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3-11-05
墨子的尚同思想
墨子生当春秋战国之时，其时王室陵夷，各国间则争战不息。墨子视此为乱像。墨子所谓乱者，既起因於人之不相爱，亦由於当时是非不一。因而主张兼爱、非攻、尚同等诸说。墨子以利言兼爱，而尚同亦本於兼爱而立。尚同者，即人民上同於其正长，正长再上同於上一级之正长，最后则上同於天子，而天子再上同於天志。所谓天志，即是兼爱。墨子以为当兼爱思想与尚同制度被落实时，既可解决当时的乱像，亦可使人民处於和谐安乐的社会之中。然而墨子忽略了兼爱是一道德思想，而尚同则属政治社会制度。要求政治中的道德可，同时也是必需。但期待兼爱借由法治来实现则势与其兼爱思想违背。因道德与法治本属两个层次。墨子忽略了这个问题，将使其尚同思想於实践上有了局限。本文即欲探讨此一问题，以说明墨子兼爱未必可行，及尚同思想的局限。
关键词：兼爱、非攻、尚同、天志、尚贤
一、前言
从春秋进入到战国，时代有很大的变动。清王夫之称此交会之际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从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战争形态，乃至各国间的形势，都有很大的改变。这种变动有时是一种进步，但更多时候则是一种乱象。周朝原有的礼制在春秋已然解纽，封建制度瓦解。及至战国时代，各国间的争战更加剧烈。社会的制序必须重新被建立。面对社会纷乱，攻战频仍的时代，许多思想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墨子是其中之一。[1]
墨子对秩序之因何纷乱与应如何重新建立，散见於《墨子》一书中的许多篇章。这些与重建秩序相关的言论，其实可以归结於同一体系下，尚同。尚同理论的形成，是相应於时代环境的弊病。每一秩序皆有其价值观，墨子尚同理论中的价值观来自於天。但墨子基於天志所建立的理想社会，理论上已不甚圆满，而墨子又忽略了实践上的局限。本文即是对墨子尚同理论加以说解，以明其困难处。
二、尚同的意义与原因
墨子的尚同思想，即是一种政治社会思想的主张。尚即是上，按墨子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以天子为首，下分层层组织的社会。而关於此社会种种的制度均以天子之意见为主导，而天子再上同於天。亦即，这个理想社会的政治运作，乃是一由上而下的过程。
至於为何需要尚同？是因为是非标准不一，《墨子�6�4尚同上》云：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合。……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於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2]
由於是非标准不一，人各是其义，所以天下为乱。墨子此处是以为，於远古之时，当社会制度尚未被建立时，人民处於自然状态下。所谓自然状态是指，此时於人类中尚谓有一套共同的规范被建立（即或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亦然）。所以各是其义，便容易相互争斗攻伐。因此，基於欲解决此种乱象的需要，社会乃至政治制度於焉产生。
如果说墨子的这种政治社会起源观，是来自对人类文明进展的观察，那麼其由此而发展出来的政治社会思想，亦应根於史实的基础上。但其实不然。人类文明的进展，确实很可能如墨子所说，是由较为原始无文的自然状态而发展出种种的社会制度、规范。（也不必全是。）但墨子所关注的焦点显然不在历史的发展现象上，而在於其理论的本身。换言之，上所引的原文中，所谓「天下之乱，若禽兽然」者，其实正欲方便墨子藉此以阐述其政治社会的理论主张。也就是他的尚同思想。墨子对社会制度的解说并不停留在其起源上，而是据此以过渡到他的尚同思想。春秋之时王命已经不行，及至战国，各国更是自是其政。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3]春秋已是如此，而战国尤烈。道不自天子出，则是非不能齐一，有见於此乱象，故墨子有尚同之说。
三、尚同的方法
墨子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一由下而上、层层节制的体系。从天子以下，分为若干阶层，每一阶层都有其正长，其情形如下：
天子——三公——诸侯国君——正长[4]
每一正长的产生，皆由其上之官长选择其贤良有智慧者担任，〈尚同上〉曰：
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已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已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5]
此种分层建制的方法，除了基於分工的需要外，其最大目的是在为民兴利除害：
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游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尚同中〉）
选立的原则在贤。然而，何为贤？为何要进贤？而又要如何任用贤人？这便涉及到《墨子》一书中的尚贤思想。
墨子尚贤思想，有其时代的积极意义。按周本行封建制度，封建的依据来自宗族间的血缘关系。及至春秋中期至战国时代，封建制度不行、行将瓦解，亲缘关系解纽，各国之间竞相发展其实力。此时社会制度及阶层关系、经济行为、乃至军事规模与夫战争方式等，都渐渐在改变。这种演变发展至战国时期时最为剧烈。由於宗周血缘间的亲亲关系解纽，而市井布衣之人的地位渐渐提升，进入社会结构的中心。「士」已由原来男子、武士的意义，转为指有道德修养或具才干能力之人。[6]各国因为要发展其实力，因此便进用为布衣阶层而具有才能之人。这个现像，多少受到当时思想的影响。战国之际，诸子如墨子、孟子、荀子、韩非乃至老子等，对於尚贤思想不论赞成与否，皆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而墨子於诸子中，则是最早且最明确提出其尚贤理论。[7]墨子论当时王公大人之为政：「政以为便譬，宗於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尚同中〉）其时之置正长非为百姓，乃是为己。若此，则民不愿上同，而正不得行，因此墨子提出尚贤之要。
子给弟子们描绘理想的社会大致是这样的：在实施正确的方针政策时，可以让举国上下自觉崇尚社会公德。把德能兼备的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都来讲究信义、构建和谐。因此，人们不只是尊敬赡养自己的父母，不只是慈爱抚育自己的子女，还要使所有的老年人能老有所养、终其天年，有劳动能力的中年人都有工作收入，小孩子们能受到教育、顺利成长，让那些老光棍、老寡妇、没了父亲的孩子、没了后代的老人们以及残疾病人等都能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男人要有职业，女子要及时嫁人（注意，现在还要求晚婚晚育、男女平等、同工同酬）。人们憎恶不爱惜钱财的行为，却不是把钱藏在家里而为了独自享用；人们也憎恶那种在共同劳动中不肯尽力和只谋私利的行为。这样一来，社会上就不会有搞阴谋欺诈、抢劫偷盗和危害社会治安的人了；所以呢，家家户户都不用关上大门了。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大同社会。
二
现在看来，孔子对理想社会的要求并不是很高的。他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主要表现为对领导人选拔标准与素质的基本要求，人与人之间的亲融和谐以及社会秩序的安定顺达。这是孔子在那个“礼崩乐坏、世道衰微、天下无道”的时代为重塑人事、人际秩序而凄遑奔走，为确立人们的道德自律意识而发出的呼喊。虽然孔子的“大同”思想在正处于历史进步的时代因其具有明显的原始共产主义和“乌托邦”双重缺陷而不可能被统治者采用（事实上他老人家做官时自己也没能做到），但是作为一种政治的、思想的道德准则，还是作为一项普遍的真理而载入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宝库，成为为历代改良者、革命者甚至开明一点的集权者反复引用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