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主席，我这次来，就说三句话：第一，您不能老；第二，您不能病；第三，您不能退休，因为，我们工人需要您！” 在昆明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工人，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只为亲口对杨丽说这么一句话。 干了33年工会工作的杨丽，顿时泪流满面。 帮扶：“对待困难职工，我们必须要用100%的心” “我可是工人出身，车工、钳工、铣工，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与共和国同龄的杨丽，十分珍惜自己十来年的工人经历。从普通工人到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杨丽更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端着工会的饭碗，就要对工人负责，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怎么能对任何一个不好？” 为了更多地照顾这些“兄弟姐妹”，从2002年11月昆明市困难职工帮扶中心成立以来，杨丽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岗位。工作再忙、事情再多，杨丽每周至少要抽出半天时间，来这里面对面地接待职工，“只有看着他们，我才能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多么的重。”帮扶中心的桌子要比标准桌窄一些，这是杨丽亲自设计的。她说，这样会离职工更近，可以零距离听他们讲述心里的苦闷。 在这里，杨丽听过太多的悲欢离合，见过太多的艰难困苦。“夫妻双双下岗，儿子待业在家，一家三口挤在一间3平方米的小屋里……”53岁的李应美，刚见到杨丽就倒起了苦水。 “他们家的情况确实很困难，既是‘4050’人员，又属于‘零就业’家庭，不管从哪个方面，我们都要解决他们家的问题。”在杨丽的帮助下，李应美到帮扶中心的就业基地找到了岗位，妻子和儿子也有了自己的工作，家里的生活正在逐步好转。 “捧着一颗心来，不衔一根草去。”这两句话，是杨丽的座右铭，也是她从事工会工作33年来一直坚守的道德准则。 为了这一承诺，杨丽多方协调，硬是说服相关职能部门，将退休职工个人医疗账户上的金额，由20元提高到40元。仅此一项，就惠及19万低收入退休职工。这其中，很多人并不知道是杨丽在坚持不懈推动这件事情，但杨丽并不在意，“很多事情，别人看可能只有1%，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就是100%的大事。对待困难职工，我们必须要用100%的心。” 在杨丽的帮扶经历中，为了替职工讨回公道而得罪人的事情，简直是家常便饭。但哪怕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杨丽也决不退让。 59岁的米民，夫妻俩都是昆明某特困企业的下岗职工，全家的生活靠儿子开出租车来维持。然而，2002年9月，马上就要结婚的儿子在送结婚请柬时，竟被一家酒店保安殴打致死，米民一家陷入巨大的悲恸中。 接到米民求助电话的杨丽，马上安排帮扶中心为米家提供法律援助。官司最终胜诉了，但判决的23万多元赔偿款，却遭遇了“执行难”。拿不到钱，米民一家的生活即将触礁。 为了尽快妥善解决这个问题，杨丽亲自找到法院院长，要求加强执行工作的力度。在杨丽的不懈努力下，法院执行局的法官终于表示，如果不交出执行款，将封酒店。 “你好歹也是一个堂堂的市级领导，为了一个小工人，得罪一个有影响的企业家，值不值？你到底图什么？”酒店老板质问杨丽，“反正我现在没钱!如果酒店被封，我就叫酒店的几百名员工找你要饭吃。” 一边是望眼欲穿、等米下锅的米民，一边是故意耍无赖的老板。杨丽立即从自己的工资卡上取出1.62万元，替老板垫付了执行尾款。米民的燃眉之急解决了，可喜的是，酒店老板最终被感动，不仅主动偿还了杨丽为他垫付的执行款，还伸出了佩服的大拇指，“昆明的工人有你这样的工会主席，好福气！” 多年来，杨丽被评为全国优秀工会工作者、全国工会十大帮扶模范先进个人等众多荣誉称号。她所在的昆明市总工会，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再就业先进单位、全国工会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工会模范帮扶中心。 劳模：“工会组织怎么能撒手不管呢？” 今年已近90岁的老劳模陈建宝，穿上杨丽送来的新衣服，高兴地合不拢嘴，说起杨丽关心劳模的事，老人打开了话匣子。 陈建宝老伴病故，3个儿女全部下岗，一家人仅靠他的退休金生活，日子十分艰难，可老劳模从不向组织伸手，他每天到垃圾堆捡破烂、到菜市场捡菜叶补贴家用。由于他是外省口音，有一天竟被城管当作盲流人员收容……了解情况后，杨丽马上来到陈建宝家，眼前的一切令她吃惊：陈建宝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但墙上还端端正正地挂着当年毛主席接见他的照片和奖状，杨丽心里真不是滋味。当老劳模拉着杨丽的手，一个劲地说：“杨主席对不起，我给组织添麻烦了；我没去干活，还能拿到退休工资，比旧社会好多了！”杨丽的心碎了。 杨丽红着眼圈告诉记者：“这些老劳模为共和国的建设和改革，献了青春献终身，现在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遇到暂时的困难，党和政府、工会组织怎么能撒手不管呢？” 昆明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涌现出全国劳模72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38人，省部级劳模868人，市劳模13363人。多年来，有些劳模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他们到晚年大多数疾病缠身；有些劳模又因为当年一心扑在工作上，对家庭特别是对子女关心普遍不够，不少劳模的子女在学业、工作中常常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让劳模心中对家人常存一种负疚感;有些劳模由于退休年代早,退休金少,加上医药费改革,企业机制改革……多方面原因造成了劳模的生活困难。 在市总工会领导下，昆明市自愿组成劳动模范协会，杨丽担任会长。在杨丽的带领下，协会为解决劳模待遇、落实劳模政策殚精竭虑；为尽快优化劳模知识结构聘请专家教授为劳模“充电”；为劳模及时传递种种政策信息而整日奔忙。同时，杨丽还积极向市政府反映劳模困难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很快市政府做出决定：自2004年起由市财政安排50万元，用于解决市级困难劳模的困难。2004年至2007年，通过昆明市劳模协会对所属市劳模进行调查统计、汇总、分析，共计帮扶困难劳模2498人次，发放帮扶金300多万元。 维权：“您的事，工会管定了” 采访时，杨丽的手机不时会响，有找她反映情况的，有对她表示感谢的，“我的电话号码，很多人都知道，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 找的人多，要帮忙的事就多，“走在路上”，成了杨丽多年来养成的工作状态。“有时候，我也想停一停，但一想到很多困难职工、农民工还等着我们去帮助，心里就开始着急了。” 即使是“走在路上”，杨丽也不忘去帮助别人。 “这个病人，就是我自己找来的。”杨丽嘴里的病人，指的是来自云南昭通的农民工吴常平。他在昆明某采石场打工时，被石头砸伤小腿。受伤后，老板把他送到医院，丢下2000块钱就跑了。因为缺钱，专程赶来照顾吴常平的妻子，只好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晚上垫着纸板睡在病房的地上。连一家四口的饭，也是邻近的病友们帮忙凑起来的。就这样省吃俭用，还是花光了吴常平一家全部的积蓄。医院随即停了吴常平的药，治疗被延误的他，右腿肿得几乎是正常时的两倍。 就在吴常平一家走投无路的时候，杨丽恰好到医院去慰问病人。“我发现他腿肿得厉害，老婆又坐在旁边哭，可怜得很，就过去问是怎么回事。”了解情况后，杨丽马上找到医生，协商吴常平继续治疗的问题。 随后，杨丽又打电话给维权中心的工作人员，嘱咐了两件事情：一是在第一时间送特殊救助金来，先保障吴常平一家四口的基本生活；其次，就是安排律师，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干了这么多年的维权工作，杨丽深知，要真正解决吴常平的救治问题，必须找到他的老板。 在杨丽的不懈努力下，事情终于有了好转，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在这段时间里，即使工作再忙，杨丽也要抽时间去看吴常平，还不忘记给吴常平年幼的两个女儿买上件漂亮的裙子。“碰上这种事情，谁都不容易。只有把他的救治和赔偿问题解决了，我才能安心。” “您的事，工会管定了！”杨丽时常挂在嘴边的这句口头禅，不仅说给来求助的农民工听，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目前，在昆明市约有120万农民工，占常住人口的1/4，大多从事着保洁、建筑、家政、装修等苦累脏险的工作。”杨丽告诉记者，“这些年，有许多农民工找到我们帮扶中心寻求帮助，问题主要集中在工伤、工资这两个方面。时间长了，我就想，怎么样才能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于是，杨丽开始探索一条维权之路。2006年，杨丽牵头成立了全国工会系统首家农民工维权中心，开设了专为农民工服务的法律援助窗口，以帮助农民工合法维权。维权中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短短数年间，就为2万多农民工追讨回工资7000多万元，给800多名农民工提供了法律援助。 这其中，四川泸州农民工陈方伦的故事，一直让杨丽记忆深刻。 来昆务工的陈方伦，在某家具公司卸货时，不幸被木料砸伤，造成脊柱损伤下肢瘫痪。经法院判决，用人单位需赔偿陈方伦工伤伤残金共34万余元，但公司老板在支付4万多元后，就躲了起来。 赔偿金无着落，医药费无力支付；妻子带着年幼的孩子，边打工边照顾丈夫；年迈的父亲也赶到昆明，靠捡破烂维持生计；万般无奈，陈方伦一家曾当街叫卖判决书，向社会吁请援助。“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们家的情况，看着让人心疼”。陈方伦一家悲惨的境遇，深深触动了杨丽心底最柔软的神经。 杨丽一面联络同事积极为陈方伦提供法律援助，一面与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她甚至亲自找到法院院长，要求加紧督办，解决工伤赔偿的执行问题。 由于延误了治疗时机，陈方伦腰椎化脓、高烧不退。杨丽立即指示中心，紧急捐助给陈方伦1.5万元特殊救助款，同时还送去1万元的特殊困难救助款及生活用品，解了陈方伦的燃眉之急。 一次次的奔波，一次次的据理力争，杨丽为这个案子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终于，在2007年7月，经法院强制执行，陈方伦拿到了全部的工伤赔偿金。当赔偿金交到陈方伦手上时，他泪如雨下，泣不成声。他的妻子给杨丽跪下，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看到这一幕，我比他们还高兴！”杨丽来不及放松下紧绷的神经，又转身投入另一起维权案件之中。 一个个案例，一份份心血，在维权的道路上，杨丽和同事们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多年前那个“从制度解决根本”的疑问，也在杨丽的不懈努力中渐渐清晰。如今的昆明市农民工维权中心，已经成为农民工心目中一个充满关爱和温暖的家。
