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被中国传统史学界认定为中国上少有的“明星皇帝”。盛世局面的形成除了归功于他出众的文才武略，而高超的用人艺术更是关键所在。其用人思想历经重重岁月而光辉不减，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才行并举
唐太宗以才行取人的思想，不同于曹操的“唯才是举”，其人才标准更为全面，是兼顾才能与德行两个方面，其中的“行”作为人才标准，则更具有动态性和实践性。唐太宗在人才评价标准上突出德的首要地位，强调人才道德素质的首要价值。德是才的统帅，决定才发挥作用的方向和力度；才是德的支撑，影响着德的作用和范围。无德之才必将对社会造成巨大伤害和损失。
弃怨用人
唐太宗非常赞赏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举人胸怀。他一贯主张：“只要是真正的人才，即使是子弟和仇人，也不得不举。”宰相是朝廷重臣，任命时皇族是十分慎重的。唐太宗皇帝生涯23年，在先后任用的12个宰相中，有的是前朝的皇族，有的是高祖李渊重用过的人，这些人能为太宗所用，正体现了唐太宗非同凡响的择人标准和胆识。与朱元璋“吾当以投诚为诚，不以前过为过”的用人思想具有相似之处。魏征曾经是李建成的心腹，也是谋害唐太宗的罪魁祸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竟成了他的高参和宰相。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是中国封建帝王时代最理想的君臣关系。魏征病逝，唐太宗亲临吊唁，放声痛哭，并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夫以铜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知兴替;以人为镜,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施恩御人
唐太宗常以“亡隋为戒”，任贤纳谏。当贞观盛事已经形成后，回顾自己的用人思想时，他颇有感触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初，上书者皆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惟有魏征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朕从其语，天下大宁（《旧唐书・魏征传》）。是“威权独运”以用人，还是“布德施惠”以用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思想，必然造成不同的君臣关系、上下关系，并且最终造成不同的人脉关系和政治局面，这已为所反复证明。唐太宗接受魏征的建议，在用人时除了牢牢掌握权力驱动之外，还大力培植与臣下的亲和关系，即同时运转权力驱动与情谊驱动这两个动因去驾御人才。
赏罚分明
赏罚乃统军御众之柄。唐太宗在《贞观政要・卷三・封建篇》中强调“国家大事，唯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他的堂叔李神通，既是开国元勋，又是他的救命恩人。封官定爵时，李神通不甘人后，李世民当即指出，“叔父首倡举兵反隋有功，救我之命终身难忘。但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你曾全军覆没；刘黑达卷土重来，你又望风而逃。我不能因为你是皇亲国戚就滥行赏赐。 ” 唐太宗在用人治事时，对各级官吏始终严格考察，按照政绩来决定升降，不受诌媚，赏罚严明。为此，他还设立了专门的考功机构，制定了“四善”、“二十七最”的考功标准，以此作为监察官吏的尺度。
如器用人
唐太宗把用人比作好木匠做家具：“智慧的人取其谋略，愚笨的人取其力量，勇敢的人取其神威，怯懦的人取其谨慎，各种人物要兼而有之。良匠不放弃任何木材，明君不放弃任何人才。不要因为有一样短处就忘掉他的长处，也不要因为毛病而掩盖他的功绩。可以取长补短，人尽其用。”正因为唐太宗对大臣总能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所以贞观时期群英荟萃、人才济济。有的学富五车，有的深谋远虑，有的英勇善战，有的刚正不阿，有的办事干练，有的沉稳慎重，有的热情洋溢，四方辐辏，八面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