到山海关沿途千里迢迢，有大凌河、小凌河、辽河阻断，若是封冻时节还好，但开春以后冰雪融化了，在相持阶段期间，明朝完全可以出动水师，封锁大凌河、小凌河断其粮道，同时水陆并进沿辽河北上抄袭沈阳。明朝的水师非常强大，那时候别说是亚洲，就是世界上也是难逢敌手的。北上抄袭沈阳部队的粮草可以让舟师运送，明朝再不济漕运海运能力还是非常强大的。有辽河作为屏障沿途“凭舟船，用大炮”那还不简单吗？水陆并进的明军若遇上后金军，完全可以在河边布置一个阵地，步军战阵弧形排开且两头抱河，然后由水师炮船沿河一字排开，用炮火保护这个阵地，配合步军用火炮攻击后金军……对古代兵法战阵有了解的应该立刻认得出这个战阵，更应该知晓它的威力和对付北方游少数民族铁骑的功效，这就是宋代文豪辛弃疾以
“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豪迈的词句赞扬过的一位统帅发明的战阵，这位统帅就是曾以诸兵军协同作战击败北魏精锐铁骑的刘裕，这个战阵就是鼎鼎大名的“却月阵”，经过击败北魏精骑一战“却月阵”威名大振，常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以至一谈及如何“以步制骑”，必言“却月阵”，在这里只不过是将弓弩换成了火炮，威力倍增而已。
刘裕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刘裕从隆安三年(399年)第一次参战军事行动算起，到义熙十三年(417年)灭亡后秦，刘裕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平息战乱，先后击败了孙恩、卢循的海上起义，消灭了桓玄、刘毅等军事集团；对外致力于北伐，取巴蜀、伐南燕、灭后秦，从一名普通的军人成长为名垂青史的军事统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却月阵”是在距水百余步之处用战车百乘布下弧形“却月阵”，两头抱河，以河岸为月弦，每辆战车设置7名持杖士卒，共计700人；布阵后，再派2000士兵上岸接应，并携带大弩百张，每辆战车上各加设20名士卒，并在车辕上张设盾牌，保护战车。刘裕凭“却月阵”以近2700名步兵破魏军3万多骑兵，显示了强大的威力，跟明朝将领俞大猷曾指挥百辆炮车，步骑3500人，在安银堡大败数万鞑靼骑兵非常类似。从兵力悬殊上讲，这两位对付骑兵的能力比后来的八国联军还牛。
明军以“却月阵”而“凭舟船，用大炮”若能战则可大量杀伤后金军，若不能战则相机撤退到舟船上渡河而去，或者顺流而下，只要作好侦防，可战则战，不能战则避，十分的安全稳妥。利用水师、步军配合在大凌河、小凌河阻击后金军回援也是一个道理。而封锁河道阻断后金粮道其实是个超级简单的任务，只需要干掉后金的浮桥就可以了，以明朝庞大的战舰去破坏几座浮桥，那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大家不要以为以上仅仅是想象而已，其实是完全有条件的实现的，于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出镇山海关的孙承宗就熟悉类似“却月阵”这种战法，他曾经创造性地将战车、舰船和火器结合在一起，创建了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十二车营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以火器为主要装备的海军，还组建了从海上登陆作战的两栖部队，并撰写了专门论述火器与战车配合战术的军事著作《车营百八扣》，他在叙述宁远防卫之时还具体提到了如何实施这种战法：“……当宁远冲，与觉华相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明史—孙承宗传》）。
若这个杀机实现了，会导致在关门下的后金军主力粮草被断绝，十天半月以后就彻底完蛋了。无论是丧失关门下的主力，还是被明朝军队捣毁了后方，后金那点家当都是承受不起的。由此可见，广宁一败就说山海关岌岌可危，完全是危言耸听，若真是如此恐怕连宁远城都没有可能安然修筑。
如今的局面对于后金来说是山海关关门外杀机四伏，蒙古虎视眈眈，在辽南还经常遭受毛文龙的偷袭，甚至赫图阿拉都受到威胁，而朝鲜更是给毛文龙提供军械、军饷、粮草，还划出“闲田”为其收留的辽民屯田。后金这时候四面被封锁被牵制日子很不好过，更为严重的是没有一粒粮食能接济进来，断绝了互市以后连食盐都短缺，若去劫掠明朝则要经过赤地千里，而坐吃山空又会饿死，甚至被奴役的汉民也因为有了毛文龙的东江镇而纷纷逃散，后金在天灾的煎熬下还逐渐失去经济基础和生存的依托，长此以往必将一步步被迫入了绝地。
这个策略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是从明朝生死攸关的大局出发，让等待救济的辽民自给自足，让朝鲜参加军费的承担，让广宁方向的军队由蒙古林丹汗代替而节约了开支，固守山海关关城是运用了现成的资源而节省了重新修筑城池的费用，不仅将明朝在辽东的费用减少到了极限，还摆出了一个杀机暗藏的局，并且同时制约了努尔哈赤发展的后劲。
此时，明朝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保持熊廷弼以“传首九边”的牺牲换来的态势，同时加强山海关的防御；全力支持东江镇逐步壮大；保证朝鲜不离开对后金的军事和经济封锁；联络蒙古的林丹汗，一来可共同牵制后金，二来可以让其他几个与林丹汗相临的边镇获得稳定，不让边防再出现其他问题；决不对后金开马市，决不让一粒粮食流入后金的地盘；同时坚壁清野不让后金有劫掠粮食和掳掠人口的机会，让后金充分的享受天灾；明朝则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将有限的财税收入用来解决更为棘手的国内问题，一旦国内问题缓解了，财政危机挺过去了或者连年灾荒结束了，那时后金还没有饿死再一举荡平。
在辽东、辽南这些被后金所占领的地方，毛文龙是执行熊廷弼的策略中在敌后展开策应的核心人物。早在广宁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练兵的游击毛文龙就受王化贞、熊廷弼派遣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当时他仅率家丁、军士二百余人，按照许多网友的说法真比李云龙还不如，可后来毛文龙就是用这个班底在敌后策动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可惜他这个家丁的班底也为以后袁崇焕杀他留下了祸根，袁崇焕罗列的十二条罪状中有此一条：“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六当斩；”一个仅二百余人的家丁班底，在乱世以收罗家破人亡的流民为主要兵员，在征战多年以后有相当的毛姓士卒并不奇怪，唐伯虎点秋香进华府当家丁还叫华安呢，关二爷自养子关平以下有多少姓关的？岳家军又有多少姓岳的？也都算是当斩的罪状吗？这袁大人的标准在向谁看齐了？
天启元年（1621年）五月，毛文龙率部由三岔河泛舟到猪岛、鹿岛、禽岛、石城、长山、色利、獐子等地收编流落的辽民。七月初，得报后金镇江守将佟养真派兵外出，于是令千总陈忠过江，潜入镇江联络内应陈良策接应，毛文龙于当月二十日深夜亲率领三千人马攻入镇江，生擒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等六十多人。镇江大捷以后，全辽震动，宽甸、汤站、险山等城堡相继归降毛文龙，一时间“数百里之内，望风归附”（《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毛帅东江），“归顺之民，绳绳而来”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5），毛文龙因此功授参将，不久又晋升为平辽总兵。
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毛文龙派麻洋岛守备张盘率部夜登金州海岸，一举收复金州，旅顺。此时，努尔哈赤正准备挥师南进占北宁、兴城，但在金州、旅顺、镇江相继失守以后，努尔哈赤不得不于同年九月调动南下的后金主力去攻打镇江城，在重兵围攻下镇江城失守，大部分明军壮烈殉国，毛文龙率一部分官兵突围。
针对毛文龙的威胁，努尔哈赤命贝勒阿敏、皇太极等人率领大军前往镇压，毛文龙退入朝鲜境内回避，后金遣使赴朝致书说：“如果我两国真心想友好相处，那么就逮捕毛文龙、陈良策交来。”
（《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8，天命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但朝鲜并没有驱逐毛文龙。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龙派遣部将陈忠率兵攻克了后金占领的樱桃涡、涡站。
天启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部驻旅顺的张盘率兵北上奇袭后金军，“建州兵奔窜，永宁等堡俱下”。不久，后金反攻大举南下，张盘因孤军深入而不敌率兵回旅顺。次年春，“建州又率万骑来攻旅顺堡”，并遣使对张盘招降，张盘斩来使。后金军围城，张盘率部在旅顺南北两山夹击后金军，“建州兵大败而去”。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亲自率部与后金军在凉马佃大战一场，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后金限于主力集结在西南前线，无力进剿毛文龙，而毛文龙也由于兵少将寡，粮草不济，而无力进攻，双方对峙或周旋，战事呈胶着状态。此战虽未取胜，但是它具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后金政权深刻的感到有毛文龙的存在就不能不考虑后方的安全，而毫无顾及地南侵。
由于后金兵几次入朝进击毛文龙未果盛怒，朝鲜为了杜绝事态恶化便让毛文龙进驻皮岛，“恐有日后之患，言其利害于毛将，使卷入海岛”（《朝鲜李朝实录》）。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十一日，毛文龙率部进驻朝鲜皮岛。朝鲜为了防范后金便大力支持毛文龙，划闲田、免征税、助军饷、给粮食、补充大批火器等。毛文龙在朝鲜的支持实力大增，除了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外，还收留流民十余万。
由于在朝鲜得到休整和补充，毛文龙更积极的对后金开展袭扰，除在正面战场上不断军事出击外，毛文龙还派人潜入后金鼓动辽民起来反对后金政权。
1623年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同时还带领一些辽民揭竿而起，聚众“叛乱”。虽然毛文龙这些行动规模不大，但对后金腹地的民情影响却很大。1623年成为了后金地区民情紧张的重灾年份，因为有了毛文龙的存在，后金地区反抗后金残暴统治的运动便风起云涌，经常有后金的官员被各种名义骗去杀死，甚至连满人购买的食物都经常被下毒，以致于满族妇女购买食品后要记录下店家的名号。该年，复州（辽宁复县）城就一万一千余男丁叛逃，投向明朝（《满文老档》，太祖卷56）。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毛文龙在开创东江镇后以一系列的辉煌战果已成为后金的“腹心之大患”，而可悲的是袁崇焕杀毛帅的时候最后一条罪状居然是提到“观望养敌”曰：“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
”看来袁大人颇有蒋委员长的风范，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也确实“心有灵犀”……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孙承宗出镇山海关，在毛文龙接连袭扰后金、攻取城池、策反边民的时候，孙承宗则稳固了山海关关城的防御。努尔哈赤虽然于1622年年初就攻下了广宁城，但在熊廷弼坚壁清野，王在晋、孙承宗坚守山海关关城，毛文龙不断袭扰后方的策略下，其进攻锋芒被成功的遏制了。虽然毛文龙于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退守皮岛，但在次年即1623年后金腹地却被毛文龙搅得天翻地覆。此时，孙承宗看准时机，开始修筑宁远城，并启用觉华岛配合东江镇对抗后金。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孙承宗命令袁崇焕率军进驻宁远，这离他出镇山海关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这段历史大家都很清楚，在此就不赘述了。不难看出宁远城的修筑之所以会如此顺利，跟毛文龙的东江镇在敌后的牵制作用有相当大的关系。
还需要说明的是，袁崇焕最为人所熟知的功绩都跟宁远有关系，宁远是明朝自广宁失守以后，明朝军队前出山海关显示在辽地军事存在的步骤之一，也是以这种方式策应东江镇、蒙古、朝鲜等各方共同牵制后金的重要举措，这个策略是在孙承宗的全力争取下确定的，并在他支持下进行的，没有孙承宗亲自出塞实地考察，回京师以后“又上十余疏”且在内阁周旋，以及后来他以帝师身份守辽，就没有从朝廷到地方给予宁远修建的支持，没有毛文龙在后金腹地搅得天翻地覆，没有熊廷弼的坚壁清野，没有王在晋、孙承宗长期固守关门遏制后金锋芒，单单凭袁崇焕是修不出宁远城的，而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宁远也不是离了他袁崇焕就不转了。综上所述，宁远的修筑并非袁大人一人之力。
袁崇焕于天启三年（1623年）九月开始进驻宁远，在宁远城修筑完毕以后，宁远和觉华岛就成了东江镇和后方的重要联络地。从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开始，毛文龙的战功清点都是先送觉华岛查验以后再送北京兵部的，所谓战功清点主要是毛文龙斩获的首级，这是孙承宗的意思，在觉华岛清点人头的自然是袁大人。《两朝从信录》有这样的记载：“关外道监军副使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首级三百七十一颗，俱是真正壮夷”，这就是说毛文龙的功劳都是袁大人清点的，可斩毛帅的时候，袁大人居然列了一条：“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若毛文龙每次都“尽欺罔”而冒功，那袁大人估计也脱不了干系，值得一提的是袁大人“宁远大捷”也只不过斩首200余级。
由于天启四年（1624年）后金加强了辽南地区的统治，又派了重兵防范辽南，如往常一样抄袭辽南失去了突然性，所以毛文龙于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派出一支特潜部队，沿鸭绿江秘密北上，进入长白山区，在后金的大后方开始袭扰，毫无思想准备的后金军在高岭、沙松牌大战中大败，仅军官就有16人被俘。为了配合这支部队作战，减轻其压力，毛文龙又于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亲自组织和指挥了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岭三场大战，三战三胜。后来，后金调集重兵前来增援，毛文龙又退守到朝鲜。
由于天启三年（1623年）后金遭受占领区民众反抗激烈，于是在次年采取了一些列的镇压措施，毛文龙在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和七月的局部袭扰又被击退，所以后金腹地显示了暂时的平静。此时正值袁大人“东巡广宁”，前面提到过天启四年（1624年）九月，袁大人“东巡广宁”后就申请恢复锦州，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是多么缺乏战略眼光的表现，所以孙承宗马上就驳回了他的要求。《明史》有记载：“袁崇焕东巡，请即复锦州、右屯诸城，承宗以为时未可，乃止。”由此可见，孙承宗确实谋略过人，而袁大人只是不知不觉修了宁远就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量了。
虽然正面战场上毛文龙作为偏师实力不及后金，但在策动边民反抗后金暴政的方面却成绩斐然。辽民对后金的反抗经历了天启四年（1624年）的低潮，但在后金的残酷镇压下也积蓄了辽东民众的怒火，在次年终于爆发了。天启五年（1625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属张屯的汉人秘密联络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本屯的满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8页），同时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装斗争。
面对如此的形势，孙承宗积极通过海路支持东江镇。孙承宗于天启五年（1625年）向毛文龙控制的旅顺增兵，进一步策应后金内部辽民的反抗。此举将巩固这一个收留辽民的据点，而从登、莱方向调军队来守卫可以减轻毛文龙的压力，让毛文龙更能深入敌后有所作为。天启五年（1625年）努尔哈赤侦知明朝派兵一万“由海上至旅顺口，葺城驻兵”，感到对其构成军事威胁，于正月命令三贝勒领兵6000，直攻旅顺口。这次后金军对旅顺的突袭来势很猛，经过激烈战斗，连续两次打败后金的张盘及部将朱国昌相继阵亡。但后金军占领旅顺后，因慑于毛文龙据守皮岛，随时可能攻其侧背，故未敢久留，只是掳掠财物，摧毁城垣，引兵而退。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明朝的登莱巡抚武之望“遣部将张攀守旅顺”。
接防旅顺之后孙承宗又下令明军进驻锦州一带，《明史》记载如下：“至五年夏，承宗与崇焕计，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孙承宗此举是将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存在又推进一步的表现，但却没有要和后金决战或要将战线再往前推移的意思。孙承宗一直和阎鸣泰将锦州这个“非扼要之地”只能“悬为虚著，慎弗狃为实著”的思路不谋而合，并且对“止可设为活局，慎弗泥为死局”的理解很透彻。其实这个道理也不复杂，锦州地处小凌河和大凌河之间，由宁远至锦州时又必须经过塔山、松山、杏山才能到小凌河，如果任何一处被制约，那锦州就和后方断绝联系了，袁崇焕在“宁锦大战”时无法有效增援赵率教，洪承畴在“松锦大战”时救援不了祖大寿都是因为这个地理缺陷，大凌河城的失败的原因也非常类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孙承宗的步步推进非常老道精准，既延续了熊廷弼、王在晋“坚壁清野、决战关门”的战略，又不时推进锦州、旅顺“悬为虚著”，实际上则在东江镇作文章，以达到低成本牵制努尔哈赤、袭扰后金，策反搅乱对手后方的作用，进行了四年成功的守辽。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孙承宗因派明军袭扰大凌河，大将马世龙被小挫而被罢免，由高第接任。其实，孙承宗出击大凌河也是延续袭扰后金，表示明朝军事存在而策应东江镇在后金后方作为的举措?/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